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一個歷史世紀的文化背影
□ 胡正良
簡介：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國學大師。畢生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高舉現(xiàn)代新儒家旗幟，在海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并稱為“史學四大家”，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系年》《國史大綱》《朱子新學案》等。
一
一個人在一個百年的歲月里獨自擁有96個屬于自己的生命年輪，并在漫長而持續(xù)的讀書、教書、著書之中漸成一道歷史風景、一座文化坐標、一幀世紀背影，這是十分罕見的。
這個人，如果放在生活的戶口本上去檢索，他叫錢穆，出生于江蘇無錫一個叫七房橋的小鄉(xiāng)村；如果走進當代學術的牌坊里去拜謁，他居于牌坊的醒目位置，上書“一代儒宗、歷史學家錢穆先生”。
說起錢穆先生，我真正靜下心來凝望那幀屬于一個歷史世紀的文化背影，是上世紀90年代以后。那時，國學熱、文化熱正漸次升溫，錢穆的名字經常出現(xiàn)在報端和一些專家學者的評論文章里。作為一個曾沉潛于歷史云煙深處打撈過詩詞歌賦的碼字人，我不想也不愿錯過這次文化尋根、歷史尋根的機會。新千年的前夜，我參加完國畫大師李可染先生徐州故居藏品展開幕儀式后，一次非正規(guī)的文友相聚，一位歷史學博士的一番宏論，加快了我走近錢穆先生的步伐。
二
書是錢先生的命，是錢先生輸入脈管的血。走近錢穆先生，當從走近錢穆先生的書開始。
在錢穆先生卷幅浩瀚的著述里，《先秦諸子系年》是不可不讀的一部。《先秦諸子系年》的成書時間長達十年。十年的風雨兼程換來了錢穆的一鳴驚人。
1923年秋天，已有十年多家鄉(xiāng)小學教齡、近一年廈門集美中學執(zhí)教經驗的錢穆，經著名學者錢鍾書的父親、國學大家錢基博推薦，入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講國文，在講授《論語》的同時，開始考訂孔子生卒行事，啟動《先秦諸子系年》的寫作。在此后四年的時間里，錢穆一邊教學，一邊向同為三師教員的錢基博等大家問教學術，開始了早期的教學、研究、交流、著述生涯。
1927年秋天，在無錫三師同事胡達人的推薦下，錢穆轉入蘇州省立中學任最高年級的國文老師。學術氛圍甚濃的蘇州中學，鞭策錢穆在著述上更加勤奮，先后寫出了《國學概論》《墨子》等不俗之作；與此同時，《先秦諸子系年》所涉及的諸子考辨各篇，也在授課講義的基礎上先后梳理成章。
1929年，就在《先秦諸子系年》初稿基本完稿之時，錢穆與當時學術界、史學界的兩位泰斗級人物相遇了。這兩位人物分別是：古史辨派領袖、史學大師顧頡剛，經學奇才、著名歷史學家蒙文通。
1929年9月，剛剛受聘燕京大學教授的顧頡剛回蘇州省親，在陳天一的促成下造訪錢穆。在蘇州中學并不寬敞的宿舍里，顧頡剛把目光投向了錢穆剛剛完成的《先秦諸子系年》初稿。面對這個中學教師的心血之作，一向身居學術高位的顧頡剛驚詫佩服不已，誠索此稿帶回家中閱讀。幾天后，錢穆回訪顧頡剛，顧頡剛對錢穆的考據(jù)功夫和史學才華大加贊賞，當即決定推薦錢穆到中山大學、燕京大學任教。
顧頡剛離開后的那個冬天，雖然寒冷異常，但錢穆卻感到非常溫暖。一則顧頡剛的慧眼識人，讓錢穆增加無窮暖意；二則著名歷史學家蒙文通的專程到訪，讓錢穆遇見了難尋知音，迸發(fā)了靈感火花。在歷史文化名城蘇州，兩位神交已久的朋友俯仰湖天，暢談今古，自然把話題集中到了《先秦諸子系年》上。一向褒言吝嗇的蒙文通，對錢穆的獎掖之詞如滔滔江水。經其推薦，《先秦諸子系年》初稿中的墨學諸篇，公開發(fā)表于南京的一家雜志上。
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運安排：錢穆與顧頡剛的相遇，改變了他的生活軌跡，改變了他的學術人生，使他從蘇州中學一步登入中國學術的最高殿堂，并從此牢牢地站在20世紀中國學術的制高點上，風光無限，輝耀群倫；錢穆與蒙文通的相遇，為我們研究和了解錢穆的早期學術活動、閱讀錢穆的早期著作，尤其是客觀評價《先秦諸子系年》的歷史價值，找到了被官方最早認可的學術文獻。1929年之于錢穆，乃新生之年，轉折之年。
在顧頡剛的大力推薦下，1930年9月，錢穆辭別蘇州中學，前往古都北平，在學者薈萃的燕京大學任大一大二國文課講師。在未名湖畔，錢穆猶如龍入滄海，馳騁遨游于中國學術的心臟之地。他在教學之余，全身心地浸泡在燕京大學的圖書館里，利用其豐富的藏書資源，除逐字逐句修改《先秦諸子系年》在引述、體例、考辨等方面的錯誤外，還寫出了《周官著作時代考》等在北平學術界有一定影響的著作。
1935年12月，《先秦諸子系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fā)行，成為民國時期學術界的一件盛事。在這部書中，錢穆對中國學術的卓越貢獻在于：以比較權威的《竹書紀年》訂《史記》之誤，填補了中國歷史重大轉型時期的研究空白，重建了先秦諸子的學術氣脈。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中說：“錢穆先生的《先秦諸子系年》，雖名為先秦諸子的年代作考辨，而其中對古本《竹書紀年》的研究，于戰(zhàn)國史的貢獻特大。”
三
1924年，《東方雜志》摘要發(fā)表了史學大家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部名著；此時的錢穆正在無錫三師任教，通過雜志閱讀了梁著的一些章節(jié)。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清代漢學為宋學的全面反動為基調來謀篇布局，重點闡述的是清代漢學與宋明理學的對立面。
錢穆敢于向權威挑戰(zhàn)，從梁著一發(fā)表就不贊同這一在當時很有影響很有市場很有地位的學術觀點。20世紀30年代初以后，他擁有了闡述自己的學術見地、全面批駁梁論的舞臺和機會。
1931年夏天，錢穆在蘇州西花橋巷28號的家中等到了北京大學的聘書，正式出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當年秋，錢穆在北京大學主講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課，為正面交鋒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做鋪墊。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通史課成為大學必修課。北京大學據(jù)此提出由錢穆和陳寅恪分別主講該課的前后半部。錢穆認為，通史要體現(xiàn)一線貫通的氣韻，就不能分而授之，遂毛遂自薦，要求一人獨立完成全部。1933年秋天，北京大學接受了錢穆的請求，聘請他一人講授中國通史課。至此，錢穆登上了中國史學講壇的最高端，在以后四年的通史講授生涯里，他創(chuàng)造了一個時代的輝煌，鑄就了一個時代的華章。
北大的學術風氣，讓錢穆如魚得水，使其在書山史海中盡情遨游。他在講史的同時，以講義的形式把標靶一點一點地指向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由于當時梁啟超去世沒多久，錢穆的這一指向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錢穆在此時完成的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雖與梁著同名，但觀點卻有很大差別。錢穆把視野放置于宋明理學的傳統(tǒng)要義在清代漢學的繼承與發(fā)展上，提出清代漢學淵源于宋學，“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的著名論斷。應當說，這個論斷與當時居于主流思想的梁論是背道而馳的，但就綿延了五千多年的中華文化而言，它似乎從未產生過斷層，即使史上幾個外族問鼎華夏，一統(tǒng)河山，其文化也是兼容并蓄，不斷前行的。因此，就是從今天的視角去審視錢穆，他的見解仍然擲地有聲，振聾發(fā)聵。
當然，作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部名著，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僅有這些是不夠的，提綱挈領地去解讀去考察，它的思想精髓在于：高揚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宋學精神，彰顯明清諸儒不忘種姓的民族氣節(jié)，為增添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送一洪鐘大呂，點一指路燈火；它的卓越見地在于：以明清時期的黃宗羲、王夫之、曾國藩、康有為等51位學術人物的思想承襲為核心，把學術思潮的發(fā)展變遷放置于思想史本身的矛盾運動中去分析評判，從中國自身的傳統(tǒng)文化和思想資源中尋找思想史發(fā)展的內在邏輯力量，為后世論人寫史建筑了標志性物什，為開史學研究之先吹進一股強勁的東風，提供著方法論的借鑒。
四
國運不昌，戰(zhàn)亂頻繁，這樣的舞臺給戰(zhàn)士提供了譜寫革命英雄主義史詩的機會；而對于錢穆先生這樣的純粹學者，則是提供了面對破碎河山，生憂患意識、揚民族精神的生動教材。他的傳世名作《國史大綱》就是在這樣的人文環(huán)境里孕育的。
“盧溝橋事變”后，中國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不久北平淪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合并，在湖南長沙組建臨時大學。隨著日軍的戰(zhàn)火燒進南京、武漢和長沙，長沙臨時大學只好入滇轉進昆明，改名西南聯(lián)大。由于校舍不足，文學院設在遠離昆明的中越通商口岸城市蒙自的海關內。錢穆、朱自清等人經過68天的跋山涉水，行程1700多公里，于1938年4月先后抵達昆明和蒙自。
蒙自山清水秀，環(huán)境幽雅怡人，著實是高士寄情山水、放飛理想、著書立說之世外桃源。1938年5月，錢穆開始在教書之余卜居宜良巖泉寺整理舊稿，正式寫作《國史大綱》。1939年6月，《國史大綱》全稿殺青。在經歷重重審查后，直到1940年6月才獲出版。
《國史大綱》我系統(tǒng)地讀過兩遍，與錢穆先生的跨時空心靈碰撞持續(xù)了半年之久。最明顯的感受是覺得《國史大綱》至少在五個方面作出了開創(chuàng)性建樹：其一，標志著錢穆史學體系的形成，實現(xiàn)了他從疑古到信古、從考據(jù)到義理、從歷史研究到文化研究、從考史到著史的歷史性轉變。其二，錢穆第一次明確地把文化、民族與歷史三者聯(lián)系起來考察，成為20世紀文化民族主義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其三，錢穆從強調文化是民族國家認同的基礎出發(fā)，對新考據(jù)學派所持的史學觀進行了批評，集中彰顯了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這對抗戰(zhàn)期間以史為鑒，從民族的記憶中找回自尊和自信，激發(fā)國人的民族意識，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其四，作為一部章節(jié)體兼顧綱目體的通史著作，突破了傳統(tǒng)史學著作只重政治制度的綱目體例，全方位展示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宗教等社會生活的全貌，這種全新的著史方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治史人。其五，以史學為路標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學精髓，又接揚春秋傳統(tǒng)，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學。
時光如水，悄無聲息。《國史大綱》在時間和讀者的長期考驗里，已經化作一座文化的坐標。由此，我想到，錢穆如果沒有開放的眼界，沒有強烈的民族文化意識，僅僅局限于古史考辨，在歷史的斷壁殘章里繞彎彎、求余韻、找枝葉，他的文化高度、歷史成就斷然不會這么高。錢穆是歷史和時勢造就的領一代風騷的史學大師。
五
錢穆一生對朱子情有獨鐘。幼時讀朱子，開啟懵懂心智；年輕時教朱子，傳播先賢思想；中年和晚年時寫朱子，解剖和闡發(fā)新儒家真諦。
我曾讀過多位學者撰（編）著的《中國思想史》，大致的意見是，在儒家思想的流變史里，經歷了兩次高峰。一次是以孔子思想為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創(chuàng)制時期，一次是以朱子為代表的宋理學集大成時期。在朱子的理學體系里，孔子的思想得到了傳承和發(fā)展，為儒學重獲新生機，發(fā)揮新精神，矗立了八百年不倒的精神雕像。
秋陽絢爛，秋水蒼茫。錢穆向朱子邁開的最關鍵一步是在他的晚年時期。而在這之前，他為治朱子學所做的準備和嘗試，占據(jù)了他生命中的一半時光。
1949年，錢穆隨任教的廣州華僑大學遷往香港，“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從此開始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漂泊生涯。在客居香港的16年里，錢穆以教育家和學者的雙重身份活躍在教育及學術舞臺上。他與唐君毅、張丕介等歷盡千辛萬苦，一同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親自擔任院長，直到以新亞書院為主體之一，成立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學，才辭職赴臺，為香港教育史留下了光輝一頁；他繼續(xù)主講中國通史課，為弘揚國學精粹，傳播傳統(tǒng)文化，擔當先鋒，為人師表，培養(yǎng)了一大批國學通才；他時刻不忘朱子，在緊張的辦學教學之余，仍潛心朱子的研究，先后完成了《宋明理學概述》《朱熹學述》《朱子泛論心地功夫》《朱子的史學》等全方位掃描朱子的著作，這些作品為錢穆晚年歸宗朱子、“綜六藝以尊朱”鋪設了道路，埋下了伏筆。
1965年6月，錢穆正式卸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政職務，攜夫人胡美琦于7月赴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講授中國學術思想課程，專讀《朱子語類》，八個月后返回香港。1967年7月親赴臺北，尋覓新居。新居位于臺北市郊區(qū)士林外雙溪。1967年10月，錢穆夫婦正式遷居臺北，1968年7月入住古樸而典雅的外雙溪素書樓。在此后的20多年里，素書樓見證了錢穆晚年生活與學術活動的點點滴滴。
往事如煙，先賢如夢，纏繞了錢穆的大半生。現(xiàn)在終于有了全身心投入朱子的機會，幾十年的日積月累，使《朱子新學案》呼之欲出。1969年11月，錢穆以三年之功，在素書樓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長的單部著作《朱子新學案》。
《朱子新學案》皇皇五大卷，逾百萬言，1971年9月出版后，立刻在海內外漢學界引起廣泛共鳴，成為一部享有世界聲譽的中國文化名著，不少學者據(jù)此把錢穆尊稱為“當代朱子”“新時代的新朱熹”，是能夠經受住考驗和推敲的。
我讀的《朱子新學案》是漢字簡體版本。讀它，我讀得很辛苦很投入很亢奮，常常隨著錢穆的情感一同律動，隨著錢穆的筆觸一同悲喜，隨著錢穆的思索一同凝重。在錢先生的學案里，八百多年前的朱子活了，朱子的思想活了，正統(tǒng)的儒學活了。
當然，一部深奧玄妙的《朱子新學案》，光粗枝大葉地翻閱，尋找點毛皮，是不會有多少收獲的，它需要心無旁騖，虔誠地走近、走進，才能真正把握其思想內核，真正感受它的無窮魅力，進而理解它，讀懂它。在這里，有幾個問題希望引起讀友們的關注：第一，冠于篇首的長文《朱子學提綱》要細讀精讀。這篇提綱集全文論點、思想之精粹，以詩化的語言，對儒學史、中國學術史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歸納與概括，其匠心其凝練其深刻，舉世無二人能及。第二，全書的框架設計要仔細咀嚼回味。《朱子新學案》分五卷兩大部分。第一、第二卷為思想之部，由理氣和心性分而承之，妙論宇宙本體之形上學；第三卷為專論，詳析詳解詳察朱子思想之發(fā)展及其在當時理學界之地位；第四、第五卷為學術之部，以經、史、文學三足而輝映成章。此種架構，條分縷析，貫通了朱子思想之淵源之要義之演進，為全面認識朱子儒學上升一新高度。第三，作為集大成者的朱子要重新認識。在《朱子新學案》里，錢穆顛覆長期定位于朱子身上的哲學家、思想家之限，以思想、經學、史學、文學之四脈，全方位還原朱子的哲學家、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本色，大力彰顯朱子納吐百家、博采眾長之儒宗氣魄，使其與孔子呈雙峰對峙之勢。
就錢穆先生同時代的國學大家而言，他的書是較為好讀好懂的，是最為中國化的。原因很簡單，他沒有正式留過洋，沒有接受過正統(tǒng)的洋文化教育，不會輕易把洋主義、洋文字拿到書中貼標簽、兌水分；他一生鐘情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一生耕耘和收獲于中華歷史文化的肥田沃野。他一路行走在經史子集之間，兼收并蓄，和而不同。他用近乎一個世紀的時間，開辟了一塊廣闊無垠的精神大陸，點亮著中華文化的長天厚宇。錢穆是中國歷史文化造就的繼往開來的一代儒宗。
六
錢穆一生執(zhí)著于中國歷史文化，為弘揚中華文化殫精竭慮。
晚年的錢穆在懷舊與展望的時空里踽踽前行。和他同居一島的余光中先生，早年以《鄉(xiāng)愁》一詩名播海內外，他的“鄉(xiāng)愁”在煎熬了近半個世紀后，終于有了登上大陸化解離愁的機會。而那“一灣淺淺的海峽”之于錢穆先生，卻只能夢里神游，魂里飛渡，鄉(xiāng)愁至死未曾消融。他在《八十憶雙親》里，情真意篤，盡情懷戀和追憶早年時光；他在最后完成的《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一文里，用畢生體悟，對“天人合一”提出新解，認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認為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趨，恐必將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宗主。1990年8月30日，錢穆帶著對故鄉(xiāng)的依戀，帶著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敬意，在臺北無疾而終。1992年1月9日，錢穆的靈骨越過海峽，安葬在他曾經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蘇州。
錢穆走了，他一生以歷史人物為主要研究和著述對象，他最終也走進了這個不朽的隊列里。他用一千多萬個漢字為中國文化畫出了一道美麗的錢氏弧線，一步一步地到達了中國20世紀的文化峰頂。
2005年一個暑氣未盡的夏日黃昏，我在蘇州出差之余，專程來到蘇州吳縣西山俞家渡，拜謁錢穆先生的墓地。在西南太湖的這片浩淼煙波里，那塊風景秀麗的石坡地成為錢穆先生魂歸大陸的最后歸宿。站在寫有“無錫七房橋錢穆先生之墓”的墓碑前，千言萬語竟不知從何說起。那就對錢先生的墳冢深深地叩個頭吧，在我彎下身子的一剎那，我看到，埋葬先生的山坡，也埋葬著一段文化的歷史，陪著先生入眠的書籍，也記錄著先生一生的精神苦旅。那條從墳冢曼延開去的小路，宛如一道清晰的背影，宛如一條鋪滿鮮花的神道，從20世紀一直通向先秦諸子。
起霧了，那不是霧啊！那是無錫七房橋慢慢升起的炊煙，那是北大未名湖悄悄涌起的波瀾，那是香江新亞書院輕輕散落的云雨，那是臺北素書樓緩緩垂落的旌帆。
霧像一個驚嘆號，感動著錢穆先生給予我的那個北方少雪而南方雪災、凍雨肆虐的漫長冬天。
作者簡介：胡正良，1969年12月出生，江蘇徐州人，研究生學歷，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書法美術評論家，康德哲學研究學者，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