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九月三日，是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紀念日。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不會忘記日軍鐵蹄踐踏國土、屠殺國民的慘痛歷史。前不久，正值南京挹江門外繡球公園里繡球花盛開之時，我和夫人在公園里散步賞花，到位于公園中城墻角下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叢葬地”悼念。墓地是一處巨大的土堆，前面聳立著“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叢葬地”紀念碑，碑文記載了日軍在此的暴行和遇難者數量等信息。挹江門是連接城區與下關碼頭的主要通道，是南京保衛戰中中國守軍向江邊撤退的必經之路，當時許多中國軍民試圖經過此門逃往江邊，遭到了日軍的堵截和屠殺，死傷慘重，尸 橫遍野。大屠殺結束后，南京慈善團體和市民在挹江門和附近地域收殮了數千具遇難者遺體，并集中掩埋。1985年，南京市在此設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叢葬地紀念碑”，成為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地之一。公園里開滿一團團雪白色的繡球花，把墓地映襯得莊嚴肅穆。我懷著沉重的心情走出公園，又前往中山碼頭侵華日軍大屠殺死難同胞叢葬地悼念。紀念碑上同樣記載著日軍的暴行，令人觸目驚心。日軍不僅在挹江門，還在中山碼頭、下關江邊等地展開系統性屠殺。據幸存者回憶和史料記載，日軍將大批難民捆綁后驅趕至碼頭江邊，用機槍掃射、火燒或刺刀殺害，尸體堆積如山，有的被拋入長江，鮮血染紅江面。我站在叢葬地紀念碑前心潮起伏，難以平靜，沉重地思考著一些問題。
南京大屠殺的歷史鐵證如山、不容否認
挹江門和中山碼頭都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重要遺址。日軍攻陷南京后，進行了長達數周的大屠殺，導致約30萬軍民和戰俘死亡。南京目前共有17處官方認定的大屠殺遇難同胞叢葬地。除了挹江門和中山碼頭兩處之外，還有江東門紀念館（“萬人坑”遺址）、燕子磯、清涼山、草鞋峽等地。另有部分叢葬地因城市變遷己無地面遺存，但紀念碑和史料記載保留了歷史記憶。這些死難同胞叢葬地共同構成南京大屠殺的記憶空間，都是南京大屠殺歷史的重要見證，己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世界記憶遺產。
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侵華戰爭中犯下的嚴重罪行和中華民族的深重苦難，這一歷史事件鐵證如山，國際社會早有定論。這些叢葬地的保存，不僅是對死難者的哀悼，更是對歷史真相的捍衛。日本右翼勢力至今仍試圖否認或淡化這段歷史，這是對人類良知的公然挑戰，遺址和檔案的存在就是對扭曲史觀的有力反駁。歷史不容篡改，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否認或美化侵略歷史的行徑，并呼吁國際社會共同維護歷史的真實性和正義性，確保這樣的歷史永遠不會重演。
當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歷史根源
日本侵華戰爭是20世紀最嚴重的國際暴行之一，其成因涉及復雜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背景。
根源之一，日本國內政治結構的失衡和軍國主義的崛起。1868年明治維新雖然使日本走上現代化道路，但保留了濃厚的封建殘余。建立的二元君主立憲制存在制度缺陷，憲法規定軍隊直屬天皇，形成“統帥權獨立”原則，導致軍部逐步脫離控制。陸軍通過《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實際掌握組閣否決權。武士道精神與軍國主義結合，形成“富國強兵"政策的畸形發展。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加劇了日本的社會矛盾，工業產值下降32.4%，生絲出口暴跌70%，農村出現“賣女度荒”現象。軍部借機鼓吹“打破現狀”，1931年陸軍《形勢判斷》明確提出武力奪取滿蒙計劃。
根源之二，日本資源戰略需求和殖民擴張理論的構建。日本的地緣政治具有結構性矛盾，有島國生存空間的焦慮。1930年日本鐵礦石自給率僅16.7%，石油92%依賴美國進口。日本北一輝、大川周明等思想家提出“亞細亞主義”，將侵略戰爭包裝為“解放亞州”的使命。這種理論通過《教育敕語》體系滲透國民教育，確立忠君愛國體系，培養擴張意識。1937年文部省《國體本義》將戰爭神圣化。東京大學戰時調查顯示，90%小學生認為“為天皇戰死是最高榮譽”。日本將控制朝鮮半島和遼東半島視為生命線。參謀本部《國防方針》三次修訂，逐步將中國全境納入“絕對國防圈”。日本陸軍《國防物資動員計劃》明確提出“以戰養戰”策略，把我國東北的撫順煤礦、鞍山鐵礦作為重點掠奪的目標，試圖通過占領中國東北建立自強自足的經濟體系，用軍事化手段解決資源瓶頸。
根源之三，國際體系的結構性刺激。日本作為當時的世界“五大國之一”，卻未獲得相應的殖民地份額，與其擴張主義野心形成了嚴重的不平衡。這種相對剝奪感在1942年美國《排日移民法》頒布后達到了頂點。
根源之四，中國內部局勢的客觀影響。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清政府的政治腐敗和外國列強的瘋狂掠奪，加劇了中國的社會動蕩和貧弱落后。中國的工業和軍事狀況嚴重的落伍于發達國家。1937年日本鋼產量達到580萬噸，而中國只有4萬噸；日本艦艇總噸位達到190萬噸，而中國僅有5.8萬噸。這種懸殊差距助長了日本的軍事冒險主義。加之當時中國軍閥混戰，導致國家四分五裂。1916-1928年，中國經歷了12次內戰。1927-1936年，國民政府軍費占比年均58.3%。這種內戰和碎片化狀態降低了侵略成本，中國的政治分裂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對華戰爭的重要誘因。
日本侵華戰爭給我們帶來的重要啟示
1931-1945年的日本侵華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極為慘痛的一頁，這場戰爭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同時也留下了極其深刻的歷史教訓。從這段歷史中，我認為可以得到幾個方面的啟示：
一是民族獨立和團結是生存發展的根本。舊中國處在四分五裂、軍閥混戰之中，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英、法、美、日，俄、意、奧匈帝國和比利時等國紛紛在中國建立了自己的租界，中國處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狀態。事物的外因固然重要，但是內因起著決定作用。正是因為國家的嚴重分裂和缺少凝聚力，日本帝國主義才膽敢對中國動手。展望當今世界，敘利亞、利比亞、阿富汗等一些國家也正是因為內亂不斷，才成為一些世界強國武力干涉的目標。歷史充分證明，只有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才能有效地抵御外侮、維護主權。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分裂勢力時時妄想抬頭，國外敵對勢力也在窺測分裂我國的時機。我國56個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樣緊緊地團結在一起。只有全國人民和各民族的堅強團結，才不會給敵人任何可乘之機。團結統一是民族復興和國家強大的根本保證。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過程中，更需要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警惕國內外分裂勢力，堅決維護國家的團結統一。
二是落后必然挨打，發展是硬道理。近代中國的積貧積弱是日本敢于發動侵華戰爭的重要原因。小蛇敢于吞象，是因為大象的瘦弱病態。舊中國的貧窮落后用語言難以形容，農業自然災害頻發，生產效益低下；工業十分薄弱，基本上沒有現代工業基礎。當時的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在科技、工業、軍事等方面存在著巨大差距。在那個弱肉強食的時代，中國挨打是必然的。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科技創新、發展新質生產力，使我國走在了世界強國前列，中國人民在世界挺直了腰桿，再也沒有人敢于輕視和欺負我們。歷史警示和告訴我們，要堅持把科技創新和綜合國力的提升放在首位，全面推進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的現代化，用實力來捍衛和平。
三是必須建立與國家地位相適應的強大國防。和平并非理所當然，需要實力和智慧共同守護。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后幾十年的和平生活充分證明，和平是打出來的。軍隊是保衛國家安寧、維護和平生活的重要支柱。沒有強大的軍隊和國防力量，就沒有良好的發展環境和人民的安居樂業。強軍是強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要最后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必須依靠強大的軍事實力。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但同時也必須建設與大國地位相匹配的國防力量，確保有能力制止戰爭。要摒棄那種只重視經濟發展而不重視國防建設的錯誤認識和傾向，堅持國防與經濟同步發展、融合發展的戰略，用好地方優勢力量和資源，提高我軍建設的質量和效益，加快發展新質戰斗力，建設能打大戰、打勝仗的強大軍隊和國防。
四是正確對待歷史，警惕軍國主義復活。日本侵華暴行是人類的共同創傷，真正的和平不依賴于對歷史的遺忘，而依賴于對真相的承認和反思。只有正視歷史、正確對待歷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實現真正的和平。任何對侵略歷史的否認和美化都是十分危險的。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與其國內極端民族主義、對外擴張政策密不可分。二戰后的國際秩序雖然結束了大規模戰爭，但是局部沖突和種族屠殺仍時有發生。南京大屠殺的教訓警示我們，當人類失去對生命的敬畏，當強權踐踏公理之時，文明可能瞬間崩塌。日本右翼勢力對侵略歷史的篡改和美化，提醒我們必須以史為鑒，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翻案言行，警惕軍國主義思想的死灰復燃，防范民粹主義與霸權思維的泛濫，以理性態度處理好國際爭端。
五是重視加強國際合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二戰期間，中國與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合作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和抗戰的勝利。今天的全球性問題（如氣候變化、恐怖主義）更需要國際社會摒棄零和思維，通過多邊合作共同應對挑戰。戰爭的殘酷性揭示了人類命運休戚與共。國際合作是維護和平的重要途徑，當今世界任何國家的安全與發展都不可能孤立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避免戰爭、實現共贏的必由之路。
日本侵華戰爭的教訓超越了國界，是對全人類的共同警示。它告訴我們，和平需要實力捍衛，發展需要自主自強，歷史需要牢牢銘記，未來需要合作開創。唯有將歷史的苦難轉化為推動進步的力量，才能避免悲劇重演，實現真正的民族復興與和平安定。悼念是對歷史的尊重，要將悼念轉化為守護和平的實際行動，才是對逝者真正的告慰。銘記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要在反思中汲取教訓、追求和平，更好地傳承民族精神。正視歷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加強歷史教育，弘揚抗戰精神，有助于培養年輕一代的責任意識與家國情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