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文化加快發展 畫派林立局面出現
——明朝江蘇的行政區劃、經濟發展與繪畫藝術的新拓展
□ 趙啟斌
明朝（1368—1644年）初期，明政府在南京建都，將江南行中書省改置直隸中書省，后改為京師，領直隸六部，江蘇地區成為明政府的京畿要地。明成祖遷都北京后又稱南京（南直隸），管轄應天府、淮安府、揚州府、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和徐州等地。明朝，江蘇地區在全國具有非常重要的行政地位。由于政治優勢和經濟高速發展、文化成就突出等一系列有利條件的出現，江蘇迎來了文化發展的黃金時期，繪畫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出現了畫派林立的局面。
明 文徵明《萬壑爭流圖》 南京博物院藏
在經濟方面，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國稅糧2940余萬石，僅蘇州一府即達280余萬石，約占全國的十分之一，明成祖遷都北京后仍然仰食江南。明代后期，蘇州一州七縣即歲征額糧近270萬石，帶耗稅糧350萬石。松江府三縣稅糧120萬石，而同一時期的北直隸八府117縣，稅糧才僅120萬石，可見南北地區農業經濟的巨大差距。高度發達的農業生產為江蘇其他事業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礎。明中期前后，在蘇州、松江地區爆發“市場革命”，棉花、棉布成為主要的紡織原料，棉紡業開始興盛，松江、太倉、常州、常熟、昆山等地成為著名的產棉區和棉布紡織區，松江更成為棉紡業的中心。明代鹽業進一步發展，政府曾推行“開中法”“綱鹽法”，進一步壟斷鹽利收入。據統計，“萬歷盛時，（僅徽商）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明宋應星《野議·鹽政議》）。萬歷年間，揚州鹽商總資本達3000余萬兩，政府全年稅收達1000萬兩。從人口的變化也可看出該時期江蘇經濟社會的巨大發展，如萬歷六年（1578年），南直隸一省的戶口就相當于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陜西等省總和的60%。正是經濟基礎的雄厚，才支撐起如此眾多人口的基本生存。明代江蘇經濟的繁榮，為眾多繪畫流派的出現，以及新的繪畫審美思潮的誕生，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由于戰亂、仕宦等原因，北方長時期不斷地向江南移民，又一文化中心終于在江南確立。據《北宋文化史略》統計，兩宋時期，我國的文化重心已經轉移到東南四路，即江蘇地區所在的東南地區。文化重心的轉移，不僅使全國的文化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也對江蘇的文化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至明代，江蘇已經成為全國最為重要的文化中心，促進了江蘇文化鼎盛局面的到來。所以歸有光說，“吳為人才淵藪，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恥為他業，自髫齔以上，皆能誦習。舉子應主司之試，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已者。江以南，其俗盡然”。江南人喜讀書、熱衷文化的社會風俗，進一步帶動江蘇文化家族的形成，連同江蘇本地的原籍士人共同構成了新的社會階層。《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以及馮夢龍的短篇小說集先后在江蘇誕生，明末科學家徐光啟《農政全書》的問世，都標志著江蘇文化在明代所取得的成就。鄭和從南京出發七次下西洋，利瑪竇來華在南京逗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掀開了新的篇章，也為江蘇帶來了非常開闊的文化視野，對江蘇地區文化、繪畫的發展以及繪畫流派的形成更是產生了直接重大的影響。
明 沈周《落花詩意圖》 南京博物院藏
明朝初期，南京曾有53年的時間作為明王朝首都，在此期間，全國一流畫家幾乎均曾來此，南京再次成為全國性的繪畫中心。明成祖遷都北京后，南京的政治地位有所削弱，但仍以留都的身份擁有特殊的地位，亦是東南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依舊吸引著許多畫家來此定居、宦游、進行繪畫創作，成為畫家寓居、停留、生活以及創作的主要城市。以吳偉、張路、蔣嵩等人為代表的“江夏派”，以髡殘、程正揆、龔賢等人為代表的“金陵畫派”諸家在南京繪畫創作的活躍，與南京特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有相當的關系，反映出江蘇地區在全國重要的文化、藝術地位。
隨著明代中后期經濟的不斷發展，江蘇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開始出現，江蘇繪畫創作無形中也受到相當的影響。在富裕的江南地區，如蘇州、松江等地先后出現了“吳門畫派”“松江畫派”，產生了一批具有全國性影響的繪畫大家，江蘇地區各主要城市也先后成長為中國的繪畫中心。據清初徐沁《明畫錄》統計，明代能畫者不下1300余人，江蘇畫家就占據全國畫家的近二分之一，其中，蘇州150人，松江50人，常熟80人，太倉30人，江寧70人，其他地區約70人；而蘇州、松江、常熟、太倉、江寧、無錫所在的江南地區，畫家又約占全省畫家的五分之四。由此可見江蘇尤其蘇南地區繪畫陣容的強大，從而迎來了繪畫發展的繁榮階段。
此一時期，江蘇地區山水畫和花鳥畫的發展進入繁盛期，呈現出多種繪畫風格不斷出現、多種畫種持續創生并存的局面。如水墨大寫意花鳥繪畫、宮廷院體畫、浙派繪畫風格以及吳門畫風等先后形成，以曾鯨為代表的“曾鯨畫派”肖像畫也進入了創作的晚期，為江蘇帶來了人物畫、肖像畫的振興。尤其在文人士大夫的提倡和積極投入下，“文人畫”在這一時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并開始占據繪畫的主導地位。當然，注重創新、“師造化”，以現實景致為創作題材的繪畫創作觀念也一直沒有間斷，如王履、王紱、張宏、黃向堅、吳彬、楊文驄等，都曾根據自己的游歷見聞創作相當數量的寫實性山水畫作品。王履的《華山圖》、黃向堅的《萬里尋親圖》、楊文驄的《雁蕩紀游圖》等，都是繪畫史上著名的寫實性山水畫佳作，這些作品讓我們對這一時期別具面貌的繪畫產生了新的認識。
此一時期，吳偉、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陳淳、董其昌等人的出現，標志著明代江蘇繪畫新鼎盛時代的到來，尤其明代中后期江蘇地區所形成的新畫風，對清代以來的繪畫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畫派林立”之局面，在江蘇得到了非常集中的體現。明代中后期，隨著新的經濟中心的出現，江蘇地區陸續誕生了一系列新的繪畫流派，其他地區繪畫流派的畫家也紛紛來江蘇寓居、創作。“吳門畫派”“文徵明畫派”“陳徐大寫意畫派”“松江畫派”“云間畫派”“勾花點葉派”“江夏派”“曾鯨畫派”“新安畫派”“武進畫派”“焦墨山水畫派”“婁東畫派”“蕭云從山水畫派”“金陵畫派”“女性繪畫流派”等諸多繪畫流派的畫家幾乎都有在江蘇游歷、創作的經歷。
此一時期，江蘇第一次出現了“女性繪畫流派”，主要畫家有仇珠、文俶、馬閑卿、薛素素、馬湘蘭、徐翩翩、楊宛若、惲冰、柳如是、顧眉等。以文俶、馬湘蘭等為代表的優秀女性藝術家群體的誕生，標志著女性畫家登上了歷史舞臺。“女性繪畫流派”不僅是江蘇地區出現的新的美術現象，也是我國美術領域出現的新現象。女性畫家第一次集中出現，應該有著特殊的機緣。明代中晚期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為女性畫家的涌現提供了一定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基礎，一批女性畫家群體的崛起是江蘇經濟、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明 唐寅《看泉聽風圖》 南京博物院藏
江蘇地區“畫派林立”局面的出現，標志著中國繪畫開始進入派系林立的歷史時期。畫派林立是明代繪畫領域出現的一個重要現象。這一時期也是世界范圍內繪畫流派大發展的時期，江蘇地區繪畫流派的集中出現，不僅在我國繪畫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在世界范圍內也具有重大意義。
明代也是江蘇繪畫理論高度成熟的歷史時期，陸續出現了許多新的繪畫觀念，王履、王紱、吳偉、沈周、文徵明、何良俊、王世貞、唐志契、董其昌、王穉登、張丑、顧凝遠、沈顥等均有新的繪畫理論或繪畫鑒賞觀點提出。泰州唐志契的《繪事微言》、松江董其昌的《畫禪室隨筆》《畫旨》以及吳縣沈顥的《畫麈》等，都是具有總結性和創發性的繪畫理論著述。董其昌提出的“以禪論畫”“南北宗論”繪畫觀念，是這一時期出現的極為重要的繪畫理論，“南北宗論”已經是具有自覺意識的中國繪畫史觀了，在中國繪畫史領域具有重要的意義。董其昌從更廣闊的領域和視野對中國畫學、中國畫道、中國畫法進行梳理，確立了以“南宗”為主導的繪畫觀念，“筆墨”和“意境”也成為這一時期最為主要的自覺的繪畫理論探討對象。董其昌一系列繪畫新觀念、創作新思路的形成，對明末以來江蘇繪畫的發展影響頗為劇烈。“松江畫派”“金陵畫派”“婁東畫派”“虞山畫派”的出現，與他的新繪畫理論無疑有著重大關聯。當然，董其昌的“宇宙在乎手，眼前無非生機”以及“引禪入畫”的成功實踐，亦將繪畫引入到更加宏大的觀念與視野之中，深入拓展了中國畫創作觀念的基礎，為日后江蘇繪畫流派的發展、流變掘開了不盡的價值源泉，并對周邊省份乃至整個中國的繪畫觀念產生了重大影響。直至現在，他的一些繪畫理論和觀點仍然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和價值。明代晚期以來，江蘇繪畫幾占中國繪畫的絕對主導地位，當是董其昌一系列理論激揚的結果。
隨著中西文化的接觸，明代晚期西方傳教士來華，江蘇的繪畫創作也受到西方繪畫因素的影響。肖像畫中“明暗法”的運用，即是在傳統繪畫技法的基礎上接受了西方繪畫創作觀念。以曾鯨為代表的“曾鯨畫派”，即為引進西方繪畫觀念的產物，促進了我國肖像畫的發展。明朝末年西洋繪畫觀念的影響，延續到清代，直至近現代，終于匯成巨流，促發了我國新繪畫格局的形成。如果究其源流，這一新的繪畫思想觀念的形成和繪畫藝術的實踐可追溯到明代晚期的江蘇，“曾鯨畫派”畫家成為引入西方繪畫元素進行繪畫創作的先驅。
明 戴進《春山積翠圖》 上海博物館藏
江蘇地區繪畫創作的活躍、繪畫流派的集中出現，是江蘇此一時期經濟大幅度發展、文化繁榮的產物，與城市化、城鎮化的社會經濟新發展有關。當時，江蘇諸多新興起的城市，如蘇州、松江、常熟、太倉、無錫等成為我國新的區域性經濟中心、文化中心，結合江蘇傳統的文化優勢，有力地帶動了繪畫藝術的持續發展、新的繪畫中心的形成以及繪畫風格流派的確立。新興的經濟城市與原有的政治中心城市、經濟中心城市一起，推動了江蘇地區繪畫流派林立局面的形成，無論畫家的數量和質量都有大幅度提升，這是該時期出現的新的文化和美術現象。明代江蘇政治地位的提升、經濟的持續發展、新興起城市群的出現直接帶動了江蘇文化的新發展，促進了江蘇繪畫的繁榮，引領江蘇自宋元以來繼續走在時代的前面、走在全國的前列。尤其明代中期以后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出現，繪畫藝術品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在社會上流通，已經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因而直接促進了新的審美思潮的確立、新的繪畫風格流派的形成。元代以前基本上是以首都、全國性政治中心為經濟、文化、藝術中心的格局，明代開始出現新的變化，即以區域性經濟中心、文化中心為依托崛起新的藝術中心和繪畫流派，這也是江蘇特有的文化和美術現象，引領中國繪畫邁入新的發展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