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斯·希伯（1897—1941）原名：波蘭文為Grzyb，德文名為Muller（海因茲·穆勒），英文名為Hans Shppe。他藍眼睛、高鼻梁，身材高大，一頭卷曲的褐發，精通英、德、俄、波蘭和中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德國醫藥衛生部門工作，因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參加示威游行，而被捕入獄，直到戰后才被釋放。來到中國后，長期以記者身份作掩護，新四軍衛生部長沈其震給他取了中文名字——希伯。
（漢斯·希伯）
成為記者，關注時局
漢斯·希伯出生在奧匈帝國的克拉科夫，這座城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劃歸波蘭。當時，歐洲民族獨立思想不斷發展，他接受進步思想，輾轉來到德國，并加入共產黨。在共產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他經常拿起手中的筆揭露執政當局的黑暗，后成為太平洋學會新聞記者，也在萊比錫和德累斯頓等地的報社工作過。他到過蘇聯，見過列寧和斯大林。他喜歡研究中國的歷史和中國問題，對中國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據《德國共產黨人：1918年至1945年傳記手冊》記載：“1925年4月，因希伯所屬的俄羅斯共產黨領導層因揭露‘布蘭德勒—塔爾海默集團’而受到嚴厲斥責，在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中處境艱難，故而來到中國”。
來到中國，關心中國
1925年，他來到上海，在北伐軍總政治部編譯處任《中國通訊》編輯。在這里，他親歷中國諸多重大革命事件，尤其在目睹五卅慘案后，對國民政府感到失望。他與幾位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將中國的真實情況介紹給全世界，期間寫出《從廣州到上海：1926—1927》一書，讓更多的外國人了解中國。
（參加學習小組的部分國際友人）
九一八事變后，他為德國《世界舞臺》撰文，譴責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擴張政策。1932年秋，他與夫人秋迪·盧森（1905-1997）先后來到上海，夫妻倆與國際友人史沫特萊、馬海德、路易·艾黎等人組織“國際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此后5年間，他經常與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取得聯系，并輸送情報。
他在《中國周刊》上發表《論馬克思對中國的評論》一文，并以“亞細亞人”筆名在美國《太平洋事務》《亞細亞雜志》《世界舞臺》等多種報刊上，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抨擊國民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獨占中國野心，成為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政論家。
1934年，夫婦二人由海參崴經蘇聯返回歐洲，半年后回到上海。盧溝橋事變后，他與妻子想盡辦法購買藥品，并喬裝成醫生和護士，為我黨地下聯絡站送去急需物資。當他發現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戰的消息被國民黨封鎖，立刻決定到中國抗戰指揮中心——延安。期間，夫人在潘漢年直接領導下，在八路軍駐滬辦事處擔任收發報工作。11月，上海淪為“孤島”，八路軍駐滬辦事處撤銷，潘漢年等撤離上海之前，委托她保管一個藤箱，箱內存有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的收據和馬列書籍，還有一顆木制的“潘漢年印”，后來潘漢年回上海，重建情報站，秋迪將自己保管的物品如數奉還。
1936年，希伯與史沫特萊及德國左翼人士、設計師鮑立克合辦《中國之聲》期刊，宣傳中國革命。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中國的抗戰上，在美國的《太平洋雜志》等報刊上發表《中國正越戰越強》等有影響的文章。淞滬會戰之時，他撰寫《中國由弱變強》文章，在美國《太平洋事務》雜志上發表，他對中國的抗戰充滿信心。
執筆為劍，為抗戰發聲
1939年3月7日，希伯聆聽周恩來報告，沈其震為翻譯。
1939年3月14日，周恩來視察新四軍工作結束，離開云嶺返重慶，新四軍舉行歡送大會。照片下方的題字是陳毅手跡。1939年3月14日，希伯（前排坐立者右七）在新四軍軍部與周恩來（前排坐立者左一）等合影。
1938年春，經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安排，希伯來到革命圣地——延安，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會見。毛澤東稱贊他為中國的革命和民族解放做出巨大的宣傳貢獻。1939年初，2—3月間，他同史沫特萊和美國記者貝爾登等，由新四軍衛生部負責人沈其震陪同，從上海取道浙江前往皖南涇縣云嶺新四軍軍部采訪。當時恰逢周恩來在云嶺的軍部視察工作，并給軍部駐云嶺排以上干部傳達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希伯參加這次會議，同周恩來同志有接觸，在3月14日歡送周恩來西上時，他與周恩來及新四軍干部葉挺等合影留念。此行的采訪所得發表在歐洲和北美的進步報紙上，他在《長江三角洲的游擊戰》中熱情贊頌新四軍紀律嚴明和英勇的犧牲精神。皖南事變后，他義憤填膺，先后在《美亞評論》上發表《葉挺將軍傳》《中國的內部摩擦有利于日本》等文，揭露國民黨反動派襲擊新四軍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罪行。
1941年1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宣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消息傳到上海，希伯為之振奮，他希望能到蘇北采訪新四軍。5月21日，陳毅代軍長邀請希伯到蘇北抗日根據地考察，他化裝成德國醫生，秋迪化裝為護士，夫婦隨身攜帶兩箱藥品和一些醫療器械，通過戒備森嚴的日軍哨卡，登上由上海開往蘇北的“安泰號”客輪，月底夫婦乘船到達鹽城。
希伯（左一）在鹽城新四軍軍部同陳毅（左二）、粟裕（右二）、史沫特萊（右一）、尤恩（中間）合影。
劉少奇、陳毅為歡迎希伯夫婦的到來，在鹽城大眾戲院舉行盛大的歡迎晚會。會上，他發表精彩的演講，深情地說道：“……我們相信，不久就可以在自由的世界里，站出獨立自由的新中國。”最后魯藝華中分院師生表演《怒吼吧，長江》等歌詠節目，夫人秋迪女士亦應邀用德語唱歌助興。在鹽城期間，他深入新四軍營地，廣泛接觸和采訪了新四軍指戰員、工人、農民和學生。他隨身攜帶一部英文打字機，白天采訪，晚上在打字機前辛勤寫作。同年夏，他聞知鹽城學生夏令營開營，冒著大雨考察了學生們的抗日活動，贊揚鹽城學生夏令營是“戰火紛飛歲月中的新生事物”。夫人秋迪教學生唱《國際歌》，并說這是全世界無產者戰斗的歌，它沒有語言、種族的界限和差異。夫婦二人多年參加革命沒有孩子，總是把蘇區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一般疼愛。
在鹽城的日子里，他以記者身份出席鹽城縣首屆參議會，參加新四軍軍直在鹽城舉行的抗戰4周年紀念大會、鹽城各界紀念“五卅運動”16周年大會等活動，以上種種，加深了他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期間，他采訪了新四軍領導人劉少奇、陳毅、賴傳珠以及鹽城縣民主政府領導人賀希明等，并將采訪結果寫成《重訪新四軍占領區》《我與抗戰中的新四軍》《戰斗在日本戰線之后的游擊武裝力量》《蘇北印象記》等作品，發表在《亞美評論》及《太平洋事務》雜志上。其中《中國團結抗戰中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長達8萬字，一經問世，在國際國內引起巨大的反響。
從蘇北到山東
后來，他將目光聚焦在如火如荼的山東抗日戰場。1941年9月12日，他到達山東省濱海地區。當時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機關報《大眾日報》為希伯到來刊登消息：“在抗戰中，外國記者到魯南，還是以希伯先生為第一。”10月4日，山東抗日根據地舉辦茶話會歡迎希伯。在115師師部，他先與羅榮桓政委，后與根據地的黨政領導人朱瑞、黎玉等見面。當時山東分局領導朱瑞（宿遷人）深情地說道：“……我們抗戰事業中，還存在許許多多足以妨礙我們在國際政治條件允許之下，積極組織反攻的缺點，希伯同志對于幫助我們來糾正這些缺點，尤其在正義的宣傳上，影響是極大的。”新華社也介紹道：“希伯系一有名之新聞記者，乃中國革命老友，曾先后來華六次。對中國問題著述頗多。此次來游系應太平洋學會之約，專門搜集中國人民在敵后堅持抗戰之英勇事跡。”10月10日，山東《大眾日報》特此刊發《歡迎國際友人——希伯》報道。此后，他很快投身戰斗，每天肩背地圖、望遠鏡等，換上魯南特有的鏟鞋，穿上八路軍的灰棉布軍服，不僅采訪黨政軍領導、戰士和群眾，還采訪被俘日軍，有時還參加夜襲戰斗，實地觀察戰士們如何打擊敵人、進行戰斗，寫出《在日寇占領區的旅行》等長篇報道。115師政委羅榮桓為方便他采訪，提出要把自己的一匹棗紅馬送給希伯，被他委婉拒絕。戰事頻繁且嚴峻，想到希伯夫婦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山東分局機關提出讓二人提前回上海。他堅定回答道：“讓秋迪先回去。一個想有所作為的記者是從來不畏懼槍炮子彈的。讓我留下吧！”沒想到這一次離別竟是天人永隔。
血灑大青山
1941年，羅榮桓（左2）、黎玉（左3）、朱瑞（左5）、肖華（左6）、陳士榘（左1）在山東濱海區合影。
1941年11月初，日軍對沂蒙山抗日根據地開始進行空前殘酷的大“掃蕩”。11月下旬，沂蒙山區飄起小雪，日軍的“掃蕩”更加瘋狂。當時日軍調集其第十軍團主力和第二十二師團及偽軍5萬余人，對沂蒙抗日根據地發動“鐵壁合圍”式大掃蕩。5日，115師向東突出漢河向西南方向突圍，由于指揮得當，八路軍一槍未放，無一傷亡，一夜之間就突破敵人3道封鎖線，跳出敵人的包圍圈，到達預定地點。希伯立刻在《戰士報》上發表《無聲的戰斗》，他同時也感受到軍民魚水情深：在梭莊和界湖，看到一些大娘、大嫂們組成的軍鞋組在笑語中為八路軍做著軍鞋；孩子們歌唱抗日歌曲，拿著紅纓槍站崗，兒童團員們親切地叫他“老希大爺”；善良的中國百姓省吃儉用給他做面條。他在給妻子的信中說：“人們追著我，圍著我，一雙雙友善的眼睛望著我，仿佛我是一個天外來客，而我卻有一種到家了的親切感。”
29日，抗大一分校移駐費縣東大青山西側的胡家莊、大古臺一帶。當日，115師、山東縱隊發起綠云山戰斗，為避免受損失，中共山東分局、山東省的一些后方機關也相繼轉移到大青山地區。敵人得知情報后，連夜調集重兵，以一個混成旅團的兵力合圍大青山。陷入敵人包圍圈，我方都是非戰斗人員，所配武器少且質量差，只有抗大一分校第五大隊的學員有武裝。在抗大一分校校長周純全指揮下，他們首先搶占制高點阻擊敵人，掩護領導機關和非武裝人員突圍。戰斗從清晨打到黃昏，115師領導勸希伯離開濱海區，他堅定地表示：“我的使命是與侵略者戰斗。我將一手拿筆，一手拿槍。”29日晚，希伯所在連隊在沂南費縣交界處大青山五道溝下獾溝子附近與敵人遭遇，他不幸身受重傷，血染沙場，直至最后獻出了他寶貴的生命，時年44歲。當妻子秋迪女士得知丈夫犧牲在戰場上，異常悲痛，但她堅強地說：“希伯是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光榮犧牲的，我也是共產黨員，難道不相信我能夠經得住考驗嗎？”
永遠的懷念
1942年7月7日，抗日山抗日烈士紀念塔落成，8月2日舉行落成典禮。圖為羅榮桓（后左3）、黎玉（后左4）、陳光（后左5）、陳士榘（后左7）、符竹庭（前左3）、谷牧（前左4）等留影。
1942年，抗日山抗日烈士紀念塔落成，山東軍民為紀念希伯烈士，為他建立一座白色圓錐形紀念碑，碑上刻著“為國際主義奔走歐亞，為抗擊日寇血染沂蒙”。1944年，山東軍民在贛榆縣馬鞍山（現連云港抗日山），為他建立一座高大、潔白的圓錐形紀念碑，碑上鐫刻著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羅榮桓、副政委黎玉、政治部主任肖華的聯名題詞：“為國際主義奔走歐亞，為抗擊日軍血染沂蒙。”1963年10月，烈士的遺骨遷至臨沂地區烈士陵園（今為華東烈士陵園），并專為他修建一座陵墓。
谷牧與秋迪
二戰勝利后，秋迪回到德國生活，但是依舊思念著遠在中國的丈夫。1963年麥收時節，秋迪女士由東德來到沂蒙山為烈士掃墓。臨走時，從丈夫墳旁采五穗成熟的小麥帶走。她說：“希伯長眠在這里了，這是生長在他墓前的小麥，我要帶回去種在德國的土地上。”后來宋慶齡創辦的《中國建設》雜志社，聘請秋迪女士負責德文版編輯工作。晚年的秋迪，在中建社里得到很好的照顧，享受離休待遇。宋慶齡逝世后，秋迪曾擔任宋慶齡基金會的理事，對有關宣傳宋慶齡的工作，她都支持并熱心參與。1981年，她用德文為丈夫題詞：“無數先烈在中國人民的解放斗爭中獻出了他們的生命，希伯同志是個共產黨員，他盡了自己的義務，我們將永遠銘記所有的先烈。”1986年，她完成《希伯文集》的搜集與整理，并贈送給國內外相關部門和讀者。1997年，秋迪逝世，根據遺愿，骨灰與漢斯·希伯合葬。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希伯名列其中。曾經的戰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在《深切懷念漢斯·希伯同志》評價：“為支持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以各種方式進行戰斗的外國友人很多，但是穿上八路軍的軍裝，拿起槍來同法西斯強盜戰斗而死的歐洲人，他是第一個。”
（江蘇贛榆抗日山希伯紀念碑）
（作者簡介：劉陽，畢業于南京大學歷史系，民盟盟員，主要從事田野考古、文化遺產保護與地方史研究工作。李穎，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淮安市政協特邀文史委員。先后參與編撰《欽工史話》等書籍，先后獲得“袁鷹文學獎”，“青橄欖文學獎”；先后在人民日報、學習強國、新華網、揚子晚報，喜馬拉雅、《世紀風采》、《中國社區報》等報刊媒體發表文章上百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