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時代之風氣 啟現代之先聲
——近代江蘇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及其繪畫藝術
□ 趙啟斌
清代后期（1840—1911）是我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歷史時期，鴉片戰爭揭開了我國近代史的序幕，成為我國從傳統的封建社會逐步走向現代歷史的重要開端。這一時期，江蘇地區得風氣之先，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繪畫在占據歷史優勢的基礎上獲得了新一輪發展，以上海、蘇州和南京為中心，逐漸發展成為近現代中國繪畫極為重要的中心地區。
李瑞清《松樹圖》 南京博物院藏
陳崇光《鐘馗嫁妹圖》
鴉片戰爭后，江蘇地區出現了諸多新興的工業城市和鄉鎮，如蘇州、無錫、南通、常州、鎮江、上海等，它們都是這一時期出現的具有現代工業特點的重要的工業城市。上海地區、鎮江地區作為對外通商口岸，成為近代以來進行中外經濟交流的主要城市，無論商業經營規模還是商品流通速度，都比以往大大增強，中外經濟交流的速度不斷加快。以鎮江為例，光緒十二年至三十二年間(1886—1906)，糖貨業批發行棧有20多家，批零兼營商店有20多家，代客買賣的牙行七八家，每年批發貿易額上千萬兩；民國初期，貢品“京江綢”貿易盛極一時，年銷銀達1000萬兩以上。上海憑借其地理位置和政策優勢，逐步發展為國際性通商大都市，吸引了大量商人和投資者，民族產業得以快速發展。此一時期，江蘇地區的人口絕對數量進一步增加，到道光二十年（1840），人口劇增到3992萬人，1852年達到4256萬人，人口數量達到歷史上的最高峰，這一數字直到1949年（3512萬）都沒有被突破，從人口數量亦可見這一時期江蘇經濟的繁榮。近代以來，江蘇地區開風氣之先，引領經濟發展，具有現代意義的經濟、交通、區域性文化等綜合職能性質的中心城市陸續形成，為區域性繪畫風格、繪畫流派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這一時期，上海作為新興的商業都市，成為經濟、文化的中心。以任頤、吳昌碩為代表的“海上畫派”的興起，確立了上海作為繪畫中心的地位，對近現代中國的繪畫發展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標志著中國畫進入了近代歷史階段。這一時期，以上海為中心匯聚了眾多畫家，如任頤、任熊、任薰、張熊、趙之謙、吳讓之、虛谷、蒲華、吳昌碩、錢慧安、吳友如、沙馥、吳石仙、高邕之、王一亭、黃賓虹等，幾乎都在上海進行過繪畫創作活動，其中不少人成為“海上畫派”的中堅力量。據《海上墨林》記載，寓居上海的各地畫家四五百人，其中寓居上海的江蘇各地畫家約占?三分之二?。不少藝術團體在這里成立，繪畫活動在這里進行，如汪詢、吳昌碩等創辦海上題襟館，先后云集了上百名書畫金石家進行藝術交流活動；宣統元年（1909），錢慧安、吳昌碩、高邕之、楊逸、錢吉之、王一亭等創設豫園書畫善會，二百余人參加，持續活動近四十年，等等，都充分反映了這一時期江蘇地區繪畫創作的興盛與繁榮。由于上海開埠通商，使江蘇在近現代擁有特殊的經濟、政治地位，江蘇地區的繪畫再一次領風氣之先，繼續引領全國的繪畫藝術。
蒲華《牡丹圖》 南京博物院藏
任熊《瑤宮秋扇圖》 南京博物院藏
此時，南京為兩江總督署所在地，又有太平天國建都歷史，作為東南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無疑為江蘇地區的繪畫創作活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極為難得的外部空間和社會基礎。由于社會政治條件的巨大支撐，即使在動蕩的戰亂年代，江蘇地區也沒有間斷畫家的藝術創作活動。這一時期的南京地區在繪畫領域有著特殊的地位，如遺存在南京的太平天國壁畫以及陳崇光、虞蟾、虛谷、任伯年等人的繪畫活動，從繪畫史的角度看，顯然有著特殊的意義和價值。晚清以來，江蘇地區興辦教育，引進西方文化觀念，積極倡導學生出國留學，促進社會思潮的不斷變化，此時江蘇地區的美術教育領風氣之先，成為我國近現代美術教育的重要發源地。1902年，三江師范傳習所（后改稱兩江優級師范學堂）創立于南京，著名書畫藝術家李瑞清出任總辦（校長）。1906年，兩江優級師范學堂開設圖畫手工課，李瑞清親自擔任國畫教師，我國近現代著名書畫家、美術教育家呂鳳子、姜丹書、汪采白、吳概亭、沈企僑、柳肇健等，都是他這一時期的得意門生。從這個專科畢業出來的學生遂成為我國第一批新型美術教育師資。正是這一美術教育基礎的確立，使江蘇的美術教育和美術人才優勢始終在全國占據突出的地位，為我國的美術事業、繪畫事業輸送了大批人才，成為我國美術資源、繪畫資源最為重要的輸出地。
近代是江蘇對歷代繪畫理論、畫史、畫家傳記、鑒賞等文獻資料等進行整理和總結的重要歷史時期，相當數量的畫家、收藏家、鑒賞家等，參與了這一工作，如梁章鉅的《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張式的《畫譚》、蔣寶齡的《墨林今話》、華翼綸的《畫說》、戴熙的《習苦齋畫絮》、李玉棻的《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秦祖永的《桐陰論畫》《桐陰畫訣》《畫學心印》《畫訣》、戴以恒的《醉蘇齋畫訣》、彭蘊燦的《歷代畫史匯傳》、汪鋆的《揚州畫苑錄》、龐士龍的《常熟書畫家匯傳》、張祥河的《四銅鼓齋論畫集刻》、黃賓虹和鄧實選編的《美術叢書》、沈樹鏞的《書畫心賞日錄》《養花齋書畫目》、劉熙載的《藝概》、顧云彬的《過云樓書畫記》、徐康的《前塵夢影錄》、端方的《壬寅消夏錄》、邵松年的《古緣萃錄》、龐元濟的《虛齋名畫錄》等，都是這一時期出現的有關繪畫理論、畫史、鑒賞、收藏的重要著述。在這些著述中，尤其清代中期以來到清末的一些繪畫文獻，包括繪畫思想、畫家傳記、畫史及其鑒賞、收藏狀況等，都被保留下來，成為后續了解、研究這一時期繪畫發展狀態的重要文獻。
虞蟾《風雨歸舟》南京博物院藏
任頤《凌霄松鼠圖軸》
這一時期，江蘇繪畫觀念發生了劇烈變化。由于受到乾隆、嘉慶年間興起的“金石學”的影響，清朝后期“海上畫派”引金石入畫，更是達到了集大成的時期，引“金石入畫”成為江蘇地區繪畫領域最為鮮明的藝術特征之一，再次在新的歷史時期取得了卓越的藝術成就。在此基礎上，“金石寫意”“金石重彩寫意”成為繪畫創作最為主要的表現方式。這一繪畫技法上的變革，從19世紀晚期開始一直持續到現在，不僅對江蘇，甚至對全國現代繪畫的發展都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出現了一大批獲得重大成就的繪畫群體，其間尤以“海上畫派”和民國年間出現的一批畫家最為典型。當然，民間一些繪畫觀念和繪畫技法也開始為人們所重視，許多民間繪畫方法和觀念被文人畫家加以汲取、吸收，豐富了傳統文人畫的內涵和表現方式，具有鮮活的精神情調和現實氣息，如“海上畫派”的任頤、任熊、吳昌碩等人，即典型的代表。一些其他畫種如版畫的表現技法也被國畫加以吸收，亦豐富了繪畫的表現形式和內容，這一系列變革，也為后來繪畫表現技法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和充分的準備。
這一時期，中、西方文化進一步接觸碰撞，江蘇地區的繪畫理論和實踐也受到西洋畫法的深刻影響，一些方法和觀念被加以接受和消化，成為中國畫組成的重要因素。無論是繼承傳統開拓新路（如引金石入畫），還是吸收民間畫風以及受西洋技法的影響，江蘇地區的畫家都做出了主導性的創新，一步步引發中國繪畫在近代文化條件下進行重大變革，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繪畫觀念、繪畫格調、繪畫特征。
任薰《人物圖》 江蘇省國畫院藏
趙之謙《盆榴圖》
江蘇新的繪畫觀念和繪畫新風的形成，是在世界資本主義處于上升期、西方文化觀念在全球性擴張的文化背景下進行的，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列強加緊對東方的侵略和擴張，給我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江蘇畫家以本地區的社會文化的優勢地位，以中國文化本身為根本、在我國近代以來處于非常被動的特殊的歷史文化條件下，為中國畫的發展作出了創造性、開拓性的貢獻。可以說，在中國處于相對衰退的特殊歷史時期，江蘇地區的畫家在中國畫領域所取得的重大進展，有力地維護了中國繪畫的地位，以文化上的堅挺和藝術上的創造性活動，拉近了與世界先進文化的距離，一枝獨秀，大放異彩，成為現代綜合國力、文化軟實力對抗歐美文化、西方現代文化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近代江蘇繪畫不僅是現代文化史上最為亮麗的一頁，也提升了我國近現代文化在世界文化進程中的地位，彰顯出東方文化、中華文明的特有價值和精神特質。尤其在國家、民族處于相對衰退的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其所獲得的成就顯然更具有特殊的意義，提升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和凝聚力，這一點無論怎樣強調都不過分。
吳昌碩《紅梅圖》
虛谷《桃實圖》 上海博物館藏
這一時期，江蘇地區的繪畫是在我國處于內憂外患的特殊歷史時期作出艱巨的努力而獲得整體性的崛起，這在我國繪畫史上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正是江蘇地區無數畫家在繪畫創作中呈現出來的巨大的思想熱力、精神張力，有力地彰顯了中華民族文化藝術所具有的驚人的原創力和巨大的創造性。如果說，文化軟實力是強大綜合國力的具體體現，江蘇地區在繪畫方面所爆發出來的創造力以及文化擴張力，其意義尤其深偉。近代以來，江蘇地區在藝術上所取得的進展，與同時期的其他地區所作出的文化貢獻相比，其所表現出來的創造性，尤其是近代“海上畫派”的創造性表現，確實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這一時期的成就，同時也為民國時期、新中國成立后江蘇繪畫繼續保持領先地位奠定了極為深厚的歷史基礎、人文基礎，民國時期繪畫群體的集中出現、“新金陵畫派”繪畫群體的進一步崛起，顯然都是在這一基礎上的歷史性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