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精神傳到上海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開始考慮改變工作路線和方式。1935年8月，中共中央文委在無錫太湖邊的萬方樓組織召開了一次由南京、上海兩地30余名抗日救國活動分子（其中有不少是中共地下黨員）參加的會議，史稱萬方樓會議。會上傳達了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七大上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報告，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指出當前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超過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因此要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與會人員經過討論，一致同意在上海、南京兩地籌備成立救國會，以推動抗日救國運動的發展。萬方樓會議以后，黨的抗日愛國統一戰線方針開始在上海、南京等地得以貫徹，各界救國會紛紛建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即將到來。
1935年11月30日，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召開南京婦女代表會議，宣布成立南京婦女救國會。南京婦女救國會的主要成員是女職員、女學生、女教員，負責人有曹孟君、王楓等。12月，南京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其基礎是中央大學師生組織的幾個學術團體、國立戲劇學校部分師生和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在南京的會員，以后又發展了一些文化團體為會員，還有一些知名學者、科學工作者、中學教員、職員等。負責人為孫曉村、狄超白、千家駒。1936年5月，南京職工界救國會成立，負責人為薛寧人、汪德彰、趙鵬等。5月31日至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時，南京的代表孫曉村、曹孟君、狄超白、王楓等出席了會議，孫、曹還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常委。8月1日，南京學生界救國會(南京秘密學聯)成立。中旬，南京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負責人有孫曉村、曹孟君、狄超白、王楓。由于南京是國民黨統治的中心，救國會只能在秘密狀況下建立并進行活動。南京救國會通過多種適合各界群眾特點的方式開展抗日救亡工作，這些方式有學術活動、教育活動、藝術活動、康樂活動等等。1936年1月到2月舉辦的冬令講習會，就是以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中華自然科學社等八個學術團體出面組織的，主講者大多為文化界救國會成員。講習會突破了國民黨當局的封鎖，宣傳中國共產黨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南京救國會在馮玉祥將軍的支持下，推動國民黨上層人士覃振、居正、孫科等發起支援綏遠軍民抗日運動。11月21日，救國會發起的援綏大會召開，會議宣布成立首都各界援綏后援會。這次大會使南京的抗日救亡運動出現了新的高潮。會后開展的抗日救亡宣傳和募捐活動，一直深入到國民黨政府各機關、學校、工廠、商店以及醫院的病房里，影響很大。
1936年8月23日，無錫的旅外學生和暑期服務社、讀書會等進步團體聯合組成了抗日救亡團體無錫學社，有社員80余人，李伯敏、陳佩三、錢秋葦等被選為學社干事會成員。學社成立后，加強了與全國各界救國會的聯系，并在其指導下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學社邀請社會知名的進步人士到無錫演講，開辦民眾夜校，組織戲劇研究團和大眾歌唱隊，借《人報》副刊開辟《時代知識》專欄，進行多種形式的抗日宣傳。
國民黨當局對人民群眾的救國運動采取了敵視的態度，甚至加上“反對中央”“顛覆政府”等罪名，以多種手段進行壓制、打擊。
1936年10月21日晚，為籌組江蘇各界救國會四處奔走的羅青，夜宿江陰時被軍警逮捕。軍警在他身上搜出從上海帶來的救國會的文件和宣傳品，還有一枚“江蘇各界人民救國聯合會籌備處”的條戳，馬上將他作為要犯押送無錫，很快又轉解南京。
11月22日深夜，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七名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在上海被捕。12月4日，沈鈞儒等六人由上海押解到蘇州，被囚于橫街江蘇高等法院看守分所；史良在滬保釋后又于12月30日主動到蘇州入獄，被囚于司前街看守所；羅青作為沈鈞儒等人的共案犯亦被押到蘇州受審。主審這一案件的是江蘇高等法院。由于沈鈞儒等愛國民主人士在當時社會上有廣泛的影響，人們習慣上把這一案件稱為“救國會七君子案”。七君子在蘇州被羈押七個多月。在七個多月中，全國開展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援救七君子運動，反對國民黨當局迫害民主人士、摧殘愛國運動，把抗日愛國斗爭推向一個新的高潮。被囚于蘇州監獄中的七君子堅持抗日愛國立場，團結對敵，與反動當局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1936年11月28日，南京各界救國會主要負責人孫曉村、曹孟君也被當局以“赤匪嫌疑”罪逮捕。數日后，南京學生救國會的陳文治，職工界救國會的薛寧人、劉仲芳也相繼被捕。次年1月28日，無錫學社的負責人李伯敏、陳佩三、錢秋葦、張其楠、宋犁夫等人亦被逮捕。
七君子事件“引起中外輿論及全國愛國群眾，對于愛國判罪的反對”。全國及世界進步人士開展了營救七君子的活動，“在南京、蘇州、無錫、鎮江這些地方，同類的營救運動，也在開展中”。1937年6月下旬，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為援救七君子、揭露國民黨統治下愛國有罪的反動真相，發起救國入獄運動。7月5日，宋慶齡等12人來到蘇州，要求法院將他們一起羈押，如同對待沈鈞儒等人一樣。這一正義行動，得到許多愛國人士的響應和支持。
七七事變后，國內政治形勢發生巨大變化，國民黨當局不得不于7月31日將七君子交保釋放。羅青亦同時被保釋。無錫學社被捕的李伯敏等人，南京救國會被捕的孫曉村、曹孟君等人也先后獲釋。
來源：《江蘇省志·江蘇人民革命斗爭紀略》《中共江蘇地方史·第一卷（1921—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