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11月12日的淞滬會戰，粉碎了日寇“三個月滅亡中國”的陰謀。會戰期間，日寇多次沿長江由東向西進犯。1937年11月中旬，日軍第十六師團和重藤支隊在位于蘇南沿江地區的常熟白茆口一帶登陸，常熟、蘇州、無錫、江陰、沙洲等地相繼淪陷。日寇在沙洲瘋狂燒殺淫掠，制造了恬莊“千人坑”、塘橋牛尾巴灣、錦豐章家客棧等一樁樁駭人聽聞的慘案。日寇的滔天罪行，激起了沙洲人民的滿腔仇恨和不屈抗爭，熊熊的抗日戰火在沙洲大地迅速蔓延開來。
新四軍東進敵后
1938年5、6月間，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陳毅、粟裕率領新四軍一、二支隊挺進蘇南，開辟以茅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壯大武裝力量，開展艱苦卓絕的敵后抗日游擊戰爭。
在抗戰進入敵我雙方戰略相持階段后，日寇對國民黨采取了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策略。針對國民黨營壘出現的嚴重動搖和分裂，1939年2、3月間，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傳達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要求新四軍軍部貫徹中央向敵后發展的指示，確定新四軍“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在陣地”的戰略方針。4月，陳毅從皖南新四軍軍部返回茅山，傳達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積極進行東進準備。他把東進任務交給了在茅山地區活動的新四軍老六團。5月1日，新四軍老六團團長葉飛、副團長吳焜率領700多人東進。為沖破國民黨頑軍的阻礙，沿途使用“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番號，把蘇南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由茅山地區擴展到錫澄公路以東、滬寧鐵路兩側的平原水網地區。
(葉飛)
葉飛、吳焜所部在武進戴溪橋與梅光迪、何克希率領的“江南抗日義勇軍第三路軍”會合后，組建了“江南抗日義勇軍總指揮部”，由梅光迪任總指揮，葉飛、何克希、吳焜任副總指揮，喬信明任參謀長，劉飛、呂平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并成立東路工委，葉飛任書記，林楓、何克希任副書記，張英、呂平等為委員。新組建的江南抗日義勇軍在黃土塘遭遇戰、夜襲京滬鐵路滸墅關車站、襲擊日軍虹橋機場等一系列戰斗中，重創日軍，取得了豐碩的戰果。與此同時，部隊迅速擴充，由1000多人發展到5000多人。江南抗日義勇軍在開展敵后游擊戰的同時，幫助蘇南東路各地建立健全了黨組織，為創建蘇南東路抗日游擊區奠定了堅實基礎。
(夏光)
“江抗”東進抗日，威震淞滬地區。驚恐萬分的日偽軍調集重兵，對“江抗”實施瘋狂的“大掃蕩”。同時，心懷忌恨的國民黨頑固派，也蓄意制造各種針對“江抗”的軍事摩擦，妄圖削弱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1939年10月，江南抗日義勇軍主力被迫西撤揚中整訓。整訓完成后，江南抗日義勇軍開辟了澄錫虞邊區，打通了蘇常太邊區與鎮丹武邊區的聯系。11月6日，因傷病留在常熟一帶的夏光（京劇《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原型），率領10多名新四軍傷員，在當地黨組織和群眾的支持下，克服困難，重建“江抗”，至11月中下旬擴建為“江抗”特務連。
1940年4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東南局和新四軍軍部為恢復蘇南東路抗日游擊區，派遣譚震林（化名林俊）率領部分新四軍干部赴常熟重組抗日武裝。4月23日，譚震林在常熟徐市北港廟主持召開軍政會議，將原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改組為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簡稱“江抗東路”）。“江抗東路”由譚震林任司令員兼政委、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任副司令員，張開荊任參謀長，吳仲超任政治部副主任。以原“江抗”特務連為骨干，整合當地抗日武裝力量，編組三個支隊，分別由夏光、戴克林、陳挺任支隊長。“江抗東路”移動駐扎在錫北寨門諸巷、張繆舍東向巷及江陰河塘蒲市里、長涇小莊圩一帶，與日偽周旋，展開游擊戰。
建立沙洲黨組織
分屬江陰、常熟兩縣的沙洲，瀕臨長江，境內有長江港口多處，是南來北往的必經地，也是上海連通寧蘇錫常等地的中轉站。開辟沙洲敵后抗日根據地，對蘇南東路根據地的鞏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蔡悲鴻)
為加強沙洲地區的敵后抗日工作，1940年12月，“江抗東路”合并后塍、沙洲辦事處，建立沙洲縣辦事處，并成立直屬蘇南東路特委領導的中共沙洲縣工作委員會，抽調澄錫虞邊區政府財經委員會負責人蔡悲鴻（1913－1952年，又名蔡輝、蔡志倫）擔任工委書記兼沙洲縣辦事處主任，派遣民運工作經驗豐富的惠永昌（化名楊明德）任工委副書記兼辦事處副主任。沙洲縣工委、沙洲縣辦事處無固定駐地，在后塍鎮清節堂設有交通站，負責上下聯絡。
其時，烽火連天的沙洲大地活躍著10多支游擊武裝。這些政治傾向和動機各不相同的武裝力量，被打著開展敵后斗爭旗號的國民黨忠義救國軍逐一收編。針對這一現狀，沙洲縣工委、辦事處積極開展挽救、爭取工作。
駐守沙洲錦豐、十二圩港等地、有70多人槍、楊行方任團長的偽商團，是沙洲東部地區實力最強的一支武裝力量。為爭取到這支武裝力量，1940年9月，“江抗東路”派楊行方同父異母的弟弟、見習參謀楊知方返鄉，對楊部開展策反工作。因實際控制偽商團的王參謀長是個鐵桿漢奸，嚴密監視、防范楊知方的舉動，導致策反工作收效甚微。譚震林得知這一情況，當即命令夏光率“江抗東路”三支隊進駐錦豐鎮，對楊部造成軍事威懾。夏光以譚震林的名義向偽商團發出通牒，限定了起義的最后時間。懾于譚震林的威名和新四軍的武力，王參謀長及其親信被迫放棄對抗。10月1日，楊行方在錦豐鎮楊家倉房率部反正。偽商團被改編為陰沙人民抗日自衛常備隊（后改為沙洲常備隊），由楊知方任隊長。楊行方改任江陰民眾抗日自衛隊副司令兼沙洲辦事處主任。隨后，“江抗東路”加派張臣棟、陳勖等5、6名連排干部，對反正部隊進行教育改造。
(譚震林在《江南》半月刊的文章)
成功收編偽商團，迅速打開了沙洲敵后軍事斗爭新局面。譚震林在《江南》半月刊撰文贊揚楊部接受改編，“是東路偽軍中最光榮最模范的行動”。
李善生部主要在沙洲橋頭、猛將堂一帶活動，其部屬余靜嘉、張國珍傾向共產黨，積極主張抗日。1940年4—5月間，“江抗東路”二團進駐橋頭，與余、張二人里應外合，對李善生進行爭取教育。最終，李善生同意接受改編。隨后，二團二營特派員陳剛帶領數名黨員戰士，在李善生部建立了黨支部，對改編部隊開展有針對性、有成效的教育改造工作。
沙洲縣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中共中央下令在鹽城重建新四軍軍部，擴編新四軍第一至第七師。為爭取主動，確保黨領導的武裝力量能獨立自主地開展敵后抗日斗爭，蘇南區黨委堅持“一手抓武裝斗爭，一手抓政權建設”，撤銷蘇南東路根據地各個縣辦事處，公開建立抗日民主政權。
在新四軍第六師師長兼政委譚震林的謀劃和指導下，經過原辦事處負責人、民運骨干、抗日團體的周密部署和前期籌備，1941年2月2日，由共產黨領導、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沙洲縣抗日民主政府在沙洲沿江集鎮店岸（今屬張家港市錦豐鎮）曹家倉房宣告成立，隸屬蘇南第二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首任縣長蔡悲鴻代表抗日民主政府向各界代表致辭。沙洲縣抗日民主政府轄區為今張家港市北部沙上地區，東至常熟東界港，西至江陰鵝鼻嘴，南以橫套河為界，北臨長江。東西最長40公里，南北最寬19公里，總面積551平方公里，總人口約30萬。控制大、小集鎮40多個，其中，集鎮規模最大的周莊、后塍兩鎮，各有3000多人口。
(《東進報》刊登沙洲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的報道)
3月，中共沙洲縣委員會成立，惠永昌（化名楊明德）任縣委書記。沙洲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積極組織發動群眾，團結社會各階層人士，建立了“職抗會”“青抗會”“婦抗會”“農抗會”“學生會”等群團組織，深入開展“二五減租”（地主減收25%租米）運動，迅速開創了沙洲敵后抗戰新局面。
至1941年6月，全縣7個區（后塍區、沿江區、海沙區、周莊區、東郊區、干西區和在山區）均建立了區政府。43個鄉均建立了鄉、村政權。為廣泛爭取團結各階層進步人士一致抗日，根據地建立共產黨員、非黨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權。至此，沙洲抗日游擊根據地初步形成，進入了軍民團結、一致抗日的鼎盛時期。
政績顯赫的沙洲黨政組織
沙洲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動員百余名熱血青年參加了新四軍。在沙洲地區開展了一系列反“掃蕩”、反“蠶食”、反搶糧、反抓夫及破壞交通、阻斷通訊、襲擾日偽、懲治漢奸、爭取偽軍等對敵斗爭。
日偽為遏制蘇南東路敵后根據地的迅猛發展勢頭，削弱抗日力量，在加強軍事清剿的同時，對根據地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其時，沙洲沿江的張家港、洋灘港、護漕港、太字圩港等港口均設有不定點的碼頭，中轉由上海運往蘇南各地的貨物。1940年10月，蘇南東路財經委員會委派張國珍擔任沙洲江防管理局局長，在沿江港口、交通要道設卡收稅，籌集抗日經費。一個多月后，張國珍不幸遇害。隨后，蔡悲鴻兼任江防局局長。為突破日偽的經濟封鎖，蔡悲鴻依靠碼頭工人，借助工商資本，開辦輪船公司，并管控了十二圩港、護漕港、太字圩港、張家港等港口。在上海地下黨和愛國人士的幫助下，買通關系，沖破封鎖，將采購的糧食、布匹、棉花、軍毯、火油、藥品、醫療器械、印刷機、美式手搖電臺、書籍報刊等軍需物資，轉運新四軍六師十八旅、東路黨政機關及鹽城新四軍軍部。
在開展對敵斗爭、反對經濟封鎖的同時，沙洲縣抗日民主政府還發動群眾興修水利，發展教育、文化事業。沙洲境內的河流因久未疏浚，致使通江河道泥沙淤積，泄水不暢，農田排灌困難。1941年春，抗日民主政府組織全縣數萬名民工興修水利。歷時半月余，全縣以北老套為軸心，南及南橫套，北到金雞港，西至長山港，東抵一干河，全長100多公里、人稱“三十六條半”的港套河道全部完成疏浚。當年，沙洲平原莊稼長勢茂盛，夏秋作物喜獲豐收。農民群眾高興地說：“我們盼望了多少年的事情，共產黨新四軍一來就辦好了。”
1941年2月下旬，因日軍入侵而停辦的學校，諸如周莊成化中學、合興大南中學、樂余靜山中學、后塍崇真中學等4所中學，以及40多所小學，在縣政府的關心指導下，全都復課。為保障學校運營，縣政府專門設立文教科，負責全縣中小學的教育輔導和經費安排等工作。3月1日，東路地區唯一發行抗日革命書籍的書店“江南書店”，于后塍鎮正式開業。書店開業不久，即派員工到各主要集鎮流動設攤，供應革命書籍，宣傳抗日主張。
腥風血雨的反“清鄉”斗爭
(1941年5月，汪偽政府“清鄉”委員會成立，“清鄉”司令部等指揮機構設在蘇州。)
為肅清蘇南地區的抗日武裝力量，1941年6月18日，日偽簽訂《關于蘇州地區“清鄉”工作之協定》，投入第13軍10個大隊共3500多名日軍、10454名偽軍和偽警察，自7月1日起對蘇常太地區實施“清鄉”行動。
日偽此番“清鄉”作戰行動，改變了以往的“掃蕩”套路。以日軍打頭陣，以日偽軍混編部隊打二陣，以偽軍、特務、警察打三陣，變“突擊式侵襲”為“鐵滾式駐剿”；變“拉網式搜剿”為“篦梳式清剿”，步步為營，層層緊逼。一時間，蘇常太地區抗日力量損失慘重，僅縣委書記、縣長和區委書記、區長就犧牲了10余人。在日偽“清鄉”行動中，地理位置特殊、群眾基礎較好的沙洲首當其沖，損失尤為慘重。日偽非但出動的兵力多達4000多人，而且在沙洲境內設置了430個大小據點，在沿江地區筑起了40多公里長的竹籬笆封鎖線，單單筑竹籬笆的竹子就用掉了290萬根。
日偽在對沙洲地區展開“軍事清鄉”的同時，實施“政治清鄉”“思想清鄉”“經濟清鄉”。在鎮（鄉）村建立保甲制度，清查戶口，搜捕、殺戮抗日干部和群眾。燒毀民房，搶掠糧食、牲畜及財物。并召開“清鄉”大會，進行反共宣傳，瘋狂叫囂“一人抗日、全家殺光，一家不報、十家殺光”，實行空前的恐怖政策，以動搖分化群眾。在這一輪反“清鄉”斗爭中，包括警衛一團政委、老紅軍曹德輝、警衛一團參謀長陳新一、縣民訓班指導員繆型在內的70多位軍地干部，在日寇的屠刀和槍口下，英勇就義，壯烈犧牲。
8月14日，新四軍軍部電令新四軍六師：“應以分區轉移應付‘清鄉’為指導原則，在原地只留秘密工作同志，打埋伏，保持聯系，或完全不留，俟‘清鄉’過后，再轉原地工作。”接到軍部電令，譚震林下令新四軍六師一部撤往澄西，六師十六旅、十八旅、警衛一團大部、駐沙洲海沙區二圩埭的十八旅修械所、駐沙洲海沙區新海壩的十八旅后方醫院及所有身份公開的地方干部，撤往蘇北，接受整訓。在此危難之際，沙洲縣抗日民主政府上至縣長，下至普通工作人員，不顧自身安危，義不容辭地擔負起掩護、幫助部隊北撤的任務。護漕港、十二圩港等地的干部群眾，盡心為北撤指戰員安排食宿，準備渡船，將他們分批輸送到蘇北。
完成掩護北撤任務后，縣政府選派少數身份尚未暴露的地方干部，協助警衛一團武工隊，留守沙洲，以小規模游擊戰的方式襲擾日偽，反抗“清鄉”，粉碎了敵人“蘇南已無新四軍”的謊言。1941年8月下旬，隨警衛一團主力撤往蘇北的縣長蔡悲鴻，改任新四軍六師蘇中辦事處主任。鑒于嚴峻的斗爭形勢，沙洲縣抗日民主政府主動撤銷。
留守沙洲、轉入地下的沙洲黨組織和武工隊，在群眾的掩護和幫助下，頑強生存了下來。沙洲常家埭村民朱友生在黨組織、武工隊需要幫助時，不顧生死，挺身而出。他做通母親和三個兄弟的思想工作，帶領全家老少，在屋內秘密開挖出一個可容納十余人藏身的地洞，為武工隊戰士躲避搜捕提供掩護。在朱友生的影響下，其三弟積極投身革命，以秘密交通員的身份，為武工隊探敵情、送情報。在此期間，朱家地洞儼然成了沙洲地區反“清鄉”斗爭的前沿指揮所。沙洲地下黨組織稱贊朱家是最可靠的“紅色堡壘戶”。
1941年11月，為了恢復沙洲基層黨組織，東路特委派遣焦康壽等人潛入沙洲境內。焦康壽等人以修鐘表、貨郎擔為掩護，秘密開展對敵斗爭。經過一年半的努力，重建了地下交通線，基本恢復了沿江、后塍、海沙、干西、東郊、楊章等地的基層黨組織。
1942年5月7日凌晨，具有豐富地下斗爭經驗的警衛一團政治處主任包厚昌，執行上級命令，率領警衛一團70余人、地方干部40多人，在七圩港登陸，重返沙洲，開展第二輪艱苦卓絕的反“清鄉”斗爭。
1944年春，沙洲警衛大隊隊長余靜德帶領10余名戰士深入沙洲敵后，開展武裝穿插行動，對日偽的“強化治安”和“深度清鄉”計劃予以有力打擊。1944年11月，沙洲縣委與縣抗日民主政府恢復重建，隸屬蘇中第六行政區專員公署。陳伊（化名沙金）任縣委書記、縣長，兼武工大隊政委，焦康壽任縣委副書記。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沙洲縣委、縣抗日民主政府迅速行動，鞏固擴大抗戰勝利成果。
1945年11月，陳伊奉令執行國共兩黨《雙十協定》，率軍地干部再度渡江北撤。陳伊北撤后回主力部隊工作，沙洲縣抗日民主政府隨即撤銷。
一片英雄的土地
沙洲縣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開辟了蘇南地區區域面積最大、人口最多、存續時間最長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在沖破日偽軍事、經濟封鎖，開展對敵斗爭，壯大抗日力量，支援新四軍作戰及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41年2月至3月，《東進報》先后報道了沙洲軍民浴血奮戰、可歌可泣的抗戰事跡。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在那烽火連天、硝煙彌漫的抗戰歲月，面對日寇的野蠻侵略、殘酷鎮壓、瘋狂“掃蕩”和血腥“清鄉”，無數沙洲兒女在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同仇敵愾，赴湯蹈火，前仆后繼，不屈抗爭，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曲曲蕩氣回腸的英雄贊歌，鐫刻下一個個永不磨滅的紅色印記。
歲月不居，時光流轉，這份在血與火中熔鑄的英雄氣概，歷經歲月洗禮愈發灼灼生輝，融化為一股負重奮進、自加壓力的精神力量，激勵著140萬港城人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只爭朝夕，一往無前，寫就重彩華章。
“原野寬廣，河道縱橫，英勇的游擊戰士，穿插在敵人據點中間。我們高舉起抗日的旗幟，我們抱定謀大眾解放的決心。在這富裕的江南平原，涂上我們的鮮血……”一曲創作于1940年、反映沙洲軍民堅定抗戰信念的《沙洲游擊隊之歌》，在歲月深處回蕩。
（作者簡介：丁學東，筆名丁東，男，1967年出生，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長期從事教學、教研及行政管理工作。曾任張家港市政府副市長，現任張家港市人大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