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春亮認識，始于五十多年前夏天的一個中午——這話說得有話本味。不過，那天的場景確實像一個精彩故事的開頭。
當時我家剛搬到石化場。出入必須穿過一個大院且從春亮家門前過。那天中午，他站在他家檐下三級臺階上訕笑著用一泡長尿封鎖了我的去路，那高拋線很似機場的水門儀式。我帶著驚詫和原始生殖崇拜的心情，靜等那根拋物線慢慢收攏。然后跨過。轉天中午，他端著鍋盔一樣的搪瓷大飯碗在我們院門口石階上不請自邀地加入我們玩香煙殼的賭戲，彼此已不必再做介紹。從此一路走來近六十年。
春亮本低我一屆，遭逢那年“學制要改革，教育要革命”，學校的畢業季改為寒假，我被延長半年小學；到初中又折騰回來，我又多上了半年，讓他給趕上來了。高中始同班，成了全天候的朋友。
打下深的感情基礎是畢業的那年。以建民為首的我們幾個同學，都鬧騰著要自主支邊帕米爾高原。那邊都落實好了，我和春亮終于沒過得了家庭關，潸然“下架”。今后雖走著不同的人生路徑，青春時代的帕米爾情結卻都蟄伏著。
若按成分論，春亮是有來頭的。父親是抗戰時期海安雅周一帶的游擊隊長。新中國成立后，組織上本要對閭爹（當年街坊鄰居無論老少都這么尊稱他爸）委以重任，可他卻做了一個既糊涂，又清醒的選擇，放棄高位，主動選擇了第三糧食倉庫主任的芝麻綠豆官。春亮后來戲謔乃父為“褲（庫）頭”。說他清醒，是有自知之明：不善手腕，耿直如老農，不如退守一根雞肋二兩酒。說他糊涂，無形中大幅縮水了春亮弟兄本可坐享的“余蔭”。最后，能提供給他們的也僅是：“一直到文革前，我爸都有一把手槍放在枕頭底下”的口惠，并未帶來絲毫實質性裙帶利益和人脈資源。說了這么多，一言以蔽之：春亮后來取得的成績，全憑一己努力。紅二代沒吃到紅利。
高中畢業后他去了紅旗農場。我則進了工廠，起點幾乎一樣。但后來當時代給我們提供了一次改變命運機會時，他牢牢地抓住了，考上了大學。漸而成為了一個出色的“坐而能言，起而能行”的機電工程師和企業管理者。真是：數語道來皆尋常，萬千努力頭懸梁。而我則始終耽于夢想，醉心聽夢一次次破碎的聲音。最終，我倆分別活成了可資后人借鑒的“經世致用”和“不靠譜”的模板。
其間他還出任過韓國一家著名工廠的生產部長。性格如老閭爹一樣耿介、不太善周旋的他，竟能在嚴苛的人際環境中應付裕如，是有點出乎我意料的。后來，還是走出去創辦了自己的企業，承擔設計、制造非標設備。其復雜系數、技術含金量之高非行內人不能體會。韓國老東家陸續給了他不少業務，足可見他情商之高，做人之踏實。對一個人的了解，真是一輩子的事。幾十年下來，他人生雖不算開掛，但一直是腳踏實地地有著并掌握著自己的人生方向。算是我們這批人中的佼佼者了。
春亮的實踐告訴我們：身處同樣的時代，努力與否，才是改變自己命運的不二法門。將失意、失敗推諉于時代，其實是失敗者的自我解嘲。
2017年，我左腿骨折困坐愁城，可屋漏偏逢連天雨，那天半夜，妻子突發全身麻痹，心臟尤甚。忙聯系120，對方說隨車連司機只兩人，要我將可用之人備好。妻子既具北人血統又具北人體態，把她從五樓抬下，不是易事。我立即撥通了春亮電話，幾分鐘后他帶著兒子敲門而入。
有句話：危難之際，你第一個想找的那個人，一定是你的朋友。其實我沒想，只是條件反射而已。
2021年5月，春亮在赴新疆近五十年的同學建民的授意下組建同學群。其時，他的企業還在。一時忙得不可開交。最終不辱使命，將四十來個分別幾十年的同學召集到了一起。 春亮自始又有了一個新的社會頭銜——群主。
由于受業務的特殊性所限，他企業規模不大，錢也沒賺多少，更多倒像是才能的亮相。可操辦同學群事務，他倒儼然一副“成功企業家”的來派，首先自費編印、贈送每位同學一本硬封彩印、影集一樣的《同學通訊錄》。每逢遠在新疆的建民給同學們寄來新疆特產，又是他開車逐家分發......大家戲稱他為新疆駐泰辦主任。
建民后來說：建群之所以屬意春亮，是解封五十年前的記憶。事實證明：春亮，還是那個春亮。“世風日下”里一縷清新的風，“世故人情”中一顆不世俗的初心。
我說不出建民這種詩性的語言。我總忘不了他給我的隆重的“水門儀式”，而同時想起的便是莊子那句“道在屎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