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研究已經表明，中華民族是一個擁有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生命力最為旺盛、持續綿延、不斷發展壯大的民族。個中原因有多方面，但與中華文明在發展中注重交流、注重取長補短、相互借鑒的文化特質有關。
文明與文化，二者關系緊密，但有著深度與廣度、維度與厚度的區別。“文化圈”要大于“文明圈”，文明是在文化基礎上誕生，是以有文字、城市、青銅器、禮儀等級制度產生等作為重要標識。“以文化之”常被人們理解為是“文化”一詞的來源，這句話中的“文”應主要指“文明”。我國五千多年文明史，正是在文明交流互鑒中，不斷創造輝煌。
一．文明交流互鑒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底色
事物之間的交流互動、借鑒競爭，是事物生命力延續提升、永續發展的原動力。
中國哲學在解決事物發展原動力是如何產生問題上，以老子為始創者的道家思想作出了巨大貢獻。
“道”的哲學概念從先哲大腦中蹦出，其巨大威力比“盤古開天辟地”神話的能量還要強大，因為由“道”而“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那么，由“道”而生的萬物又是如何繼續發展下去的？老子作了進一步解答，指出：“萬物負陰以抱陽，沖氣以為和”。由“道”的單一到“陰陽”二元對立，事物是在陰陽二元變化交流的基礎上，才有了生命力的張揚賡續。
由“陰陽”而生成“八卦”，再由“八卦”而生成“六十四卦”，再生成“三百八十四爻”，這一套完整縝密的哲學體系，充分體現了先哲們對事物交流生成、變化發展的深邃思考。在卜筮活動中，有些卦象之所以被稱為是“死卦”，就是因為沒有出現如同乾坤陰陽對立交匯而產生生命的卦象。
除了周文王、周公、老子、莊子等先哲們的哲學思想為后人所常道，在先秦時期，獨陽不生、孤陰不長、“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就會出現地震的思想言論，早已掛在人們嘴邊。《國語?鄭語》記載了鄭桓公與姬周王室史伯的對話，在分析姬周即將衰弊的原因時，史伯提出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哲學命題。“和”是指事物之間“可否相濟”，陰陽相“和”則而萬物生，只有出現“以他平他”的陰陽交匯激蕩，才能夠出現“豐長而物歸之”、即“土氣和而物生之、國家和而民附之”的生命現象；“同”則指同欲同順，沒有交流互動，更不可能激蕩升華，不可能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今人常說的“君子和而不同”思想，早在二千多年前就產生了。史伯還進一步提出：“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人類與自然動物界的林林總總現象，無不說明，只有不同事物之間的交流互鑒，才能讓人世間更美好。
從文化史角度看，在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交流互鑒現象一直存在。大而言之，傳統儒家文化與道家文化、墨家文化、法家文化之間，等等，都有相互借鑒、相互交融的特點，絕不是常人所想象的那樣是各自為陣、鐵板一塊。
在中國先秦時代，“諸子”爭鳴是在那個相當長的歷史時空中存在的社會現象。先秦“諸子”不是僅指同一時代人物，夏商周時代的許多史官兼具諫臣身份，商代末年的微子、箕子、比干被稱為“殷三仁”，在當時都是有一定思想的政治人物，都可以歸入“子”的行列來認識，我們不能用“縮水法”來認識歷史，只是習慣于將“諸子”框定在東周（春秋、戰國）時期。由于書寫載體的局限，有許多先哲的思想未能記載傳布而已。
今人口中所謂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縱橫家”等這個“家”那個“家”，只是到了漢代，人們在對秦以前的歷史人物進行觀照時，才有了一種“人以群分”的劃分稱謂。所謂“百家”概念，我們在漢代司馬遷的《史記》中還沒有發現。在《史記》中，有《老子韓非列傳》《孫子吳起列傳》《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屈原賈生列傳》等，都沒有如后人所說的以“家”來劃分。
依照后世的理解，老子、莊子屬于“道家”人物，韓非屬于“法家”人物，但在《史記》中，卻將三人合傳。在司馬遷看來，韓非雖然“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這也說明，先秦諸子之間的學術是有相通互鑒之處的。
值得注意的是，《史記》中出現“道家”一詞，是專指當時傳為楚國人的“老萊子”。說這個人曾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這個“老萊子”是否指的就是老子李聃，未有定論，故用“或曰”存疑。在司馬遷的研究中，老子就是指的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李耳，因為在《仲尼弟子列傳》中，司馬遷又指出，孔子一生所尊重的人，“于周，則老子”，即那位在周王朝京師王畿范圍內當“圖書館長”的老子李耳。司馬遷又接著指出，孔子所尊重的人，“于衛，則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說明老子、老萊子是兩個人。在《仲尼弟子列傳》中，始終沒有出現“儒家”一詞。
“百家”之說，應該是在司馬遷所生活的漢武帝時代就有了，以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即后人常道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流行。實際是，到了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的出現，才是有了權威學術定型。《漢書?藝文志》是官方史書，出現了“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縱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小說家者流”等“凡諸子百八十九家”的學術定論，后世統稱為的“諸子百家”，概源于此。
先秦時代，能進入“子”的行列，如被尊稱為“微子”“箕子”“管子”“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莊子”的，一般是指那些有學術造詣、有思想見解的極少數人，所以稱為“諸子”。而進入“家”的行列，則標準比“子”要低得多，范圍要廣得多，所以稱“百家”。
諸子、百家，他們的思想文化之所以能夠形成特色，能夠自成一家，決不是接受單一的知識、囿于一己小天地形成，而是在大的時代潮流中，通過相互交流借鑒中成長起來。
二．文明交流互鑒在我國文物暨文化遺產中有精彩呈現
我國自古就有文明交流互鑒的優良傳統，我們還可以從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交匯交融中尋找到原始解答，從黃河文明、漠河文明、長江文明、珠江文明、運河文明的交匯交融中尋找到解答，從陸地、海上兩條連通中外的“絲綢之路”中尋找到解答。
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炎黃子孫”“炎黃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華夏民族認同的標識，是經歷了炎帝、黃帝、蚩尤幾大部落的斗爭、交流、互鑒、直至融合的漫長過程，經歷了中土與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的漫長斗爭、交流、互鑒、直至融合的漫長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波瀾，有曲折，有斗爭，有妥協，但最終是走向融合，形成合力，形成華夏民族百溪歸流成大海的磅礴氣象，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
通過一百多年的考古學發展，大量出土文物也為我們提供了文明交流互鑒的有力佐證。
著名的如郭店戰國楚墓簡牘。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郭店一號楚墓發掘出土，共804枚，其中有字簡731枚，書寫超過13000字，為竹質墨跡，是典型的楚國文字，字體典雅、秀麗。
郭店楚簡中，包括了先秦時期儒、道兩家的典籍與前所未見的古佚籍18篇，分別為《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說之道》《緇衣》《魯穆公問子思》《五行》《窮達以時》《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五行》《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語叢四》。其中的《緇衣》《五行》出自孔子的孫子子思，屬于儒家內容。其它《性自命出》等也與曾子、子思的思想有關，《五行》篇也屬于子思、孟子的“思孟學派”。這些內容在楚墓中出土，說明起源于齊魯大地的儒家思想已經在荊楚南蠻之地流傳。
郭店楚簡還出土了《老子》最早版本，與傳世《老子》版本存在顯著差異。傳世版本第十九章中，有“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這些語言，一直被認為是儒道兩家思想對立的有力證據，作為專攻先秦文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我對此可謂爛熟于心。但在郭店出土楚簡《老子》中，并無這些與儒家針鋒相對的言辭，反而對儒家所倡導的仁、義、圣等理念持肯定態度，從而也改變了人們對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史的傳統認知。
郭店楚簡的這一重要發現，糾正了長期以來我國學術思想界存在的偏見，反映了早期道家與儒家之間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馳，而是交叉交流、互鑒兼容的。也說明，《史記》等歷史文獻記載的孔子向老子請教、盛贊老子為人中之龍的歷史是真實可靠的，為我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的不同學術流派、在不同地域之間進行交流互鑒、融合發展提供了有力實證。也進一步彰顯了中華文明在經歷了天人、圣人的認知階段后，當進入哲人時代，文明交流互鑒、包容并蓄的特點更加明顯。唯因如此，成就了中華文化的燦爛多姿、博大精深。
出土文物呈現文明交流互鑒現象，我們也可從江蘇本土得到證明。
8000多年前的江蘇文明之根“順山集文化”遺址，坐落在宿遷市泗洪縣梅花鎮境內，其對周邊文化的催生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向北，順山集文化催生了蘇北沿海地區6500多年前的連云港灌云縣“大伊山類型”，其陶器如釜、鼎、雙耳壺、高頸壺、缽、碗、盆等，均受順山集文化影響；向南，順山集文化衍生了浙江境內的河姆渡文化甚至良渚文化；向東，順山集文化形成了青蓮崗文化、影響了龍虬莊文化；向西，順山集文化又影響了安徽境內的石山子文化并滲透了雙墩文化。這種文化之間的滲透、影響、衍生，就是文化文明交流互鑒所結出的果實。
我們再從流經鹽城東臺、泰州興化境內的泰東河“江蘇興化、東臺蔣莊遺址”來看，其所在的江淮地區，處在黃河、長江南北兩大文化帶中間，其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文物，有長江下游的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特點，也有黃淮地區的龍山文化特點，尤其對研究以上海崧澤命名的“崧澤文化”和以浙江良渚命名的“良渚文化”北上，均具有重要意義。其“良渚文化聚落”的發現說明，在距今6000至4000年間，這里曾經發生過激烈的文化碰撞、交流、融合和創新，其對研究中華文明起源有重要意義。2016年5月16日，蔣莊良渚文化遺址被列為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如果我們放眼國際，從西漢張騫通西域開始，陸上“絲綢之路”就形成，亞歐文明交流互鑒的道路開始打通，從長安經河西走廊、新疆地區、中亞南亞西亞，直至古羅馬，沿途文物古跡都在敘述著昨天的故事。海上“絲綢之路”同樣如此。
東漢明帝時期，佛教開始傳入中土，最終在中土生根、開花、結果，與中國本土儒教、道教形成鼎足之勢。佛教在中國有北傳、南傳兩條路線，并且，中國又成為佛教傳向東南亞的中轉站。唐代長安城作為當時的國際大都會，各國“遣唐使”是絡繹不絕。日本高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鑒真大和尚東渡日本及其大量文物遺存都在說明，中國文化是在與世界文化的交流碰撞、相互借鑒中發展壯大、直至強大起來，形成“漢唐氣象”。大量佛教及伊斯蘭教、天主教等宗教文物建筑遺存遺跡在華夏大地存在、在博物館中收藏，都在說明中外文化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
大明王朝定都南京，是七朝古都南京最為輝煌的時期。明代的《大統歷》成為朱元璋向蕃國饋贈的珍貴國禮，大明王朝的紀年日歷已經成為周邊蕃國的共同遵循。由南京開啟的鄭和七下下西洋壯舉，成為中國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壯麗詩篇。2005年4月25日，國務院批準決定，自2005年起，每年的7月11日為“中國航海日”，同時也作為“世界海事日”在中國的實施日期。2005年的7月11日是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日，“中國航海日”在這一天正式啟動。鄭和七下西洋，在江蘇大地留下了大量文物遺跡，據有關方面調查，僅南京就有43處與鄭和相關的遺址遺跡。
另外，在南京市博物館，收藏有出土文物東晉時期的玻璃罐、玻璃杯，在南京博物院，收藏并展示的明代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等等，都在敘述著中國同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
三．文明交流互鑒在近代以來的實踐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開始由獨立的封建國家逐步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封建社會、尤其是清王朝長期實施的閉關鎖國政策已經成為歷史。國門被迫打開，西方列強入侵，不平等條約一個接著一個，中華民族開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難、探索、斗爭的歷程。
中華民族內憂外患，認識并了解西方文明已經成為當時有識志士的強烈追求。林則徐一方面焚燒鴉片，一方面也在編譯《四洲志》，正因如此，林則徐也被稱為“睜眼看世界”第一人。
魏源編著《海國圖志》，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拯救民族之方略，提出要向西方學習制造“戰艦、火器、養兵練兵之法”等“長技”，通過“師夷”手段，來達到最終“制夷”之目的。
清代末年至民國時期，傳統“私熟”教育逐漸被教會學校所取代，為大眾服務的公共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場館建設開始出現，乃至在瑞典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安特生影響帶動下出現的“考古”專業，在今人看來，早已習以為常，但卻是古老的中華民族在飽受欺凌的情況下，不得不被動接收西方文明沖擊交流的產物。
文明有先進、落后之分，有健康與腐朽之別，先進的取代落后的，健康的戰勝腐朽的，這是文明自身發展的必然趁勢。但文明又是多彩的，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可以共存的。西方文明對我國的影響，有些已經融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已經變成我們文化文明的一部分了。我們現在以七天為一周，來作為作息時間周期，其源頭與西方文明對上帝的信仰禮拜有關，所以“周一”又常被人們稱為“禮拜一”，周二又稱為“禮拜二”，直至第七天星期天，又稱為“禮拜天”，因為這一天是上帝在創造萬物后的休息日子，也是人們前往教堂對其進行禮拜的日子。人們在詢問“今天是星期幾”時，又習慣常用“今天是禮拜幾”來表達。
中國傳統的以10天為一“旬”、將一個月分為上旬、中旬、下旬的計日方法，已經逐漸淡出了人們日常生活習慣。將一天一夜分為24小時的計時法，已經讓中國傳統歷法“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個時辰計時法亦逐漸淡出人們的日常生活習慣。1912年開始，我國為了與世界文明對話方便，實施陰陽合歷，既保留我國傳統的農歷紀年，又采用西方的陽歷紀年，從而出現了“陽歷年”“陰歷年”之分。
早在1964年，毛澤東主席在《對中央音樂學院的意見的批示》中就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著名論說，用歷史的眼光和發展的眼光看，他的這兩句話都沒有過時，對我們今天以歷史的眼光、國際的視野來研究文明交流互鑒，仍然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1978年，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讓中國人民富起來，讓國家強起來，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主動敞開國門，與世界先進文明交流對話，互相借鑒，讓世界先進文明為我所用。
2001年，我國加入WTO世貿組織，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將與世界先進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推向新階段。
歷經近半個世紀的偉大實踐，我國改革開放已經進入全面、深化、可持續發展階段，正在朝著中國式現代化方向穩步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站在全球視野，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向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種族、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發出了文明對話，倡導文明交流互鑒，他的一系列論述，充分表現了大國領袖的寬闊胸懷和責任擔當。
2014年3月27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文明是平等的，人類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鑒的前提。各種人類文明在價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無是處的文明，文明沒有高低、優劣之分。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交流互鑒，一種文明才能充滿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沖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
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又指出：人類文明多樣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進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2500多個民族、多種宗教。不同歷史和國情，不同民族和習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豐富多彩。文明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別。文明差異不應該成為世界沖突的根源，而應該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
2019年5月1日，《求是》雜志發表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文章《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深刻闡述了文明交流互鑒對于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實現文明和諧的重要意義。
習近平主席有關文明交流互鑒思想，已經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的共識。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2024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二十條指出：“國家支持開展考古、修繕、修復、展覽、科學研究、執法、司法等文物保護國際交流與合作，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鑒。”
習近平主席的文明交流互鑒思想，已經成為推動全球和平發展的重要指引。2024年6月，第78屆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中國提出的決議，把每年6月10日定為“文明對話國際日”。決議充分體現了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的核心要義。加強國際人文交流，促進全球文明對話，中國同各方一道，踐行全球文明倡議，共同建設美美與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園。在2025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主席再次重申，中國愿同各國一道，做文明互鑒的推動者。
在全球進入信息化、多極化的時代，尤其在很多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影響人類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情況下，習近平主席高瞻遠矚，從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全球視野，為我們指明了文明交流互鑒的重大國際意義，同時也為我們各行各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中國人民正在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以自己的方式加油干，行業之間，不同學科領域之間，交流互鑒，協同合力。中國人民用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積累的智慧，制定出中國方案，以謀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方案的核心內容，就是積極倡導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包容與共同發展。
文化、文物、旅游、廣播、電影電視等領域是挖掘、研究、宣傳、展示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重要陣地和窗口。黨的十八大以來，這些領域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在文化強國建設等方面取得了許多可喜成果，尤其在對外宣傳方面，更是發揮了重大作用。我們要不斷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不斷豐富發展中國特色的現代文化建設，在習近平關于文明交流互鑒的系列講話精神指引下，通過博物館、紀念館、非遺館等場館展示，通過出國辦展覽或與國外博物館聯合辦展覽“走出去、請進來”等形式，通過舉辦論壇、博覽會，通過廣播電視“國際頻道”，通過電影拍攝與對外推介，通過數字網絡新型媒體手段等，在國內大平臺、國際大舞臺上講好中國故事，傳遞中國正能量，為促進中華五千多年燦爛文明與世界各國文明交流，增進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往來，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與制度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更多更大的努力與貢獻。
（束有春 2025年7月24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