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州喬園景區內，矗立著一幢磚混結構的二層小樓，風格獨特，為典型的西式建筑。此樓約建于1935年，樓主人叫譚伯英。譚伯英在原配葛氏亡故后，續娶德國人赫德為妻，為了慰藉異國妻子的思鄉之情，親自設計建筑了這座小洋樓。
譚伯英（1895—1976），名偉烈，以字行，民國時期泰州杰出人物、交通運輸專家，在抗戰中主持修筑赫赫有名的滇緬公路。
求學深造一心報國
譚伯英祖籍揚州高郵，成長于泰州樊川鎮（現屬揚州江都），后移居泰州城內（與凌文淵宅相鄰），早年家境清貧。譚伯英在泰州接受了近代化的中小學教育，后考入兩江優級師范學堂（今南京大學前身之一），選修歷史地理科。1915年夏，他考上北京大學工學本科，進入采礦冶金學門學習。1918年7月，經過三年刻苦學習，譚伯英以全系第二名的優異成績畢業，受到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嘉獎。大學畢業后，譚伯英先是進入山東省立礦業專門學校，擔任教務主任。隨后又進入湖南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擔任主任教員。
1919年底，譚伯英離開教育行業，投身工商界。他入職上海慎昌洋行，擔任工程師。1920年，參加蘇社集團，受到民族資本家穆湘瑤的賞識。同年，受穆湘瑤資助，譚伯英遠赴德國考察實業。1920—1926年，譚伯英全面考察英、德、法、瑞、奧各國的城市水電及交通情況，擔任德國柏林火車廠工程師一年，又進入柏林工業大學深造機械，學習水電廠及交通設備制造，獲得德國國試工程師學位。1926年，譚伯英學成歸國，在穆湘瑤的支持下，著手改進上（海）南（浦）鐵路上的機車，換裝成兩臺先進的德國蒸汽機車，大大增強上南鐵路的運行能力。上南鐵路開啟浦東現代交通的先河，工程師譚伯英功不可沒。
泰州喬園景區內的譚氏小樓（朱菲攝）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譚伯英被任命為上海公用局技正及交通科科長，負責人力車、汽車、輪渡等各類交通工具的檢驗。同時又兼任上等各類交通工具的檢驗。同時又兼任上海市政設計委員會委員，還曾短暫代理過公用局局長。1933年，上海成立興業信托社，為官辦企業，具體承辦各類市政公用事業。譚伯英辭去公用局職務，擔任興業信托社輪渡管理處經理。譚伯英在做好輪渡主業之外，還開辦了眾多副業，企業經營有聲有色。1934年，他又負責修建浦東自來水廠。他從德國西門子洋行購買機電設備及管材，建設了一座日供水量2000立方米的現代化水廠，于1937年6月正式對外供水，解決了浦東人的吃水難題。
譚伯英（李華提供）
這一時期，譚伯莢還擔任了一些重要兼職。1931年，國民政府設立全國經濟委員會，作為統籌全國經濟事業的最高機構，其下分設公路處，主管全國交通建設。公路處為推進全國公路聯運，成立了蘇浙皖京滬五省市交通委員會，由各地管理運輸的直接負責人參加，譚伯英任委員，同時擔任五省市互通汽車小組委員會主席，統籌協調推進五省市間的汽車運輸業建設，極大地改善了該地區的汽車運輸聯通。此外，公路處多次開辦公路工程師培訓，譚伯英被聘為授課老師，編著《公路運輸》等講義教材。
抗戰修路有功國家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因為戰時需要，國民政府對所屬機構進行改革，于1938年撤銷全國經濟委員會，譚伯英成為交通部職員。我國沿海一帶先后被封鎖、淪陷，亟須在西北、西南開辟國際援助運輸通道，譚伯英即投身于這一艱巨而偉大的使命中。
1937年8月，中國和蘇聯正式簽訂條約，蘇聯成為抗戰前期中國主要的援助國。10月20日，譚伯英趕赴新疆，作為中央運輸委員會的代表，負責接收蘇聯援助的援華物資，他具體負責接收汽車，為時1個月。同年12月，國民政府在蘭州改設陜甘運輸管理局，專門負責蘇聯物資的國際運輸和軍運，譚伯英任局長。1938年1月，陜甘運輸管理局改隸交通部，更名為西北公路運輸管理局，譚伯英仍任局長。
西北公路運輸管理局主要負責保障中蘇運輸通道的暢通。在蘇聯的大力支持下，抗戰初期中蘇公路即告通車。這條公路從西安起，到甘肅蘭州，再到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經霍爾果斯與蘇聯相通。公路全長4000多公里，由沿線各省軍民義務修建。譚伯英主要負責蘭西、鳳漢寧、甘青三條道路的修建。西北地區缺乏工程技術人員，譚伯英從上海招聘了大量舊屬到西北服務。為解決公路沿線的后勤保障，譚伯英還與中國旅行社簽約，商定在公路沿線設立旅館，也促進西北地區旅游事業的發展。譚伯英在西北局任上雖不到一年，但他改建西北公路的經歷，為以后修筑滇緬公路提供了寶貴經驗。
1938年8月，譚伯英返回國民政府交通部，10月即被任命為新成立的滇緬公路運輸管理局局長。滇緬公路由國民政府云南省主席龍云于1937年倡議修建。公路全長約1200公里，起于昆明，止于緬甸臘戍，連接仰光至曼德勒鐵路，最終抵達仰光港，建成后可成為中國爭取外援的重要通道。其中，云南段全長959.4公里，于1937年11月正式開工建設。在極其艱苦和原始的條件下，云南各族人民硬是用生命和血肉創造了奇跡，僅用8個月就基本完工，比預期提前3個月。
滇緬公路運輸管理局全面負責滇緬公路的工程修建、公路運輸及管理等業務，還有物資運輸的各項保障，如電報和電話線路等通訊設備，柴油、汽油等油料供給，還包括招募和訓練汽車機工。譚伯英剛上任時，滇緬公路雖已基本貫通，其實仍然未能實現通車。為了能盡快實現通車運輸，從而接收外國物資支持抗戰，譚伯英做了大量的努力。比如公路信號標牌的制定，考慮到駕駛員來自不同的種族，包括緬甸人、中國人、歐洲人和印度人等，文化程度不一，標牌的設計就因勢利導，沒有完全按照國際公約的標準來制作，而是選用所有人都能看明白的符號——如用老式的橡膠喇叭圖案來代替機車。
1938年12月，滇緬公路正式通車，維護和提升公路的運輸能力就成為譚伯英工作的重中之重，其困難超乎想象：1000多公里長的公路線上，塌方、落石無處不在；長時間降雨，以及無處不在的酷熱、潮濕、瘧疾、野狼、毒蛇，導致后勤供應十分匱乏；施工工程機械難以置信地落后……1939年2月3日，譚伯英在呈蔣介石的《滇緬公路現狀報告》中說：滇緬公路現在可通五噸載重汽車，“但土質松軟，又多無路基，雨季不易通車，且雨季中坍方必多，有若干段或將整山倒坍，更易阻礙交通。倘不于雨季前將路面鋪筑完竣，則四月后能否暢通，實無把握。但本局實際工作，自本月起，方能著手。現距雨季僅有七八十天，在此人力物力，均感缺乏之時，任此艱巨工作能否如期達到目的，仍不敢必。”譚伯英舍棄昆明舒適的工作環境，把辦公室搬到下關——一個遠離昆明的小城市，團結帶領工程人員，長年累月像救火隊一樣“來回奔跑”“沒日沒夜拼命工作”，保證了滇緬公路的暢通。在此基礎上，譚伯英還著手改善路面條件，有序地將原來的泥結碎石路改造成5米寬的乳化瀝青路。1942年1月底，瀝青路面已由畹町鋪到龍陵。
南僑機工在滇緬公路上駕車行駛（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館提供）
在日本相繼切斷香港、越南到中國內陸的國際交通線之后，滇緬公路成為國際物資援華的重要運輸通道，1940年前后一度是中國抗日戰場與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之間唯一的一條國際通道，成為整個大后方補給的“輸血管”。1940年10月，日本組成“滇緬路封鎖委員會”，調集100架飛機，對滇緬公路主要橋梁進行轟炸，妄圖切斷中國的“生命線”。從1940年10月18日到1941年2月27日，敵機轟炸功果橋和昌淦橋16次，轟炸惠通橋6次，累計出動飛機410架次。為保滇緬公路暢通，上萬名從各地招募來的民工，組成大橋搶修隊原地待命，每次空襲之后，立即進行搶修。并用空汽油桶連在一起，上面鋪上木板，建成浮橋，載貨汽車開上去之后，用鋼纜將浮橋在兩岸拉來拉去，保證了公路運輸的暢通。直至1942年5月日軍占領滇西為止，除英國曾短暫封鎖滇緬公路3個月以外，滇緬公路無法通車的時間，總共只有13天10小時。
據不完全統計，整個抗戰期間，通過滇緬公路運往中國的軍用、民用物資77萬余噸，進口和駛進汽車1萬多輛，援華物資主要包括汽油、槍彈、輪胎、汽車、面粉、醫療器械及藥品等，有力地保障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重歸航運宣傳抗日
滇緬公路對國家而言，是一條血肉筑起的生命路；對一些“聰明”的個體而言，是一條金光閃閃的發財路。由于大量物資要從滇緬公路運輸、分配，滇緬公路運輸管理局就成了炙手可熱的重要職位，國民黨內部各個派系都想分一杯羹。譚伯英本人對發國難財的行為深惡痛絕，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公路的整修保障上，雖然曾兼任軍委會運輸統制局昆明辦事處副主任，但從未擔任軍方的職位。
1942年5月，日軍切斷滇緬公路之后，圍繞責任的承擔及權力的重新分配，國民黨內部發生了一系列的爭斗。譚伯英辭去局長職務，赴重慶擔任民生輪船公司高級顧問。民生輪船公司由著名實業家盧作孚創辦，抗戰時期成為全國最大的航運企業。盧作孚對譚伯英頗為器重。
1943—1945年，譚伯英赴美國考察，并任中國物資供應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兼航務處長，參與交涉、接洽美國“租借法案”的援華物資。同時，他對美國、加拿大的船舶工業做了詳細地考察，并為中美航運界的合作交流牽線搭橋。當時，盧作孚希望引入美國先進的船舶和經驗，1944年，譚伯英介紹美國航運專家伯爾納到重慶，訪問了盧作孚并參觀民生公司。同年，盧作孚赴美國參加國際通商會議，譚伯英也曾陪同一起考察美、加等國的航運業，并在加拿大訂購12艘大中型內河客貨輪（之后因物價原因，只訂制9艘）。譚伯英也發揮所長，為民生公司把關這批客輪的設計制造。1948年，客輪陸續交貨，即民生公司著名的“門字號”客貨輪，是當時中國最新式的輪船。
在美國期間，為了向美國民眾宣傳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爭取國際輿論和物資的支持，譚伯英用英文寫下了《修筑滇緬公路紀實》一書，介紹“修建滇緬公路這個偉大工程的巨大成就”。這本書出版于抗戰勝利的前夕，讓“每一個美國人都將目光對準了太平洋戰場”，使“西方的讀者從中對中國人民的真正精神有一個更好的理解”。因主持修筑滇緬公路，譚伯英獲得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榮譽博士稱號。《修筑滇緬公路紀實》一書由著名抗戰史專家戈叔亞翻譯成中文，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譚伯英攜家去往香港，后定居美國，但未入美國籍，1976年病逝。
（作者簡介：李華，泰州市文化廣電和旅游局政策法規處處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