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得名始于明朝定都時的洪武元年（1368年），后來曾有過清代的“江寧”、在清代版圖上出現僅15年的太平天國“天京”等稱謂；但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并定都南京后，又將清代的江寧改稱為“南京”；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南京作為省會城市，原名一直沿用至今。
歷史上，南京名稱知多少？歷史學家盧海鳴博士在他的《南京歷代名號》（南京出版社2016年4月版）一書中有所統計，如果正式名號從戰國時期的金陵邑算起，去掉重復的就有50個左右，另還有許多非正式指稱。
歷經歲月磨礪清洗、滄桑變化，南京這么多稱謂猶如一顆顆大小不一、色彩不同、質量不齊的珍珠兒，如果將它們串連起來打個結，就是在這塊土地上呈現給人類的一條斑駁而不乏精致的歷史文化項鏈。在這個長達2350多年的巨型項鏈中，還是“金陵”這顆珍珠最具寶光富貴明亮之韻。
南京的歷史時空經歷了由蠻荒到先吳時期的變化。據《史記·吳太伯世家》等記載，商朝末年，西部周原岐山一帶的姬氏部落興旺發達，老大太伯、老二仲雍為了家族部落的振興，順從父親周太王“古公亶父”意愿而主動讓賢“奔荊蠻”，并且還“文身斷發，示不可用”，從而使家族部落的權柄順理成章地傳給了老三“季歷”，因為季歷有個兒子名叫姬昌（即后來的周文王），有“圣人”之相，被爺爺古公亶父看中了，最后傳位給季歷，再傳位給姬昌，姬昌成了“西伯侯”，成為周朝建立的奠基人。到了周太王的第四代武王姬發時，姬發在孟津（今河南洛陽境內）這個地方聚集八百諸侯國軍隊，開始了討伐商紂王的軍事行動，最后推翻了商王朝，建立了周朝。
由于吳太伯無子嗣，勾吳地區的大酋長位置實行了“兄終弟及”制，太伯去世后，由仲雍執掌。到了周武王分封諸侯時，終于尋找到了當年從周原出走到荊蠻的仲雍的后人。讓周武王意想不到的是，太伯仲雍在荊蠻之地發展不錯，早已當上了勾吳國的頭領，所以就順勢分封仲雍的曾孫周章為吳國君王。南京這片土地從此有了正式歸宿，被劃在了周天子的周王朝吳國疆域內。南京歷史進入“先吳時期”。
南京的歷史時空又經歷了由吳到越再到楚的變化。據唐代許嵩《建康實錄》，自周章以后十八代，到了吳王夫差時期。（參閱：《史記》集解引《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千歲”）夫差在位二十三年，當春秋魯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即周元王三年（前473年），歷史已進入戰國時期。越王勾踐通過長達20余年的“臥薪嘗膽”，利用吳王夫差北上爭霸之際，暗中發展壯大越國力量，直至滅吳，“無道”夫差蒙羞自殺。從此，“越既滅吳，盡有江南之地”，南京這方土地為越國所有。
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踐派范蠡在南京秦淮河之南約830米處筑城，城周長約1.2公里，面積約0.94平方公里，人稱“越城”，它是南京歷史上第一座有確切年代可考的軍事性質的古城，南京建城史從此拉開了序幕。但是到了周顯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戰國七雄爭霸，越國欲“霸中國”，與齊楚爭強，結果是越國被楚國打敗。楚威王熊商率領的楚國軍隊滅了越國，從此南京“其地又屬楚”。
正是這個楚威王熊商，給南京這方土地帶來了“金”氣王運，讓南京有了“金陵”美名。
但為何稱為“金陵”，說法又紛紜不一。
唐代許嵩《建康實錄》認為，楚威王在滅掉越國來到南京這片土地后，“乃因山立號，置金陵邑也。楚之金陵，今石頭城是也。或云：地接華陽金壇之陵，故號金陵”。說明金陵邑的地點就在緊靠長江岸邊的石頭城（今清涼山一帶），但得名是與今日之南京、鎮江句容和常州金壇境內的山脈有關。金陵位于今日之“寧鎮山脈”端頭，東有“龍蟠”之鐘山即紫金山，西有“虎踞”之石頭城即清涼山所在地。歷史上的鎮江境內，不僅有金山，還有金壇，對南京得名“金陵”應該是提供了人文地理依據。
還是唐代人的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潤州上元縣鐘山》中亦云：“按《輿地志》，古金陵山也。邑縣之名，皆由此而立”。今日南京之“紫金山”在歷史上稱為“金陵山”亦未可知。金壇、金山、金陵山、紫金山，它們都是“金”色閃光，為最后集于“金陵”一身而提供了可能。
但“金陵”之得名還有另一個更加迷人的說法，是因為楚威王鑿阜埋金而得來。這種說法應該是從南宋開始有的。
南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有云：周顯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楚子熊商敗越，盡取故吳地，以此地有王氣，因埋金以鎮之，號曰金陵。”盡管《景定建康志》中又把前人的“地接金壇，其山產金，故名”加以并錄，但從此開啟了“金陵”之名源于楚威王“埋金”的先河。
在南宋曾極《金陵百詠》中，在并錄前人“以其地接華陽、金壇之陵”之說的同時，其第一詠中有：“鑿地破除函谷帝，埋金厭勝郢中王。興亡總不關君事，五百年前枉斷腸。”其中“鑿地破除函谷帝”是指秦始皇鑿“龍藏浦”而泄金陵王氣、改金陵為“秣陵”一事。公元前211年，秦始皇東巡，自長江的江乘渡口（今南京棲霞區境內）渡江上岸，望氣者（觀天象看風水的術士）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氣”。于是秦始皇下令鑿鐘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至今呼為秦淮”。（唐代許嵩語）“秦淮河”得名由此而來，秦準河取代了原先的“龍藏浦”稱謂。因秦始皇有“鑿鐘阜”舉動，同時又將“金陵”改為只配放牧養馬的“秣陵”。也許正是這種原因，人們將當年楚威王在石頭城埋金的舉動又自然地附會上了“鑿”痕，楚威王“鑿阜埋金”成了“金陵”得名的又一美好注解，并且隨著歷史的發展愈來愈深得人心，為歷代人們所樂道。
除了寧鎮山脈諸山名字帶金、楚威王鑿阜埋金兩說外，還有金陵得名于“采金”的說法。據南宋李石《續博物志》轉引《真誥》有云：“金陵，古名之為伏龍之地。句曲山，秦時為句金之壇，以積金山得名，山生黃金。漢靈帝詔采句曲之金以充武庫。孫權遣宿衛人采金，屯伏龍之地，因改名金陵。”將金陵之名與東吳孫權屯兵采金聯系在了一起。如果將金陵得名置于東吳時期，那要比楚威王時期晚了500多年，顯然有悖理之處，不取也。但此說卻再次間接地回答了南京一帶山脈石礦中含金量豐富，并且是純粹意義上的黃金。
我們知道，戰國時期，楚國的貨幣“郢爰”即為純金制作，為我國最早的原始黃金鑄幣。郢是楚國都城，楚國都城雖屢有遷徙，但始終稱“郢”。南京地區山脈礦石含金量豐富，為郢爰鑄造提供了可能，也為楚威王埋金厭勝提供了可能。
在江蘇大豐地區，曾發現有大量出土的楚國郢爰，現收藏于大豐博物館。在南京博物院，收藏有1982年在盱眙出土發現的楚國郢爰金板11塊，金餅25塊，重量約11Kg。同時還有兩點驚喜之處：一是這些黃金都存放在一個錯金銀絡銅壺中，這只銅壺已經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成為南京博物院鎮院之寶；二是蓋在銅壺蓋子上的，竟然是一件重達9.1kg即18.2斤的虎豹形狀的大金獸，其文物價值比錯金銀絡銅壺更勝一籌。這些文物的出土并被斷代為戰國時期產品，與楚威王在石頭城埋金時代相契，因此我們不難斷定，楚威王當年在南京埋下的是一塊純正黃金。
我們的考古工作者何時能把楚威王當年埋的那塊黃金找到呢？南京石頭城遺址考古工作已經開展過，沒有聽說發現黃金磚塊的。如果真的有所發現，那就可以為楚威王埋金而得金陵一說增添出土文物佐證，其意義不亞于人們對大禹頭蓋骨何時能發現的期盼。
兒時曾聽大人講故事，說黃金埋在地底下會“跑”，如果主人將黃金埋在某塊地下，過一段時間再去挖，就很可能沒有了。人們寧愿相信黃金的“神奇”通靈功能，也不愿意相信是被別人發現而盜走的。黃金比一般的金屬在同等體積下要重得多，這也告訴我們，如果黃金被埋在土壤中，因其單位面積重量過重而下沉，直至沉到更深處，那倒是有可能的。
無獨有偶，在南京這片土地上，除了楚威王在地底下埋過黃金，還有一個人也在南京這片土地上深埋過黃金，這個人就是太平天國時期的洪秀全。
洪秀全在南京埋金一事，筆者是通過閱讀《孫中山全集》時獲悉，閱后令人驚詫不已。
孫中山雖然于1912年1 月1 日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職，但他經常為國家經濟不濟、政府經費短缺問題而苦惱，言語中時不時地流露出羨慕當年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政權如何富有、天朝國庫的金銀是如何花不完。到了1923年12月5日，孫中山有一次《在廣州歡宴各軍將領會上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在向眾人宣講他的“民生主義”時，把洪秀全埋金的故事給帶了出來。
孫中山說：諸君或者還有不明白民生主義是什么東西的。不知道中國幾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行過了這項主義的。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漢朝王莽想行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義的事實。就是幾十年以前，洪秀全在廣州起義之后，打十幾年仗，無形中便行了一種制度，那種制度和俄國的共產制度是一樣。他得了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幾省，人民受過兵災之后，許多財產無人管理，他便集中于國家，用政府去管理，所以他打了十幾年仗，沒有借外債，人民也豐衣足食。等到曾國荃破南京之后，搬運南京財產，有幾個月之久。諸君看他的政府是何等富足呢？
孫中山繼續說到：從前我在南京的時候，有一個替洪秀全當過差的老人，報告政府說：“有一塊地方藏有許多金銀，金銀之上蓋有石頭，四圍做成屋形，如果挖到幾十米深，當見所藏的金銀”云云。政府便派人如法去挖，后來果然挖到石頭，但見石頭之后，更向下挖，還不見金銀。大概金子過重，經過年日太久，沉到地底，亦未可知。據老人說：“此處洪秀全所藏之金銀極多，預算如果挖得了，可以還當時中國的外債。”由這樣看來，洪秀全的政府又是何等富足呢？就是左宗棠、戈登打破蘇州之后，所得的金銀財物，也不計其數。單就蓋藏一項，燒了多日，尚燒不完。……
孫中山先生的演講是在探尋封建帝制結束后，如何建立一個新型國家政權，反映的是當時一部分人對太平天國的認知水平，但我們從中捕捉到了洪秀全在南京埋金的信息，并且其所埋之金的數額巨大、重量驚人，可以償還當時的國債。
必須指出的是，洪秀全與楚威王相比，其埋金的動機和目的不可同日而語。楚威王的埋金之舉帶有宗教儀式感，帶有象征意義，其所埋之金應該是只取一塊足矣。而洪秀全所埋之金都是從勞苦大眾的身上壓榨剝奪而來，其目的是為了發展他的以洪氏家族為主體的宗教武裝政權服務。
孫中山先生在一次與章太炎先生談話時，是這樣評價金陵的：“金陵者，金繒玉石稻粱芻豢之用饒，雖鼓之北，而士不起。”（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看來，金陵有金，是歷代人們的共識，也是人們對南京這片美麗富饒土地的最好表達。
當年楚威王、尤其是洪秀全所埋藏的黃金，讓金陵的富貴氣歷久彌新而不衰，同時也是否為現代人們、尤其是為現代考古工作者們留下了一個懸念：金陵埋金，何處可尋？這，也許就是南京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又一千古之謎。
束有春
2022年8月10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