明朝初年的南京城，剛從兵荒馬亂里緩過點氣，街頭巷尾看著熱鬧，可朱元璋坐在皇宮里，屁股底下總像墊著針氈。天下是到手了，可手里這副牌難打——老百姓家里鍋都快見底，朝廷糧倉更是捉襟見肘，最頭疼的是那堆兵，多到養不起，裁了又怕出事，真真是左右為難。
改朝換代之際，裁汰軍隊、遣散流民向來是關乎江山穩固的難題。秦始皇早有法子，調十幾萬軍民去筑長城，把潛在的麻煩變成國防屏障，比空耗軍費劃算得多。朱元璋心里門兒清，面對明初百萬大軍的吃飯問題和安穩問題，于是就學秦始皇那套“以工代防”，發動軍民大修城墻。從南京到北方重鎮，磚石壘起來的不光是擋人的墻，更是把閑散的兵、無業的民變成了干活的力量。這治國的門道就藏在里頭——把隱患消弭在實在的營生里，用實打實的基建筑牢江山根基，這便是城墻背后隔了千年也管用的辦法。
那時候的軍隊人數，說出來能嚇一跳。史料上明明白白寫著，其軍最多時人數達316萬，在靠天吃飯的年月，這簡直是把家底往火里扔。為啥這么多？還不是打仗收編的人太多。元朝垮了后，蒙古騎兵跟沒頭蒼蠅似的，有的跟著元順帝跑了，有的投了王保保，更多的覺得“識時務者為俊杰”，干脆投了明朝，這些人一股腦塞進軍隊，人數能不多嗎？元順帝跑的時候，身邊就6萬戶蒙古人，剩下的44萬戶里，不少都成了明軍的人。再加上各路起義軍湊的熱鬧，這軍隊成分就跟夫子廟的雜耍班子似的，三教九流啥人都有，誰真心跟著朱家干，誰也說不準。
這么些人要吃要喝，朝廷的錢袋子早就空了，裁軍是板上釘釘的事。可裁多少？得拿捏好。北邊的北元還沒死心，納哈出帶著幾十萬部眾在松花江以北晃悠，元惠宗在上都磨磨蹭蹭想翻盤，為此還北伐了十三次之多，精銳部隊肯定得留夠。第一次北伐，徐達、李文忠分兩路出擊；第二次更是浩蕩，三人各帶五萬兵，三路齊發。這么看，百萬左右的軍隊得留著，剩下的就得另找出路。
這些要被裁的兵，要是散到民間，跟北元的殘兵或是地方上不安分的人勾搭上，那新建立的明朝就得變天。朱元璋夜里睡不著，琢磨來琢磨去，與其讓這些人閑著生事，不如讓他們搬磚壘墻！
這主意一打定，南京城就跟開了鍋似的。
城根底下天天跟趕大集似的，原來扛槍的兵成了搬磚的工，附近郡縣的百姓也被征調過來服勞役，秦淮河邊的石灰窯燒得通紅，窯工喊號子的聲能傳到聚寶門。
南京老輩人生前常說，那時候住城內外棚戶區的民工，天不亮就揣著塊糙米餅趕工，女人則在家把稻草搓成繩，好給城墻捆石料。
朱元璋這人精，知道城墻得結實，定下規矩：每塊磚都得刻上府州縣、總甲、工匠的名字，一共九級，哪塊磚出問題，順著名字一查一個準。有回發現一批磚“敲著發悶、斷了有孔”，直接把窯主拉到工地示眾，嚇得后來的工匠，夜里都拿錘子敲自己燒的磚，生怕出岔子。
要說這城墻修得有多講究？最高26米，墻基最寬20米，頂寬2到14米，跟現在三層樓似的。護城河更厲害，周長三萬多米，最寬的地方能跑船，深的地方淹得過人。
13座城門各有各的用處，中華門（那時候叫聚寶門）最神氣，三道甕城跟迷魂陣似的，敵軍進來就別想出去，27個藏兵洞能藏三千多人，和平年月走車過人，一打仗就成了鐵疙瘩。
工地上的日子，說苦也苦，說樂也有樂。軍隊里的人改當工程兵，每天搬磚壘墻，倒比在營里瞎琢磨強。南門城外修了“甕池”澡堂，累了一天的工匠和軍士能去搓把澡；城里的小商販瞅準機會，挑著擔子賣茶水、涼粉，吆喝聲能蓋過夯土的號子。
有個唱小曲的，編了段“城墻高，城墻長，擋住韃子保家鄉”，在工地上傳唱，后來竟成了南京小調的老底子。
就這么著，近百萬之眾干了28年，把南京城砌成了鐵桶。那些可能生事的兵，成了城墻的一塊磚；朝廷不用愁養閑人，還落下個萬年基業。
現在走在明城墻上，摸著那些帶著名字的磚，能想起當年工匠的糙手，能聽見秦淮河邊的號子，更能明白朱元璋的心思——
與其天天防著“假想敵”，不如把力氣花在實處，讓老百姓能踏實過日子，這才是真的穩當。
如今這城墻成了寶貝，游客摸著磚縫聽故事，老南京人在城墻根下棋曬太陽。
誰能想到，六百年前這堆磚石，不光擋住了刀槍，還盤活了一個王朝的日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