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經過“八一三”以后3個月的鏖戰，上海戰場突然沉寂下來。中國軍隊被迫向西撤退，上海四周盡陷敵手。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雖未被日軍占領，但已處在日軍的包圍之中，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孤島”。
（惲逸群）
在寂靜空曠的徐家匯路上，早已名滿滬上新聞界的杰出報人惲逸群獨自踽踽而行。他透過路邊漫長的鐵柵欄，看到對面中國地界上昔日商店林立、繁華熱鬧的南市，在日軍的鐵蹄下，已然成為一片望不到頭的廢墟，心中不禁怒火中燒……
上海淪陷后，惲逸群的許多戰友如夏衍、鄒韜奮等抗日宣傳的主力和救國會的負責人等都已經紛紛撤離到內地。昔日如火如荼的抗日宣傳突然偃旗息鼓，上海新聞界——中國新聞事業的搖籃面臨著生死存亡。惲逸群因為是“上海通”，中共上海地下黨要求他留下來繼續戰斗，以恢復、擴大抗日宣傳陣地。
堅守孤島，開啟抗日宣傳新局面
1937年11月底，上海民間出現了掛有外商旗號的第一張具有鮮明抗日立場的中文報紙——《華美晨報》，它的出現突然打破了中國軍隊西撤后抗日宣傳輿論一時陷入沉寂、焦慮的氣氛！甫過一個月，同樣掛有外商旗號的《大美晚報》也辦起了四開小型日報《大美報》。這兩張洋商報都請來惲逸群擔任主筆，惲逸群甚至兼任大美報副刊《早茶》的主編（兩個月后由柯靈接任）。由于多數朋友離開了上海，惲逸群必須將兩報的大部分評論擔當下來，其余則邀約王任叔（巴人）、周木齋、戴湘云等友人撰寫。由于不再做夜班編輯的工作，惲逸群每天一早就到報社上班，匆匆在馬路邊的小食攤上吃完早餐后，便回到寫字間翻閱當天的報紙，開始構思撰寫評論文章。惲逸群才思泉涌，往往不到半小時，一篇評論寫就，幾乎不須改動即可交付在一旁等候的排字工人。由于他的迅速高效而少有差錯，惲逸群獲得了“卷筒紙”的綽號，比喻他寫稿像印刷機上的卷筒紙一般既快速又連續不斷。惲逸群每天撰寫的評論，既有揭露日寇的侵略陰謀和罪行，又有抨擊日軍在淪陷區推行“以華制華”、掠奪榨取中國人民的反動政策，還有駁斥主張和侵略者“親善”“和平”的種種漢奸謬論，甚至批判國民黨為一黨私利而搞摩擦、鬧分裂的錯誤行徑……在惲逸群的支持、參與鼓動下，私人經營的華美出版公司又出版了《華美周報》、《華美非常時期叢書》，甚至開辦起“華美廣播電臺”，通過出版物和強大的電波向江浙滬、安徽等省淪陷區人民，詳細報道抗戰消息，宣傳介紹八路軍和黨的持久戰略戰術等。在這艱苦而忙碌的間隙，惲逸群還寫作出版了《抗戰國際知識》和《外蒙問題的考察》兩本書，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幫助讀者正確厘清復雜的國際形勢。
由于惲逸群等一些堅持留下來的抗日文化人以一當十的艱苦努力，上海淪陷區的抗日宣傳很快重又振作活躍起來，日寇企圖扼殺上海抗日宣傳的陰謀破產了。
《華美晨報》、《大美報》利用英美法等國與日本的矛盾，有效抵制日本人的壓力，堅持開展抗日宣傳的事實，大大鼓舞了留在“孤島”的抗日報人。于是，抗日報人群起效仿，紛紛以高薪聘請洋人作“董事長”、“發行人”，向外國注冊登記，開辦起眾多的“洋商報”。1938年1月，中共上海地下黨開辦了掛英商招牌的《每日譯報》；接著，掛英商、美商招牌的《文匯報》、《導報》、《申報》等十多家報紙接踵問世。“孤島”一時成了洋商報的天下，抗日宣傳迅速蔓延擴大，抗日新局面也由此打開了。
在這支龐大的隊伍中，惲逸群以其抗日的堅定立場、卓越的文才、善于團結各方人士抗戰的統戰工作特長，出眾的能力，博得了新聞文化界人士的一致認同。惲逸群的擔子更重了。他除了擔任《華美》、《大美》兩報的主筆外，又應邀擔任《譯報》和《導報》的總編輯、主筆，負責這四家報紙的全部評論和部分社論；同時為《循環報》組織部分評論。可以說，惲逸群把握、指揮著“孤島”抗日宣傳的主陣地。他每天發出的不是一顆炮彈，而是一排排炮彈轟向日寇和漢奸，沉重打擊著他們的反動氣焰，極大張揚鼓舞著上海和淪陷區人民的抗日士氣。惲逸群一人同時為五家報紙撰寫評論，這種過人的精力、敏捷的文筆、淵博的學識，至今在中國新聞史上罕有而被新聞界傳為美談：他每天白天完成寫稿的準備后，一到晚上，一家家報社的工友就騎了自行車到他家取稿了。惲逸群招呼來人稍等，隨即展紙濡筆疾書，半小時左右即寫就一篇，然后交來人帶走，真可謂“倚馬可待”。惲逸群住房狹仄，全家擠住一間客廳，有時他在寫作時，幾個女親戚串門和他的妻子閑聊，免不了有嘰嘰喳喳的嘈雜聲音，惲逸群照樣精神專注而埋頭于寫作……一篇篇抗日檄文在惲逸群筆底下流出，射向敵寇的心臟。
（惲逸群在工作中）
第一個站出來公開揭露漢奸汪精衛
1938年10月下旬，廣州、武漢淪陷后，日寇又放出勸降的“和平”空氣，國民黨內以汪精衛為首的投降派借機散布“戰必敗，和未必亂”等求和言論，汪精衛又利用蔣介石以弱御強的“焦土抗戰”策略在長沙大火處置上的失誤，借題發揮，寫文章指責焦土抗戰是要把戰區內、淪陷區內的東西都燒光，是要使“大家都變成大貧”，“使人與物質俱成灰燼”，而敵人“其困難決不如我之甚”云云。汪精衛的言論立即受到上海一些漢奸報的追捧并轉載，說唯有“中日和平”才是唯一出路。惲逸群早就警覺到汪精衛屢次發表與抗戰國策相悖的言論別有用心，看到他的文章受到漢奸們的捧場，覺得必須即刻站出來批駁，肅清其影響，于是在1938年11月24、25日連續兩天在《導報》上發表《異哉汪精衛之言》的評論。惲逸群指出：實行焦土抗戰，原是因為中國還不能斷絕日軍的接濟，為了不把自己的物資送給它白白受用，而采取的一種正確的戰略戰術。目的是為了陷敵于困境，從而加速其失敗……汪精衛卻說焦土抗戰是要把一切都燒光，使大家“平等”，這顯然是故意混淆曲解。汪精衛反對焦土抗戰，“無疑就是反對抗戰”……
惲逸群的這篇檄文，是全國第一篇公開揭露汪精衛漢奸嘴臉的文章，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當時汪精衛尚未公開投敵，仍是國民黨副總裁，地位僅次于蔣介石。重慶國民黨中宣部長、汪精衛同伙周佛海大為震怒，一面指責《導報》“曲解國策，自誤誤國”，一面責令上海國民黨軍統、中統特務組織調查，要給與作者嚴厲“制裁”。
早已成為日偽暗害對象的惲逸群，得到中共地下黨密報后，迅即攜妻暫時躲到朋友家避難。雖然與外界斷絕了來往，但他卻一天也不放棄戰斗，仍每天寫出一篇篇評論，由自己的親屬外甥前去拿取，送往各個報社。
（汪精衛發表的“艷電”）
惲逸群的宏文《異哉汪精衛之言》發表不到一個月，汪精衛就逃離重慶，在越南河內發表臭名昭著的“艷電”，公開撕下偽裝，徹底投靠日本人當了漢奸。惲逸群料事如神的洞察力，無所畏懼的膽略，受到上海新聞界的普遍贊譽，再次給予他“彗星”（意即“光芒四射”）的稱號（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惲逸群公開預言“西安事變”必將和平解決，震驚輿論界）。
兩次面對死亡威脅，臨危不懼
對洋商報洶涌如潮的抗日宣傳，日寇惱羞成怒，它一面由日本駐滬總領事、駐滬陸海軍頭子向公共租界當局施加壓力，強烈要求取締反日言論；一面組織漢奸特務對抗日報進行殘酷鎮壓。僅在1938年1月、2月，《華美晨報》兩次被特務投擲炸彈，接著《文匯報》、《大美報》也受到炸彈襲擊，不少報社員工倒在血泊之中。作為抗日宣傳急先鋒的惲逸群，自然是日寇漢奸欲加清除的主要目標。日寇向租界當局提出要求逮捕12位新聞界的抗日分子，惲逸群赫然名列。盡管租界當局沒有理會接受，但侵略者猖狂至極——《社會日報》社長蔡釣徒被日本特務暗殺，頭顱甚至被懸掛在法租界一條馬路的電線桿上；《華美晨報》《文匯報》分別收到裝有血淋淋人手的“禮品盒”；惲逸群和許多記者、編輯都收到了裝有子彈的恐嚇信。日寇企圖以此以儆效尤。惲逸群和上海抗日新聞界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和威脅。
《大美晚報》刊登劉湛恩遭暗殺新聞
但是恐怖活動嚇不倒惲逸群。他依然緊握如椽之筆，無所畏懼，所向披靡。此時，上海婦女界領袖、共產黨員茅麗瑛，著名教育家、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等一批知名人士，因堅持抗日立場，拒絕被收買當漢奸，一個個遭日偽特務暗殺，倒在屠刀之下。惲逸群懷著極大的憤慨寫下《悼劉湛恩博士》一文，指出：“歷史告訴我們，恐怖是卑怯的表現，屠殺是崩潰的先奏……劉湛恩博士的‘成仁’的唯一結果是……使中國人民格外認識清楚，現在擺在中國人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做奴隸，一條是做斗士……劉博士的死，將感動無數中國人變成堅強英勇的斗士，促成中國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迅速到來……”惲逸群的鏗鏘評論，不僅是悼念英勇犧牲的劉湛恩，也是表明他自己寧死不屈的堅強意志和決心！
汪逆投敵后，到了1939年，上海出現了恐怖活動高潮。著名的76號魔窟的幾百個汪偽特務爪牙，腰別手槍、炸彈，每天公然大搖大擺地在租界內活動，租界巡捕不敢得罪，視而不見，各界抗日分子接連遭到綁架或暗殺。惲逸群的處境再次面臨著危險。他又一次接到恐嚇信，威脅他：如再發表抗日言論，定將“以武力制裁，炸彈與槍彈并來，不為言之不預也！”惲逸群每天上班的路上，都要事先寫好遺囑，懷揣在身，以防不測，住宿經常變換地址。惲逸群妻子勸告他趕快離滬，惲逸群卻堅定地回答：“不到最后關頭，我是不能走的……被特務嚇倒，我們還當什么新聞記者！”
面對死亡威脅，惲逸群繼續戰斗不息。1939年4月22日，惲逸群和幾張抗日報的負責人商量后發表了幾家主要抗日報的《共同宣言》，鄭重宣告：“我們決竭其全力反對侵略者及漢奸的活動。我們對于侵略者及汪逆羽黨和一切漢奸的活動，決予以迎頭痛擊……”但是日本侵略者自恃武力，在指使汪偽特務投擲炸彈，綁架暗殺，加緊進行恐怖活動的同時，對租界當局施加更大壓力，強烈要求取締抗日報紙。租界當局迫于壓力，委曲求全，以“宣傳抗戰，言論激烈”為由，勒令《譯報》、《導報》、《文匯報》、《大美報》停刊一周。
洋商報面臨著生存的嚴重威脅。幾家被迫停刊的報紙負責人不斷聚會，商討對策，惲逸群以堅定的態度表達自己的意見：“今后的局勢固然會更嚴重，但不能辦大報，我們就辦小報；不能辦日報，我們就辦刊物；一切都不能辦，就辦壁報。我們決不屈服……要和敵人斗下去！”這時，租界當局在日寇壓力下宣布緊急戒嚴，斷絕交通挨戶搜查，實際是搜查抗日分子。惲逸群又提筆給尚未停刊的《華美晨報》寫了《炸彈五百萬》的評論，指出：“租界要搜炸彈，我們保證永遠搜不完，因為租界上的炸彈有四百幾十萬，這些炸彈全藏在最秘密的地方，就是藏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里，心里的炸彈是永遠搜不完的！……”表達了共產黨報人惲逸群寧死不屈，欲與日寇抗爭到底的堅強決心。
《心防》劇本
就在這抗日報紙和報人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在桂林主持《救亡日報》的夏衍，秘密來滬探望妻兒。在充滿恐怖肅殺的氣氛中，夏衍和惲逸群等分別相約在咖啡館會晤。夏衍了解到惲逸群等一些抗日報人、文化人在“孤島”舍生忘死、英勇奮戰的可歌可泣的事跡，非常感動，回到桂林后，寫了名為《心防》的劇本，反映上海新聞文化界人士的戰斗生活。劇中主人公劉浩如，在報社擔任主筆，他帶著妻兒在孤島奮戰，撰寫抗日救國的評論，在敵偽追緝的情況下，懷揣遺囑，隨時準備犧牲，和敵人進行“韌性的戰斗”。夏衍筆下的“劉浩如”，正是惲逸群原型的寫照。
1939年，5月下旬，敵偽特務再次向《導報》投擲炸彈，這是對惲逸群的再度威嚇和警告。惲逸群臨危不懼，寫了一篇評論《唯一的不安》，發表在次日的《導報》上。日寇、汪偽見威脅、恐嚇無效，決定采取進一步的鎮壓行動。在《導報》被炸后幾天，中共地下黨領導緊急命令，通知他：撤退轉移到香港去……
隨著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結束到1939年5月的20個月中，惲逸群以他的杰出本領，率領一批抗戰報人在敵占區、在上海“孤島”展開了一場如火如荼、轟轟烈烈的抗日宣傳大戰，沉重打擊了日寇和汪偽集團，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書寫了燦爛的篇章，樹立了不可磨滅的豐碑。正如惲逸群在《孤軍奮斗的二十個月——上海新聞界的戰績》一文中總結指出的：“在去年五月之前，上海兩租界——有四百五十萬人口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完全屬于中國的，是中國的經濟堡壘，是中國的文化堡壘，是東南游擊區的政治堡壘。我們用什么力量守這個堡壘的呢？不是武力，更不是金錢，而是文化，說得具體一點是筆尖。在文化部門中成績最著的是新聞、補習學校、戲劇三種，特別是新聞事業堅定了廣大的民眾對抗戰必勝的信念，所以有人說，上海的幾家報紙足抵二十萬大軍。從對敵人的威脅和維系淪陷區的人心上來說或許這個譬如并不夸大。”（載1940年《新聞記者》第二卷第六期）
是的，歷史得到了證明：惲逸群等一批抗日報人，在“孤島”舉起的抗日宣傳大旗已經載入了史冊，幾家報紙創造的輝煌業績，足抵20萬大軍！
惲逸群，1905.1—1978.12，江蘇武進（常州）人。中國新聞文化界杰出戰士、著名新聞教育家、政論家、社會活動家和近代史學家。1937年11月，與范長江、楊潮等共同發起成立“中國青年記者學會”，簡稱“青記”，任總干事兼秘書主任；解放戰爭期間，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政治秘書、宣傳部代部長，并任華中《新華日報》、山東《大眾日報》總編輯；創辦濟南《新民主報》，任社長兼總編輯；1949年5月，與范長江搭檔創辦上海《解放日報》，任副社長、副總編輯，范長江調離后旋即任社長兼總編輯；1949年9月，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參與籌建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全國記協），任全國記協籌委會常務理事、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并任華東新聞出版局局長、華東新聞學院院長、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籌建創辦中國古籍和地圖出版社，任負責人。1978年12月10日因病在南京逝世，時年73歲。1982年始獲平反昭雪。著有《抗戰國際知識》《新聞學講話》《蔣黨真相》等書。
（作者簡介：顧祖年，1956年生，江蘇常州市人，原常州市博物館館員、常州日報編輯、常州晚報副刊部編輯，文史作者，在國家級核心級期刊和書籍上曾先后發表《新發現的瞿秋白語言文字材料四篇》《蘇東坡終老地孫氏館——藤花舊館考》《簡論中國博物館人》《惲逸群同志晚年在常州》等。本文作者為惲逸群同志外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