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戰爭那一年，也就是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六十壽辰，特地增設了一屆恩科會試。紫禁城大殿之上，41歲的張謇在殿試卷中揮毫立言，終成狀元。
張謇的答卷首先在立意上展現出高遠格局與務實品格的完美交融。面對殿試策問，他開宗明義：“臣聞帝王之治天下，必有經國之規，濟時之務。”這并非空洞口號，而是以“保邦制治”為志，將儒家“法先王”之道融入晚清積弊的深切診斷。他論吏治則主張“精其選，嚴其核”，言河工則強調“綜核名實，節省浮費”——每一策都如精準的手術刀，切入時代沉疴。這與當下高考作文中“家國情懷”的呼喚遙相呼應：高分作文從不囿于小我悲歡，而是需懷“大我”之憂，在宏大主題下尋找落地的切口。當考場作文題指向時代命題，唯有將個人之思如張謇般匯入民族命運長河，方能成就沉雄立意。
結構上，張謇的答卷如一座嚴謹的思想殿堂。他緊扣皇帝策問，分論吏治、河工、鹽務、國防、教化諸端，層層推進，環環相扣。其論證如江河奔涌，引經據典為根基，切中時弊為浪峰，務實對策為航標。他談國防，“精訓練，汰冗弱”，“儲將才”為要；論教化則從“人心”至“風俗”再抵“國勢”，邏輯鏈條如鐵索連環。這正是今日高考作文結構力的古老示范：高分之作需似精心構筑的宮殿——論點如柱，論據如磚，論證如梁，彼此咬合，方顯穩固雄渾。若文章結構松散如沙，縱有珠玉之詞，亦難逃傾頹之運。
張謇答卷的靈魂，更在于那雄健文風下噴薄的情感力量與理性光芒。其語言如精鐵錘煉，“取法于上僅得其中，取法于中僅得其下”，寥寥數語直指變革要義；其憂思深沉如海，“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基此矣”，字字浸透家國擔當。尤為可貴的是，他在傳統框架內萌動著“經世致用”的革新意識——這份殿試榮耀最終沒有將他困在廟堂，而是化為日后實業救國、教育圖強的實踐火炬。這啟示我們，今天的高考作文不應淪為冰冷模板的復刻，而應是赤子之心的真誠吐納與獨立之思的自由生長。如張謇般在“代圣賢立言”的規范下依然孕育“明體達用”的務實精神，才能在考場中寫出既有情感溫度又有思想深度的文字。
張謇的狀元殿試卷，不僅是張謇個人才華與命運的見證，也是觀察晚清政治生態、科舉制度運作以及傳統知識分子面對時代危機時思想狀態的重要窗口。它代表了傳統科舉制度下所能達到的思想和文辭高度，也預示了這位狀元日后走向實業救國、教育救國道路的內在邏輯起點——對國家富強的深切關懷與務實精神。它是張謇輝煌人生的起點，也是那個即將劇變的時代的一個獨特注腳。
文字之橋，一頭連著千年文脈的厚重積淀，一頭通向未來征途的遼闊星空。張謇的答卷不僅是他個人才華的巔峰，也是留給我們的永恒啟示：唯有在傳統的沃土中孕育新芽，在時代的召喚下書寫擔當，方能使筆下文字在歷史長河中真正熠熠生輝。
(方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