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復，宛如一道曙光，照亮了無數工人、農民和知青的前路，成為改變命運的珍貴契機。那年冬天，570多萬年輕人或已不年輕的人懷揣著夢想奔赴考場。然而，最終錄取人數不足30萬。此后，改革開放的浪潮涌起，各地廣播電視大學紛紛開辦，有些大專院校也設立夜大班，為渴望知識的人們開辟了新的求學通道。
1982年，我有幸成為南京市第一輕工業局系統電大漢語言大專班的68名在職學員之一。開學初期，我們主要在局禮堂集中上課。那時沒有電視教學，只能通過放磁帶聽錄音來學習。久而久之，大家逐漸產生了“受教疲勞”，內心無比向往能聆聽大學老師面對面授課。
在電大文科班的課程設置中，形式邏輯并非必修課，但我深深被這門課程吸引，它就像一把能開啟智慧寶庫的鑰匙。強烈的求知欲驅使我另辟蹊徑。于是，每周兩個晚上，我前往南京師范學院（后升格為師范大學）夜大班蹭課當起了旁聽生。
南師主講邏輯學的是黃浩森老師。他五十來歲，身材魁梧，留著大背頭，精神抖擻，眼神中透著睿智與溫和；一站上講臺，就帶來一股穩健有力的氣場。他說話帶有一些地方口音，但絲毫不影響觀點的表達，反而增添了幾分風趣幽默。他將晦澀難懂的邏輯學知識講得引人入勝，妙趣橫生，深受同學們喜愛。
黃老師每次上課，大教室總是座無虛席，連過道臺階也擠滿了人。起初，黃老師以為除了夜大班學員，其他人都是本校選修這門課的學生，并未注意到我和其他“外來客”混在其中。
一天晚上，教室燈光暖黃明亮。和往常一樣，黃老師站在講臺上，拿起粉筆輕敲黑板，聲音洪亮且富有磁性：“今天，我們來講講形式邏輯跟辯證思維的區別。”隨后，他在黑板上寫下“1+1=2”，轉身笑著問我們：“在形式邏輯里，一個蘋果加一個蘋果，等于幾個蘋果？”我們不假思索，齊聲回答：“兩個！”黃老師滿意地點點頭，話鋒一轉：“那從辯證思維看，一個人加一桿槍等于幾？”
此話一出，教室里瞬間安靜下來，大家面面相覷，滿臉疑惑。片刻后，小聲的討論聲漸漸響起。前排一位男生率先舉手站起來說：“等于一個武裝的人！”黃老師笑著示意他坐下，又看向其他人。一位女生有些猶豫地說：“這得看情況吧，要是這人不會用槍，那可能還是一個人和一把槍，加不起來。”教室里頓時響起一陣輕笑。
黃老師不置可否，接著拋出問題：“一個連的解放軍加上一個連的國民黨兵，等于幾個連？”這問題猶如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面，激起千層浪。同學們立刻炸開了鍋，七嘴八舌地討論起來。有的說：“從形式邏輯講，簡單相加肯定是兩個連。”馬上有人反駁：“這可不一定，兩個對立陣營的連一旦打起來，能剩一個連就不錯了。”還有人說：“要是國民黨兵那個連戰場起義呢，那肯定一加一等于二。”又有同學提出：“萬一這個連有的不愿被收編，跑了一個排，其他還在猶豫，這咋算？”大家各抒己見，爭得面紅耳赤，教室里熱鬧非凡。黃教授看著這場面，嘴角微微上揚，眼中滿是鼓勵和欣慰；同時耐心傾聽大家發言，還不時提醒點撥引導我們進一步深入思考。
講到概念偷換和外延與內涵的區分時，黃老師緩緩說道：“生活中，概念偷換的情況可不少。比如，有人說‘我買了一只包，是真皮的，還特別便宜’，另一個人就說‘那我也要買你這樣便宜的真皮包’。可等第二個人買回去，就發現不是自己想的那樣。”他停頓一下，拿起講臺上的粉筆，在黑板上寫下“真皮”兩個字，轉身解釋道：“第一個人說的‘真皮’，內涵可能只是動物皮，外延包含各種動物皮做的包；可第二個人理解的‘真皮’，內涵可能更偏向高品質的牛皮，外延范圍一下子就縮小了，這就是典型的概念偷換。”我們這才恍然大悟，紛紛點頭，沒想到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竟藏著這么多形式邏輯和辯證思維的學問。
然而，好景不長，來蹭課的人越來越多，有電大生、函授大學的自學者等。黃老師的邏輯學課只好換到教學樓演說廳。即便如此，依舊人滿為患。系里無奈開始點名，結果喊一個名字常常有兩三個人同時答應，場面十分滑稽。最后，學校規定憑夜大班學員證才能入場。從那以后，我沒法再去夜大班蹭課了。所幸我們一輕系統的電大班及時調整課程，上午聽錄音講課，下午請南師的秦家琪、陸協新、吳錦、何永康等以及南大有關名師輪流輔導。可惜的是，邏輯課不是必修課，沒能請到黃老師授課，為此留下深深惋惜和念想……
這段短暫的蹭課經歷，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它既是我對知識熱愛的見證，同樣也能體現那個時代人們對知識的熱切渴望。雖然沒能再聆聽到黃老師的教誨，但課堂上那些思維碰撞出的火花，始終激勵著我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斷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