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給人最鮮明的印象，是杏花煙雨、小橋流水、粉黛人家，在那些至今猶存的古鎮、青石鋪就的古街上，總能看到一些古藤攀援、青苔鋪地的老宅深院，歷經歲月風霜的侵蝕卻依舊閃亮于歷史的長廊，這些便是當年的書香世家、縉紳望族。吳江鄭氏，常熟翁氏，毗陵莊氏，宜興蔣氏，錫山秦氏，甪直沈氏，膠山安氏、蕩口華氏，宛山顧氏，村前胡氏……從前，這里的家塾總是飄出瑯瑯書聲，后來，從這里走出的那許多江南才子，文壇巨擘，科技俊彥，清官廉吏，如星辰一般璀璨地閃爍在歷史的星空。如果說，古街舊宅構成村鎮的骨骼，不息流水是汩汩的血脈，那么，崇文尚學的家族文化才是造就這一切人文璀璨的根源。
被譽為“人文淵藪地，富貴魚米鄉”的江南，唐宋以來人口逐漸稠密，農耕經濟日漸繁榮，并逐漸形成了崇文重教的優良民風，詩禮傳家更是望族世家的文化傳統。宋元以降、尤其是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經濟發展充分，士族群聚，文教昌明，家學鼎盛，從這些家族中不僅走出了許多影響歷史發展的官員，還養育了許多文人俊彥，科技巨擘，文藝名家，成為推動江南社會發展不可忽視的一股重要力量，在經濟發展、社會治理、文化積淀、教育發展、科技進步等方面都發揮了突出作用。
在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歷史中，這些世家望族子弟走出了無數進士、舉人，創造了許多父子、祖孫、叔侄鼎甲、兄弟連元的傳奇，如明代的王錫爵、王衡父子，清代的繆彤、繆曰藻父子，汪廷玙、汪學金父子均列科舉鼎甲（前三名），莊存與、莊培因兄弟，翁同和、侄翁曾源叔侄，蔡啟僔、蔡圣元叔侄，彭定求、彭啟豐祖孫，均先后高中狀元；而昆山徐氏三兄弟——徐元文（順治十六年狀元）、徐乾學（康熙九年探花），徐秉義（康熙十二年探花）更是“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所未見也”。自順治十五年至康熙三十三年誕生的十四位狀元，清一色是江南子弟。江南人在科場這個萬眾矚目的大舞臺上，可謂占盡風光。
東晉、唐代、北宋三次北民南遷，加上物華天寶、經濟發展的孕育，使江南聚集了大量的著姓士族。歷史上，無數豪門富族悄無聲息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之中，“富不過三代”幾乎成了家族更替輪回的讖語。那又是什么讓這些世家望族歷久不衰、才俊輩出？支撐這些家族綿延不衰的秘密又是什么？其實，秘密就醒目地鐫刻在門楣上，懸掛在廳堂中。“耕讀傳家”“詩禮傳家”的匾額，揭示了支撐家族綿延發展的真諦，而“世上幾百年舊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的楹聯，正是這些家族繁盛不衰最大的秘密。讀書最大的益處是教人正心修德，“尊師重道以培書香，持廉立節以敦品行”，以確保家族后代不出庸才，不走歪路。才俊輩出的錢氏，家訓更是明言“心術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當無愧于圣賢……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必謀之”。世事滄桑，風云激蕩，即便是偏安一隅的江南，也一樣風起云涌、危機四伏，也并非沒有刀光劍影、血雨腥風，然而江南的這些文化巨族“花繁柳密處，撥得開；風狂雨急時，立得定 ”，正是讀書讓人有根基，有定力，濃艷場上有淡泊之守，紛紜境界具鎮定之操。
江南家族書香文化的興盛，是有其歷史原因的。首先，家族的聚集奠定了詩書化育的基礎。相對戰亂頻仍的北方，江南遠離政治中心，社會相對穩定，經濟比較繁榮，民性聰慧敏學，加之家風的累世傳承，為文教的昌明提供了優越的條件。而宜居的環境也為家族發展、文化孕育提供了基本保障。江南地區自春申君理水之后，紓解了大面積水患問題，大片湖沼、灘地被改造為肥沃的可耕田。同時，江南山溫水軟，氣候宜人，既無北方的高寒，也少酷暑干旱，農耕技術不斷提高，唐宋時期已成為富庶之區，是朝廷最重要的稅賦來源與經濟支撐，故有“當今賦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唐·韓愈《十九送陸歙州詩序》，見《新唐書·韓愈傳》。]，“天下大計，仰于東南”[《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八·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于東南。”]之說。
無疑，在農耕經濟為主要經濟模式的時代，江南必然成為家族繁衍生息的理想之選，也是北方士族避亂南徙的擇居之地。相對北方鐵馬秋風的粗礪環境，杏花春雨的溫潤江南，吸引了無數北方士族的卜宅安居。明洪武時，有文描述“自大江以南，西浙之郡，號富庶者必稱姑蘇，次則無錫，蓋其田疇豐腴，民物從聚，巨室大家棋布星列，非他州比焉。”[ 無錫州判王中立《華氏傳芳集·序》。]不僅可見當時江南經濟狀況，也大致解釋了太湖流域望族群集的原因。而清代康熙首巡江南后寫下的“東南財賦地，江左人文藪”詩句，也清晰道出江南經濟、人才的繁盛。
安定的社會、發達的農耕促成了望族世家的匯聚，也為家族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家族繁衍，除了對自然環境的依賴之外，生存質量的優劣還取決于社會環境和風氣。社會安定，民生安穩，家族子弟才有良好的環境安心讀書，才可能通過科舉入仕來光耀門楣。正因此，偏安的江南不僅成為北民避亂的靜土，更是宜居宜業的理想家園。因此，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亂——幾次大動亂之后，都有大批北方縉紳士族移居江南。此前，江南地區只有朱張顧陸吳等少量著姓巨族，晉室南渡之后多了瑯琊王氏、陳郡謝氏、江左袁氏、蘭陵蕭氏等北方巨族，“安史之亂”“靖康之亂”又兩度導致大批中原士族南遷，如無錫后來影響巨大的楊氏、錢氏、過氏、許氏等，皆為外埠遷入。著姓世族的遷入，不僅為江南輸入大批人才，還有資金、文化和技術。同時，門閥制度和科舉制度的推行，推動了社會階層構架的解體和重構，官僚社會逐漸形成。一些傳統家族通過科舉入仕提升家族地位，與成功轉型的地主階層和“由庶而貴”的新貴一起構成了江南密集的望族富戶群落。
從這些家族的自身訴求看，尚讀書、重教育的傳統十分悠久，通過科舉仕進榮宗耀祖，追求內圣外王的境界，既是內在的訴求，也是維持家族長盛不衰的秘訣。要保證子弟擁有良好讀書環境，就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良好的社會秩序，溫和的民性與尚學的世風，能夠滿足這些條件的唯有江南。“幾家茅廬護疏籬，紅樹參差映碧溪。更有幽人讀書處，夕陽深巷板橋西。”黃鎮的這首《村游即景》描繪的正是江南民間村落一景。江南地區古來私學繁榮，不僅家塾、義學、書院遍布，世家望族更有“手未嘗釋卷，晚節尤好聚書”的家風，吳越王錢镠就強調“子孫雖愚，書不可不讀”，此囑為錢氏后人牢牢銘記，尚讀書成為好家風，從而走出錢穆、錢鍾書、錢學森、錢偉長等眾多文化大家科技巨擘。而近代“民族工商第一家”的榮氏，雖然以工商發家，卻同樣強調讀書，認為“讀書乃圣賢之根抵”。讀書不僅可以陶冶人的氣質性情，也是培育人才精英、提升家族地位的重要途徑。
（錢鍾書、錢學森、錢偉長）
江南士族尤其篤信“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小害者，惟書”，篤信讀書是人生最享受的事，是世間最大的清福。清嘉慶四年狀元、吳興人姚文田寫下了“世上幾百年舊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這副對聯，在此后的兩百多年中，不知被多少詩書相傳的江南人家鐫成楹聯，掛上廊柱，奉為真理。正是在這種“綿世澤莫如積德，振家聲還是讀書”文化的影響下，讀書始終被視為強宗望族的致遠之路，從而成就了江南家族賢杰云集、家學繁榮的盛況，也由此涌現出不少科甲蟬聯、朱紫盈門的科舉世家。
敦風化俗，成風化人。在文化風氣的浸潤之下，崇文尚學已成為無數江南人家秉持的家風，書畫柔翰，開卷有益，修身齊家，開闔從容。長期以來，民間創立的私學——族塾、家塾乃至書院，與“官學”交相輝映，名師才人開壇設帳，授徒解惑，述道講學，義莊義塾遍布城鄉，文化世家更是家學深厚，滋養品德，注重教化，辦學育才成為江南家族文化活動最重要的內容。對江南家訓稍作耙梳，無一不是將詩書、耕讀、教稼等作為中心內容。
（無錫東林書院）
《唐氏家訓》曰：“讀一卷便有一卷之益，讀一日便受一日之益”；錢塘《錢氏家訓》曰：“讀經傳則根柢深，看史鑒則議論偉。能文章則稱述多，蓄道德則福報厚。”姑蘇顧氏家譜的《訓約八條》中，有“凡我同宗之人，務要遵守祖訓，以教子為遠圖”之訓，顧氏明清以降的人才輩出，皆與此有關。錫山秦氏盛于明清，學風濃郁，史上出過33位進士，有“辰未聯科雙鼎甲”“高玄接武十詞林”的佳話。其家訓曰：“立名立行只在修德讀書”“惟木從繩則正，玉不斫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修德讀書”無疑是家族才人興盛的重要原因。錫山秦氏家譜載，寄暢園創始人秦金的父親秦霖，教書鄉里，手不釋卷，精于史書，為人處世和光謙德，在其諄諄教誨之下，秦氏子嗣皆讀書有成，其子秦金后來成為明代吏部、兵部尚書，暮年致仕返鄉后仍以讀書為樂，造福桑梓。明清時期秦氏家族還走出了秦燿、秦德藻、秦松齡、秦道然、秦蕙田等一系列翰苑名賢、文壇巨匠，至近代仍然名賢頻出，秦毓鎏、秦邦憲、秦古柳等亦均為一代才俊。
（寄暢園）
“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韋應物），歷史上如此之多的名人大家之所以能登峰造極，成就輝煌，名耀千古，言及篳路藍縷之功，非家學家風之昌盛莫屬。這類文化家族強調讀書目的，不止于學術器識的培植與教養，還關乎家族成員的道德涵養和義利觀念的體認與踐行，由此影響到家族的繁衍壯大，綿延恒久。因為，單純的學識從來不可能單獨存在，學識必須與品德修養相輔相成，才能促人正心修身、敦化成學，才能成為衍育成才、造化成家的正能量。
江南人深信，養心與讀書，修德與尚學從來相輔相成，不可分割，江南社會也由此構建了一種向上向善、積極進取的價值共識和道德取向，并成為許多家族世代相繼的珍貴人文傳統。作家馬伯庸曾說：“一個家族的文化傳承，就像是一件古董，歷經許多代人呵護打磨，在漫長時光中悄無聲息地積淀。慢慢地這傳承如同古玩一樣，會裹上一層幽邃圓熟的包漿，沉靜溫潤，散發出古老的氣息。雖然看不見摸不著，卻滲透到家族每一個后代的骨血中，成為家族成員之間的精神紐帶，甚至成為他們的性格乃至命運的一部分。”世事紛繁，造化弄人，若能胸懷信仰、案有詩書、氣定神閑、心竅通透，不亦樂乎？
以崇文尚學為重要特征之一的江南家族文化，在立德修身、治家睦鄰、尊規守約、教化敦倫、治學濟世、廉潔自律等方面，仍具有現實意義和借鑒價值，在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揚棄之后，仍值得借鑒、吸納與傳承，其內涵精髓無論對個體品格意趣的培養，還是社會核心價值觀構建，乃至匡正當下的失范之風，推進社會道德文明建設，都具有積極意義。 （本文來源：方志江蘇公眾號）
莊若江簡介：江南大學教授，市政府智庫成員，吳文化江南文化研究專家，全國人文社科系統優秀科普專家。歷任中文系主任、影視傳播系主任、文學院副院長、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江蘇臺港與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無錫江南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全民閱讀促進會副會長等，長期從事地域文化研究、兩岸三地文學比較研究和影視劇策劃創作，曾為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解讀吳地文化，受到高度評價。
著有《城市文化論》 《說吳》《吳文化內涵的現代解讀》《工商脈動與城市文化》《江南詩性文化的多元解讀》《無錫望族》《千載化育 璀璨華章-人文無錫讀本》《江蘇文化史·無錫卷》《無錫工商文化》等21部著述，在各類期刊發表論文140余篇，多次獲省部級、市級哲學社科優秀成果獎。另有大型人文紀錄片文本《說吳》《惠山祠堂群》《詩畫江南》，電視劇《江南望族》，電影《錫城往事》，舞劇《中華酒歌》《千年運河》《風雨錫商》等文本創作，曾獲第六屆國際紀錄片選片會“十大金獎”、最佳撰稿獎、文學藝術突出貢獻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