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思為文
言恭達
“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心誠的含義不單是誠實無欺，更重要的是虛靈不昧。心誠，必然會有許多神奇不可言喻之藝術感知，才能做到無名有品、無位有尊。以人為本的文化建設同樣不能忽視“形而上”的觀照與哲學的論證。鑒于此，心性、人性、生命與人生成為中國傳統哲學核心的問題，形成了以人生哲學為前提的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社會的和諧文明，首先當是“心性文明”，即“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一個民族如果都充斥著市場化的拜金主義，那是一定沒有希望的！文化的終極目標是文明，是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是“大公”社會的追尋。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對言偃講“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段話，收在《禮記·禮運篇》，其核心就是“大同理想”。但是“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在難以實現的情況下，孔子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進而提出“小康之治”。我們現在的小康目標與孔子的“是謂小康”有根本區別，但是“小康之治”畢竟為我們民族帶來實實在在的一步步前進。“小康之治”的目標是要實現社會的“大順之境”。大同理想——小康之治——大順之境，這也就是我們今天和諧社會的追尋。
“中庸思想”為書法藝術的創作審美奠定了基本理念，同時，書法藝術形式演變受儒家文化影響最深，因此，儒家文化是形成書法法度的基礎。
中國書法的基本精神是“道中庸”而“致中和”以達“極高明”。《禮記》中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由中致和”的書法道路，求“和”，亦即求“無所乖戾”；求“中”，亦即求“得所宜”。
道家的無為思想深深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形成。《老子》中說“道法自然”，《莊子·人間世》中說“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莊子·大宗師》中又說“離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謂坐忘”。老子的“玄鑒”、莊子的“心齋”“坐忘”，進入物我齊一、自然超脫的精神境界，均是以虛靜作為把握人生本質的功夫，稱為“大本大宗”。它對書法藝術境界的營造和闡述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老子講“知常復命”“歸根曰靜”。從藝、從文均要回歸到生命的原始，回歸到人生活的常態和常容。心胸開闊，操守嚴謹，道是體，德為用，保持從藝單純的心情、好思的習慣。在求學問、立理念的多重思維選擇中保持“知常復命”，這是中華傳統文化帶給我們的生存智慧。
莊子說：“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守望“清流”，秉持“靜氣”，書家應以平常心走平常路，顯常態而得常容，“知常復命”“歸根曰靜”。明中出凈，必須在靜氣中求得清凈。“靜”與“凈”，前者易，后者難，這就是傳統文化中所倡導的淡定、從容的“君子之風”。
說到老子的無為之境，“無”和“為”都是相對的，也是虛實相兼的。這里的“無”有時是無的“無”，有時是有的“無”，有時是無的“有”。有時又是物質的，有時又是精神的。這里的“為”也是為而“不為”，不為而“為”，表面看是追求一種“不為”，而又是不為之“為”。其實，這種“無為”思想才是世界的真實的存在，是一切宇宙的秘密所在。
老莊之道，本質上是最高的藝術精神。藝術精神離不開美，離不開樂（快感），藝術創作也離不開“巧”。老莊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大美”是否定世俗浮薄之美，否定世俗純感官性之樂，輕視世俗矯造蓄意之巧，從世俗感官的快感超越上，去把握人生之大樂。要從“小巧”進一步追求“驚若鬼神”與造化同工的“大巧”。老子所追求的是由“致虛極”“守靜篤”而來的返璞歸真的人生。我們說，希臘藝術之美在于其“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這種觀念轉移到人的自身，則是與最高藝術合體的人生，純樸淡泊的人生，這種人生即是美，即是樂。
書貴虛靜。老子曰：“知白守黑。”寫實顯動易，留虛得靜難。音樂中有“此時無聲勝有聲”。故無虛安能顯實，無實安能存虛？寫虛時，要寓實于虛，輕中見重，重中見輕，干筆不枯，濕筆不爛，濃淡見骨，雖拙亦巧，真力彌漫。
“精、氣、神”人生三寶中，“神”最為重要。養神即養心，心安則神安，神安則體安。所以書家要做到“心態平和”——恬淡虛無，真氣從之（《黃帝內經》）；“心情快樂”——快樂在于發現，在于轉換思維；“心地善良”——智者樂，仁者壽，仁者心地純靜；“心胸開闊”——“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黃帝內經》）；“心靈純凈”——道、儒、釋追求的最高境界，佛家有虛空之心，道家有虛無之心，此比恬淡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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