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振振，1950年生，南京人。現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古文獻整理研究所所長。兼任國家留學基金委“外國學者中華文化研究獎學金”指導教授，中國韻文學會會長，全球漢詩總會副會長，中華詩詞學會顧問，中央電視臺“詩詞大會”總顧問、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特聘教授等。曾應邀在美國耶魯、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講學。
寒食
【唐】韓翃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
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關于“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
施蟄存先生《唐詩百話》曰：“韓翃這首詩，應當從第二句講起。在寒食節，東風把御苑中的楊柳吹得歪歪斜斜，使得城中到處都飛舞著楊花。為什么說這個‘花’字是指‘楊花’？理由是：（一）第二句有‘柳’字，可知是楊柳的花，這兩句才有關系。第二句是因，第一句是果。（二）唐詩中用‘飛花’，多半是指楊花。或用‘飛絮’，是指柳絮，柳絮即是楊花。如果指別種花朵，一般都用‘落花’。如果一定要用‘飛’字，下面都避免‘花’字，而改用‘飛英’之類的字。（三）賈島有詩云：‘晴風吹柳絮，新火起廚煙。’（殘句，見《事文類聚》）陳與義詩云：‘飛絮春猶冷，離家食更寒。’（《道中寒食》）胡仔詩云：‘飛絮落花春向晚，疾風甚雨暮生寒。’（見《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四）可見唐宋詩人詠寒食清明的詩，經常提到滿天飛舞的楊花。”（上海古籍出版社年1987版，第351頁）
按：施先生此說，似不能成立。試讀唐詩，凡用“飛花”，多實指花或落花。茲舉其尤為顯著者。
如宋之問《春日芙蓉園侍宴應制》：“飛花隨蝶舞，艷曲伴鶯嬌。”言“隨蝶舞”，則“飛花”自是真花。
又，王勃《林塘懷友》：“芳屏畫春草，仙杼織朝霞。何如山水路，對面即飛花？”“朝霞”為紅色，以“朝霞”與“飛花”對比，則“飛花”自是紅花，安得為白色的“柳絮”？
又，薛曜《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飛花藉藉迷行路，囀鳥遙遙作管弦。”題曰“夏日”,則“飛花”亦不應指暮春三月的“柳絮”。
又，邢巨《游春》：“海岳三峰古，春皇二月寒。綠潭漁子釣，紅樹美人攀。弱蔓環沙嶼，飛花點石關。”言“二月”，言“紅樹”，則此“飛花”自是仲春的紅花，亦非“柳絮”。
又，孫逖《山陰縣西樓》：“誰知春色朝朝好。二月飛花滿江草。”言“二月飛花”，則亦是真花，因為二月尚未到“柳絮”飄飛之時。
又，李白《鳴皋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崖山居》：“青松來風吹石道。綠蘿飛花覆煙草。”言“綠蘿飛花”，自是藤蘿類植物之花。
又，錢起《送孫十尉溫縣》：“飛花落絮滿河橋，千里傷心送客遙。”“飛花”與“落絮”并舉，尤可證明“飛花”不是“飛絮”。
又，顧況《諒公洞庭孤橘歌》：“飛花薝蔔旃檀香，結實如綴摩尼珠。”據題中“橘”字，可知此“飛花”即橘花，而詩中比之為薝蔔花。
又，李頻《古意》：“玄鳥深巢靜，飛花入戶香。”“飛花”而有“香”，亦是真花。
又，章碣《觀錫宴》：“魚銜嫩草浮池面，蝶趁飛花到酒邊。”言“蝶趁飛花”，義同上引宋之問詩。
此外例證尚多，不煩贅舉。
關于“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清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曰:“此詩作于天寶中，其時楊氏擅寵，國忠、銛與秦、虢、韓三姨號為五家，豪貴榮盛，莫之能比，故借漢王氏五侯喻之。即賜火一事，而恩澤先沾于戚畹，非他人可望，其余錫予之濫，又不待言矣。寓意遠，托興微，真得風人之遺。”（《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冊，第334頁）
清吳喬《圍爐詩話》卷一曰：“唐之亡國由于宦官握兵，實代宗授之以柄。此詩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見意，唐詩之通于《春秋》者也。”（同上，第1冊，第498 頁）
清孫洙《唐詩三百首》卷八曰：“唐代宦官之盛，不減于桓、靈，詩比諷深遠。”（中華書局1959年版，卷八，第5頁）
清管世銘《論文雜言》曰：“只說侯家富貴，而對面之寥落可知，與王少伯‘昨夜風開露井桃’一例，所謂‘怨而不怒’也。”（《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冊，第1566頁）
高步瀛先生《唐宋詩舉要》卷八曰：“《漢書·元后傳》：河平二年，成帝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后漢書·宦者傳》：桓帝封單超新豐侯，徐璜武原侯，具瑗東武陽侯，左琯上蔡侯，唐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唐肅、代以來，宦官擅權，后漢事諷諭尤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冊，第812頁）
喻守真先生《唐詩三百首詳析》曰：“《西京雜記》：‘寒食禁火日，賜侯家蠟燭。’又唐《輦下歲時記》：‘清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后漢書·宦者傳》‘桓帝封單超新豐侯……世謂之五侯。自是權歸宦官，朝政日亂矣。’此詩大意是在譏刺宦者的得寵。……不說別處，偏說‘五侯家’，則是明指宦官之得寵，而能傳賜蠟燭。寓意深刻，不加譏刺，而已甚于譏刺。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怨。’這種詩，就是興怨的一種。”（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23－224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唐詩選》曰：“《唐輦下歲時記》：‘清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燭用以燃火，元稹《連昌宮詞》所謂‘特敕宮中許燃燭’的便是。時方禁煙火，可是宮中傳燭以分火，卻先及‘五侯’之家，這是因為他們近君而多寵。五侯’，指宦官。《后漢書·單超傳》載：桓帝封單超新豐侯……唐衡汝陽侯，因誅梁冀及其親黨有功，‘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唐肅宗、代宗以來的宦官，權盛可比漢之末世，朝政日亂，韓翃對此深致憂憤。這首詩借漢諷唐，寓意明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上冊，第349頁）
劉永濟先生《唐人絕句精華》曰：“傳蠟燭：《西京雜記》：‘寒食禁火日賜侯家蠟燭。’《唐會要》：‘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順陽氣。’五侯：《后漢書·宦者傳》：桓帝封單超新豐侯……故世謂之五侯。此舉后漢寒食賜火事以譏諷唐代宦官專權也。”（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頁）
沈祖棻先生《唐人七絕詩淺釋》曰：“這是一首諷刺詩，也是借漢事以喻唐事的。據《西京雜記》所載，寒食那一天，雖然全國都禁火，但皇帝卻賞賜封侯的貴族們以蠟燭，特許照明，以示恩寵。此詩即借古喻今，以見皇家恩澤，只及上層。即使是生活中的小事他們也是擁有特權的。”“五侯本是漢朝典故。西漢成帝時，外戚王譚等五人同日封侯，世稱五侯。東漢順帝時，外戚梁冀的兒子和叔父五人封侯，世稱梁氏五侯。桓帝時，宦官單超等五人封侯，也稱為五侯。總之，不是指外戚，就是指宦官。韓翃于玄宗天寶十三載（公元七五四年）進士及第，在德宗時以駕部郎中知制誥。這首詩的寫作年代不可考。如果是天寶年間的作品，則應是諷刺楊國忠兄妹的，如果是安史之亂以后所寫，則很可能是諷刺肅宗、代宗以來專擅朝政的宦官的了。這首詩的特點是用意深刻而表現含蓄。從表面上看，它只是描寫了寒食的景色，記載了一件當時在這個傳統節日中皇家的一件例行故事，甚至于可以將它看成是一篇對皇帝的頌歌，頌揚他對臣下施加恩澤。在詩人晚年家居的時候，德宗因為欣賞這首詩，還起用他知制誥，起草詔書。可見這位最高統治者是將詩中的諷刺誤會為歌頌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131頁）
按：以上所錄各家的解說，或以為此詩諷刺唐玄宗時外戚擅寵，或以為此詩諷刺唐肅宗、代宗以來宦官專權，議論雖然紛歧，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將此詩的主旨認定為政治批判。筆者愚見，這樣的讀解似屬誤會。
關于此詩，曾有一則佳話。唐孟棨《本事詩·情感》篇曰：“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圣旨所與。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時建中初也。”
從這則佳話，可以看出唐德宗對此詩是大為贊賞的。那么，德宗的文學修養又如何呢？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史臣曰：“德宗皇帝……天才秀茂，文思雕華。灑翰金鑾，無愧淮南之作；屬辭鉛槧，何慚隴坻之書。文雅中興，敻高前代。《二南》三祖，豈盛于茲。”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二《德宗》曰：“帝善為文，尤長于篇什，每與學士言詩于浴堂殿，夜分不寐。”
又曰：“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帝為詩……因詔曰：‘卿等重陽會宴，朕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于中，因制詩序，令賜卿等一本，可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內于延英門進來。’宰臣李泌等雖奉詔簡擇，難于取舍，由是百寮皆和。上自考其詩，以劉太真及李紓等四人為上等，鮑防、于邵等四人為次等，張蒙、殷亮等二十三人為下等，而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考第。”
又曰：“帝章敬寺詩‘松院凈苔色，竹房深磬聲’，時人傳誦。帝晚年工詩句，臣下莫及。每御制奉和，退而笑曰‘排工’。俗有投石之戲，兩頭置標，號曰‘排公’，以中不中為勝負也。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靖詩一百篇。帝曰：‘此惡詩，何用進！’時云‘奉敕惡詩’。”
又，《全唐詩》卷四《德宗皇帝》小傳曰：“三令節，御制詩，敕群臣賡和，品第優劣。四方貢藝者，帝多親試。或有乖謬，濃點筆抹之；稱旨，即翹足朗吟，詫宰相：‘此朕門生。’無不服帝之藻鑒焉。”
以上諸條中的評論，容或有所溢美，但德宗能詩，有較高的文學修養，當是不爭的事實。
《全唐詩》凡載其《中和節日宴百寮賜詩》等十五篇。
日本河世寧《全唐詩逸》卷上又據大江維時《千載佳句》，輯其秋夜詩七言二句。
童養年先生《全唐詩續補遺》又據《太平御覽》卷五九二《文部·御制》引《唐書》，輯其《貞元六年春三月庚子百寮宴于曲江亭上賦詩以賜之》一篇。
陳尚君先生《全唐詩續拾》卷一九又據光緒二年刊高錦榮纂《靈寶縣志》卷八《藝文》下，輯其《寶應初征史朝義過虢州題僧寺壁》詩一篇。計其傳世之作，共十七篇又二斷句。這些詩，在有唐一代雖然算不上什么，但像“推誠撫諸夏，與物長為春”（《中和節賜百官燕集因示所懷》），“雨霽霜氣肅，天高云日明”（《九月十八賜百僚追賞因書所懷》），“分行左右出，轉旆風云生”（《元日退朝觀軍仗歸營》）等句，也還說得過去。
試問，這樣一位愛寫詩、能賞詩的君主，倘若韓翃此詩真的語含諷刺，他能看不出來嗎？他會昏到“將詩中的諷刺誤會為歌頌”嗎？
附帶說一句，據《本事詩》的記載，我們也只能得出德宗皇帝愛賞韓翃此詩的結論。至于他愛賞此詩的理由，未必就是認定此詩意在“歌頌”。試看上文所引《唐詩紀事》載貞元四年德宗親自考評臣僚重陽應制詩一事，既是“應制詩”，豈有不“歌頌”者？德宗也并未因其“歌頌”而一例贊賞吧？還不是將張蒙、殷亮等二十三人列在了“下等”！
因此，筆者既不贊同“諷刺”說，也不贊同“歌頌”說。暮春三月，落花時節，在一般詩人筆下，難免要流露出傷感；而韓翃詩起句“春城無處不飛花”，卻意興盎然，不同凡響——這就足夠贏得人們的愛賞了，不需要“歌頌”誰，也與愛賞者的身份無關。
說得更坦率一點，筆者認為德宗皇帝之所以愛賞此詩，只是一位有審美能力的讀者對一首藝術佳作的正常反應，而不是一個喜歡聽奉承話的君主對一首阿諛之作的特別垂青。
此詩的具體寫作年代，既不可考，也毋庸考，因為它不妨礙我們對此詩的文本解讀與審美把握。“五侯”一語，出典有三，或指外戚，或指宦官，我們也無法坐實此詩的取向。唯一通達的做法，是提取這三個出典的“公因子”，不妨寬泛地對“五侯”作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界定——它概指統治集團中最有地位、最有權勢的那些臣仆。
在全國禁火的寒食節，傍晚時分，皇上賜給他們蠟燭，以示恩寵，這當然是一種特權。但封建社會本來就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統治集團金字塔上每個不同的等級都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權，在當時是制度化或慣例化了的，一般也為人們所接受，盡管其多半只是無可奈何的被動接受。也就是說，只要皇帝對于臣下的賜予不越出或不過多地越出制度、慣例所允許的范圍，人們一般還是默認的，不至于多么激憤。即如寒食賜燭給朝中顯貴的做法，自漢至唐，已成故事；況且它實在是“惠而不費”，不過一條蠟燭而已，再精美又能貴到哪里去？未必額外加重了多少百姓的負擔吧。翻用一條成語，是不可忍，而孰可忍？連這種小到不能再小的不平等也難以接受，那在封建社會里真正是沒法活了！
詩人韓翃為進士出身，此前雖未擔任過要職，可好歹也是個封建時代的“官人”，我們不能指望他超越其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具有現代人所應有的民主意識。硬要說他此詩“怨”而且“刺”，是不是過分高估了他的思想認識水平呢？有鑒于此，筆者寧可相信，此詩對“五侯”們所獲得的榮寵，下意識地懷有幾分歆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