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的詩潮洶涌至今，猶如一條奔涌的河流，既裹挾著泥沙，也沉淀著真金。在恒河沙數的詩歌寫作者中，張國凡以其沉潛的姿態、堅韌的筆觸，在時代的畫布上勾勒出獨特的精神軌跡。他的詩歌如同從火中淬煉的青銅，既保留著歷史的厚重包漿，又閃爍著當代的鋒芒光澤。當許多詩人在語言的迷宮中追逐炫技，或在私人化的情緒中沉溺時，張國凡始終堅守著詩歌的雙重使命：以獨特的表現形式承載時代的重量，以拓展的審美內容照亮精神的疆域。一位詩人真正成熟的標志應該是不借助他人達成自己，如其能有一首詩能夠贏得讀者喜愛，甚至有那么一句能夠傳揚，就可以稱得上是一位有成就的詩人。張國凡的詩歌往往書寫前人所未有，《槍刺的正告》《雨花之歌》構成了南京城市詩歌的底色；“一條頤和路，半部民國史”更是成了打撈歷史記憶的標志性詩句，為全國各地詩人拈手借用化用。張國凡的詩歌實踐，正是這種藝術自覺的詮釋。
在張國凡《初習集》《再習集》《理性之外》詩歌選集之后，有理由期待即將出版的《攀登集》也會饋贈給讀者非同尋常的文學享受。張國凡的詩歌陣列中，歷史從來不是冰冷的文字記載，而是可以觸摸的體溫、可以傾聽的脈動。他善于將宏大的歷史敘事拆解為具象的詩性元素，讓那些沉睡的過往在意象的碰撞中蘇醒。《小雨：雨花臺烈士陵園》中，“血紋和血紋手挽著手/唱亮火焰的春天”，這種將抽象精神具象化的筆法，打破了傳統詠史詩歌的窠臼。雨水的“寧靜”與碑文的“潔白”形成視覺對沖，而最終“站起一根頂天立地的骨頭”，則完成了從自然景象到精神圖騰的升華。這種轉化并非簡單的象征疊加，而是通過“淋濕初綻的詩句”這樣的細節，將詩人的在場感嵌入歷史語境，形成雙向的精神對話。《八女投江》更彰顯出詩人處理歷史題材的獨特匠心。“中國的江水/輕輕覆蓋女兒的頭頂/歷史開始下雪”，開篇即以“雪”的意象覆蓋了血腥的暴力，這種美學轉化不是對歷史的消解，而是以更具穿透力的詩性語言抵達本質。“民間的花轎在靜美中等待”與“自己的江水卻哭出大片大片的民族悲哀”形成殘酷的對照，將個體命運與民族創傷緊密縫合。詩人沒有停留在悲情的宣泄，而是讓“八個女兒，蔚藍的目光/穿透歲月”，成為照徹未來的精神光源。結尾“中國的思念/永遠夾雜著白發”，將歷史的宏大敘事最終落定于個體的生命體驗，這種"大歷史"與“小敘事”的交織，正是張國凡歷史題材詩歌的鮮明特征。《銅嗩吶的銅》則展現了詩人對器物美學的深刻洞察。“從火中走出的一支隊伍/進入黃色的沉默”，開篇即將銅嗩吶的物理屬性與精神屬性并置。“為了旋律的光芒/希望掙脫著黑暗/把苦難托起”，這種將樂器視為歷史參與者的視角，賦予了日常器物以史詩性的品格。詩人“再一次深入銅”的過程，實則是對民族精神內核的鉆探——銅的堅韌、火焰的淬煉、旋律的飛揚，構成了民族性格的三重維度。這種從物質到精神的遞進式書寫，體現了張國凡對“文化是被構建出來的”這一命題的詩性回應。 在歷史題材的處理上，張國凡既避免了宏大敘事的空泛，又拒絕了私人化解讀的狹隘。他如同一位考古者，在歷史的地層中發掘出那些依然溫熱的精神碎片，再以詩歌的熔爐將其重鑄為新的圖騰。這種轉化不是對歷史的消費，而是讓歷史成為照亮當下的精神火炬，正如《槍刺的正告》中“歷史的教訓應當銘記：玩火者必將/自焚其身”，呼喊出對日本軍國主義泛起的警示，詩句鏗鏘，始終保持著詩歌的現實在場感。
作為一位敏銳的城市觀察者，張國凡的詩歌為我們提供了解讀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獨特文本。他筆下的城市不是冰冷的鋼筋水泥叢林，而是充滿生命呼吸的有機體，在拆遷與重建的陣痛中訴說著文化的嬗變。《推土機》以擬人化的手法，將機械的轟鳴轉化為歷史的低語：“推起陳舊。推起土/新鮮的土裸露出來/還有石子。石子自由的無產者/從此確立起來”。詩人沒有簡單地批判現代化對傳統的碾壓，而是在“推起時間/使黑暗一寸寸地轉換為光明”的辯證中，捕捉著變革時代的復雜面相。 《五條巷》堪稱城市變遷的史詩性書寫。“成片的老房子瞬間拆除”帶來的失落，與“安置樓不分伯仲/彼此抱怨地擁擠一團”的荒誕，構成了城市化進程中的精神困境。詩人以近乎白描的手法羅列消失的物象：“老槐樹、牽牛花的籬笆墻、老梧桐、水井、麻雀、瘸腿的老狗、垃圾車的棗紅馬”，這些碎片式的記憶拼貼，形成了對傳統生活方式的集體緬懷。但詩歌的深度在于并非停留在懷舊的感傷，而是在“歷史文化霞光”的重新照亮中，發現“生活的連綿”“情感的互動”“歲月的溫馨”。從“灰色的大褲衩”到“石頭鹵菜店的半只烤鴨”，從“奧地利原公使館”的發現到“高建中民間藝術收藏展”的即將開幕，詩人捕捉到了文化重建過程中的希望微光。《這條街》則聚焦于城市更新中的歷史延續性。“一條頤和路，半部民國史”縱向歷史的詩意表達，將物理空間提升至文化符號的高度。“新綠和乳白在這條街上糾纏”的意象，暗示著傳統與現代的碰撞融合。詩人在“舊式樓梯的拐角/碰到別人的愛情”的細節中，揭示出城市記憶的隱秘傳承——那些看不見的情感脈絡，往往比看得見的建筑更能維系文化的根脈。這種對城市肌理的詩意解構，超越了簡單的空間敘事，進入了文化身份認同的深層思考。張國凡的城市詩歌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于他既不是傳統的守舊者，也不是現代的拜物教信徒。他如同一位冷靜的解剖者，在城市的血管中傾聽文化的脈搏；又如同一位溫情的縫合者，將斷裂的記憶重新編織進當代生活。他的書寫印證了“文化是被構建出來的”這一判斷，在拆遷與重建的辯證中，詩人始終保持著清醒的文化自覺——真正的城市文明，不在于建筑的高度，而在于記憶的深度。
張國凡的詩歌疆域不僅限于城市，更延伸至廣闊的自然天地。他筆下的山川河流、草木鳥獸，都不是單純的自然景觀，而是承載著人文精神的符號載體，形成了自然與人文的互文性書寫。《江南》以極簡的筆觸勾勒出地域文化的精神內核：“抓起一把泥土，輕輕一捏/流出碧綠的細雨”，開篇即將地理特征轉化為詩性語言。“出淤泥而不染/是江南的靈魂”的斷言，在“魚簍”“桃花”等意象的映襯下，完成了從自然景觀到文化品格的升華。詩人沒有停留于江南的柔美表象，而是深入到地域文化的精神肌理，讓自然景物成為人文精神的外在顯現。《青海灣》則展現了詩人處理宏大地理意象的能力。作為李白《關山月》詩意當代延伸，詩歌在歷史與現實的對話中展開西部的精神圖譜。“夜光杯中的葡萄”“明月腹地的機場”“高速路上的車燈”等意象，將古代邊塞詩的蒼涼與當代西部開發的豪情并置，形成跨越千年的精神對話。“在杜鵑花的聲音里/傾聽芬芳，感受水石相遇的難棄”，這種通感手法的運用，打破了自然與人文的界限，讓地理空間成為情感體驗的延伸。詩人在“一百萬只羊的溫暖包圍著聳立的/古寺”的意象中，找到了傳統與現代、信仰與生活的平衡點。《長城》一詩則將建筑奇跡轉化為精神圖騰。“每一塊磚都咬著歷史和風沙”的擬人化表達，賦予了物質存在以歷史重量。“你的內心與力量，緊緊地與這片土地/連為一體”的斷言，揭示出長城作為文化符號的精神內核。詩人沒有停留在對歷史厚重感的渲染，而是在“血紅、血紅的中華之夢”中，讓古老的長城獲得當代的精神呼吸——這種呼吸，既來自歷史的深處，也通向未來的遠方。《雪豹》《神鳥》《立起的馬》《英雄樹》等詩作，則通過動物植物的意象，構建起獨特的精神圖騰體系。“雪豹的斑點都不一樣/就像人類每一個人的指紋”，這種對獨特性的強調，呼應了藝術家"不借助他人達成自己"的追求；“神鳥把預言刻在心靈，也把祝福灑向陽光”，賦予了自然生靈以精神指引的功能；“立起的馬”的“不屈的頭顱”和“鋼鐵構架”，成為意志力量的象征；“英雄樹”的“站著生也站著死”，則彰顯了精神品格的崇高性。這些自然意象的符號化處理，使張國凡的詩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精神圖騰體系，既扎根于大地，又翱翔于天空。在自然與人文的互文書寫中，張國凡完成了從地理空間到精神空間的跨越。他的每一首山水詩，都是文化基因的解碼；每一次自然詠嘆，都是精神家園的回望。這種書寫方式，既繼承了中國傳統山水詩的文化底蘊，又融入了現代的生態意識和人文關懷，形成了獨具個性的詩歌美學。
張國凡的詩歌始終保持著鮮明的精神向度，這種向度既扎根于個體的生命體驗，又升華至民族的精神高度，形成了從小我到大我的情感升華路徑。《只要你說一聲：祖國》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將個人情感與民族命運緊密相連：“實際上，只要你說一聲/說一聲：祖國/我的雙眼就會蒙上一層淚水”。這種抒情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建立在“曾經是一個兵”的生命體驗之上，建立在“走遍祖國一半的土地”的親身經歷之上。“我的每一塊骨頭/都咬著火焰”的斷言，將抽象的愛國情懷轉化為可感的生命體驗，具有強大的情感沖擊力。《我說：黨》則展現了詩人對政治抒情詩的現代性探索。詩歌沒有陷入概念化的圖解，而是從“大雪紛飛的中午抵達遵義”的個人記憶切入，在“赤水河的透明冰塊”“婁山關松樹的墨綠”等具體意象中，完成對歷史的詩意重構。“這個中國的聲音，這個人民的聲音/這個個人的內心的聲音”的三重強調，將宏大敘事落實到個體體驗，避免了政治抒情詩常見的空泛。詩人將歷史的“轉折”與個人的“激情”相勾連，在“霜天紅葉”“長安大街燈火”的意象中，讓政治情感獲得了美學的支撐。《英雄樹》通過對一棵枯樹的禮贊，構建起精神品格的象征。“站著生也站著死”的生命姿態，成為英雄主義的生動寫照。“彎曲著干枝/將狂風撕成紙一樣的碎片”的意象，將抽象的精神力量轉化為具體的視覺畫面。詩人在“不知道是什么奪去了你的生命”的設問中，引發對英雄遭遇的深沉思考，而“你還是選擇了屬于你的姿勢——/與地平線保持著垂直”的結尾，則將這種思考升華為對精神獨立性的堅守。《安寧或者鄉間》則回歸到個體生命的精神家園。“天的盡頭是炊煙，白云/在遠遠的高處/離我最近的是一棵大樹”的意象，構建起人與自然的和諧圖景。詩人在“兄弟的面容和黃昏/搖成路邊的草藥”的轉化中，讓親情獲得了治愈的力量。“在無邊無際的善良中行走”的結尾，既是對鄉間生活的禮贊，也是對精神家園的向往，在苦難與安寧的辯證中，顯現出生命的韌性。 張國凡的抒情詩歌之所以能夠打動人心，在于他始終保持著情感的真實性和體驗的獨特性。他既不回避宏大的精神主題，又能將其落實到具體的生命體驗；既繼承了中國詩歌的抒情傳統，又融入了現代的思考維度。這種從個體情感到民族精神的升華，不是簡單的疊加，而是有機的融合，正如他在詩中所言：“從一棵綠草起飛/大雪飄落，樹根拖動/全部的歷史”，個人的生命體驗與民族的歷史記憶在詩歌中獲得了完美的統一。
張國凡
在詩歌日益邊緣化、碎片化的當下，張國凡的詩歌實踐如同一股清流，提醒我們詩歌應有的重量和溫度。他的詩歌如同從火中淬煉的青銅，既保留著歷史的包漿，又閃爍著時代的鋒芒；既繼承了傳統的基因，又融入了現代的血液。從歷史題材的詩性轉化，到城市肌理的詩意解構，從自然人文的互文書寫，到精神向度的抒情建構，張國凡始終堅守著詩歌的雙重使命：獨特的表現形式和拓展的審美內容。 他的創作在吸收昌耀、葉賽寧、里爾克等中外詩人營養的同時，始終保持著獨立的藝術品格，在紛繁的藝術潮流中堅守著自己的精神向度。他的詩歌是“被構建出來的”文化的生動例證，那些看似與傳統不一致的表達，實則是個人藝術成熟的標志，達到了“見情見性的深度”。當許多詩歌在速朽的浪潮中隨波逐流時，張國凡的詩歌以其青銅般的質地，展現出持久的生命力。他的每一首詩，都是對“帶翅膀的圖騰”這一詩歌本質的生動詮釋——既有飛翔的靈性，又有扎根的厚重；既有象征的意味，又有實在的質感。在未來的歲月里，這些詩歌必將繼續閃耀其獨特的光芒，為時代留下深刻的精神印記。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作協名譽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