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見到張子麟先生，莫名地感到親切。他的形象酷似我的一位表叔——在我當初少年的記憶里，就有這么一張慈藹的面孔。子麟先生后來同我講話了，聲音居然也很相象，渾厚里透著宏亮；特別是笑起來的時候，也那么坦蕩、爽快，而且干凈，好像所有生活的雜質都被過濾掉了。我知道這是人和人之間的某種磁場在起作用。有些人是可以讓你一下子便接受，并很快成為相互走近的朋友。
子麟先生長我七歲，但經歷卻比我要豐富得多，或許也坎坷得多。“文革”開始后不久（1967年）他高中畢業，這就比我好，學校里的書他讀進去了，沒有被耽誤太多。對他而言，這一生一些基礎性的東西，或就是“文革”前的那段讀書生涯所賦予他的。之后的命運其實也就是國家的命運了，渺小的個人無法抵抗和擺脫他所對應的那個時代。他去鄉下插隊，做知青，經歷了和他同時代的青年學生一樣的苦。他寫過一篇《挑河》的文章，那里面所描繪的一些細節，今日讀來，依舊讓人震撼。后來跟著別的知青去了安徽銅陵，做鋼筋工，依舊是餐風飲露的生活；再后來到社辦廠做鉗工，生產軸承，光做出來還不行，還得想法子賣掉。所謂產供銷一把抓，他成了那個年代最早的一批“下海者”。通過朋友的關系，在大上海尋找到落腳點，開始四處推銷自己的產品。不過，在飽嘗生活艱辛的同時，他也收獲了特殊年代里那種人間溫暖的友情，和上海一個家庭幾代人之間的交往一直綿延至今。1977年他在同學的鼓勵下參加了高考，并被一所大學所錄取。但由于哥哥姐姐早已大學畢業留在了他鄉，而在這個節骨眼上，鎮領導又特地上門給他母親做工作，希望他能留下來去一個企業上班。母親心中眷兒，當然也有此愿，他只好聽了母親的話，和那所大學便也失之交臂。在我同子麟短暫的交流中，能夠感受到這是一個悟性特別好的人。他把堅持不斷的學習糅雜在具體的工作實踐中，后來走的人生之路，雖然輾轉過幾個不同的場子，舞臺也是慢慢由小變大——從主抓一個企業到擔任鎮上的分管領導，再到相對專業同時也是更高層面上的工業和經濟主管部門，他總能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得很穩健，而且在不同的崗位上也都做出了若干年后人們談論起來依舊還能擺得出的幾件像樣的事兒。我們說，一個體制內的干部，能被后人這樣認識這樣評價，我以為也就功德圓滿十分了得了。
當然，幾十年來，子麟先生為地方各路賢達所熟知并稱道的，除了他謙遜的為人和實誠地做事，再就是他還身懷一門絕技。據有關資料介紹，他自幼便從父輩那兒學習書法、金石、竹刻等中國傳統藝術，無論生活怎樣變遷，這一門的鉆研始終沒有中斷。尤其在竹刻藝術上，他所精心塑造的作品，已被公認為國內一流水平的大家。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聯合授予了“民間工藝美術家”的稱號。以后又被認定為“揚州竹刻”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性傳承人。不久前讀到一篇子麟的忘年交寫他這方面才藝的文章，說到他在南京舉行作品展時，有記者問他，那么窄的一塊竹片上是怎樣雕出那般細小卻又神韻四溢的字來？執刀的時候要不要另一只手拿著放大鏡？子麟面對記者笑了，顯然這是一句門外漢的提問。刀在子麟的手上其實仍是一支筆，筆起筆落，字里行間，憑的全是多年生成的一種感覺，那是由內而外的生命氣息借助于手中的刻刀在做吞吐和運行。外人甚至看不出刀的游走，但一支煙的功夫，一幅近百字、筆畫交代得清清楚楚的書法作品已然在竹面上現出真身了。這個過程里，刻家雖然也會有抬頭閉眼稍作停頓的間隙，但這種情態就好比長跑運動員跑動中對自身運動節奏的調整。在整個刀鋒運行的軌跡中，包括停頓在內，應當是一個相互連貫一氣呵成的整體。我尚無機會就竹刻藝術的相關問題請教過子麟，但從他給我的一張三折冊頁所展示的幾幅扇骨和竹擱作品來看，他不僅有著極其扎實的書畫功底，在刀法上的穩當與老到，則能看出他的久煉成鋼。他對世事的洞察，甚至人生態度上所持的寬容與通達，也都在他刀走龍蛇的布陣里傳遞出了一二。
對子麟先生獲得更為具象的認識，是讀了他近幾年在微信朋友圈里所發布的一些文字和圖片之后。盡管這種方式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對于這個人的所思所想，他所關注的事物，以及他情感的表達方式等等，應當說有了一個大致的輪廓式的了解。首先，我感覺到他是一個對生活充滿熱愛的人——他在自家屋頂的菜地里種山芋，對突然光臨院宅的一只從未見過的異常美麗的雛鳥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依依不舍的牽掛；他受邀為幼兒園的老師講書法課，每一課都很認真地提前備課；與好友同去高郵，他對汪曾祺筆下的“大淖”在深入探究后寫出了饒具情趣的尋訪筆記。對大自然里的美，他有著藝術家所特有的感應之敏銳和表現之細膩——小院子里的石榴，梅雨季節里的池塘與河流，小區里新落成的公園，記憶里兒時端午節的種種食物，無不在他筆下跳躍出各具神態的風姿。
從他的文字里還能較為真切地體悟到，他對故舊的傾心與看重。一位老友八十歲生日，他自撰賀聯相贈，深情厚誼盡在墨中；中學同學給老首長寫字，缺少相配之印，向他求援，他翻箱倒柜遍尋家藏，覓得一方內蒙花乳石，全力為其制印……
更讓我為之敬重的，是他在災難面前所表現的一種超乎常人的堅強。三年前的一個冬日，他唯一的愛子因工作過度勞累而不幸英年早逝。白發人送黑發人，這樣的大悲大慟居然沒能把他打倒，擦干了眼淚，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重又站在了生活的面前，他帶著微笑，照樣對孫女的寫生畫發表他的看法，照樣在書案上坐定，操刀刻起了他的竹刻……這是一條真正的漢子，他內心的強大與飽滿，足以令他的作品流傳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