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石與紅色文化
□ 周德麟 趙啟斌
古今中外，沒有哪一種觀賞石像雨花石一樣與政治、文化結合得如此緊密，以至于成為革命精神的化身，并成為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雨花石在20世紀確立了自具特色的“紅色文化”現象。
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李維漢于1946年在梅園新村30號中共代表團會客室雨花石前合影
從梅園新村收藏的雨花石談起
在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駐地客廳的客桌上，擺放著一碗雨花石，那是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同志在這里工作時的陳設物。這一碗雨花石寄托著他們深厚的情感，已經成為周總理革命氣節的象征。郭沫若在1946年來梅園新村時，就已經注意到這一碗雨花石，忍不住感慨：
客廳也很小巧，沒有什么裝飾。正中一個小圓桌，陳著一盆雨花臺的文石。石頭的寧靜、明朗、堅實、無我，似乎也象征著主人的精神。（《梅園新村之行》）
來自雨花臺的這一碗文石給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認為是主人精神情操的寫照。一直到現在，梅園新村還保存著當時周恩來總理和董必武、鄧穎超同志等人在這碗雨花石旁的合影照片，見證了特定歷史時期主人的精神風貌。梅園新村的這碗雨花石也就為后人留下了永久的紅色記憶。
鄧穎超同志1972年來南京雨花臺瞻仰革命烈士時，曾回憶起當時撿拾雨花石的情形：
1946年我和恩來在梅園新村中共中央辦事處時，我多次來雨花臺悼念先烈，每次都撿些雨花石回去，以此教育辦事處的同志，學習英烈，鼓舞大家的斗志。
當時恩來同志因身份和工作的關系，他不便來雨花臺祭奠英烈，他也十分喜愛雨花石。我們在梅園新村的客廳內，供養著一碗雨花石，以表示對先烈的緬懷。梅園新村的那碗雨花石，曾使郭沫若同志觀之感慨萬分。他在《南京印象》一書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贊語：雨花文石的寧靜、明朗、堅實、無我，似乎象征著主人的精神。（《周總理、鄧大姐與雨花石》）
從這段回憶文章可以知道，由于周恩來同志當時不便親自到雨花臺瞻仰、緬懷烈士，但鄧穎超同志可以到雨花臺緬懷先烈，她在雨花臺表達緬懷之情后，往往要撿拾一些美麗的雨花石帶回來。“這雨花石上的紅色，是我們烈士的鮮血染成的！”
周總理收藏雨花石以寄托自己對犧牲在雨花臺的革命烈士的崇敬和緬懷，當然也不乏審美愉悅的情感夾雜其中，每每工作疲倦之余，看一眼陳列在碗中的雨花石，能起到調節情緒和休息的作用，同時作為擺設，也供到來的客人一同觀賞。
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雨花石收藏鑒賞，周恩來為雨花石文化注入了嶄新的含義：紅色文化。“紅色文化”在這里的第一層含義即為郭沫若所言，是周恩來革命氣節的象征。這一點在周恩來總理的收藏、陳列的雨花石中得到了充分展現。第二層含義是指，來自雨花臺的紅色雨花石是無數革命先烈的象征，是不屈精神的象征。以現代紅色文化為內涵的雨花石文化，就這樣在“梅園新村”通過周恩來建立起來。
原國家主席楊尚昆在江蘇省委原書記韓培信陪同下觀看雨花石
艾煊、海嘯與張憲忠在雨花石展出活動中合影
革命先烈的象征
雨花臺自古為叢葬之地，自古皆然，在人們的意識深處往往將其與烈士紀念地的形象聯系起來。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勝利后來此地考察炮臺，憑吊為辛亥革命死難的烈士，國民黨元老于右任亦寫詩悼念為辛亥革命勝利而奉獻生命的先烈。如果于右任沒有對雨花臺辛亥戰役死難烈士的深切緬懷，沒有對雨花石所蘊藏象征意義的親切感受，也不可能成為雨花石的愛好者和收藏者，在他的心靈深處，雨花石無疑是他深沉的情感寄托。這一收藏心理和周恩來的收藏心理顯然有相通的成分，睹物思人，都將雨花石作為死難烈士的象征和寄托。
從這一層面，早在清末民初，作為烈士的象征，人們就已經將烈士與雨花臺、雨花石意象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雨花石、雨花臺作為烈士紀念地的象征物在人們的意識深處確立起來。將雨花石和緬懷烈士的情感聯系起來，以雨花石為寄托物這一觀念的形成，當不晚于20世紀的一二十年代。著名考古學家朱偰在20世紀30年代初進行考古調查時，在雨花臺方亭就曾見到近人所撰的一副對聯：
血染雨花鮮，為痛忠魂埋十族；
聲凄云樹勁，長留正氣炳千秋。
此聯明確將紅色雨花石與犧牲的烈士聯系起來，并確指為明朝初年的方孝孺十族被滅的歷史事件。方孝孺十族的鮮血染紅了雨花石，他們的行為和事跡確實泣鬼神、昭日月，“血染雨花鮮”，非常形象、簡練地概括出這一精神意象，紅色雨花石在這里第一次被作為烈士的精神象征。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十余萬共產黨員以及革命者在雨花臺英勇就義，使雨花臺的雨花石更凸顯了這一崇高的精神意象。雨花石作為“犧牲先烈的精神象征之物”、作為“人們緬懷先烈的寄托之物”的提法也就呼之欲出。
周恩來將雨花石作為革命先烈的象征，不僅引起了無數共產黨員的深刻共鳴，也獲得了社會上的普遍認同，因而雨花石情結成為新中國誕生后共同的文化心理積淀。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在他的一首詩中深化了這一精神意象：
雨花有石凝鮮血，養以清泉豈憚勞。（《訪南京》）
以形象化的優美詩句寫出雨花石的象征意義，后來者供養雨花石本身就有對烈士敬仰的心情。郭沫若并不把雨花石作為一般的觀賞石來看待，而把它同鮮明的革命情感結合起來，在其中寄托著共產黨員無法忘卻的慘痛歷史和煉獄般的精神歷程。杜宣也表露出這樣的情感體驗：
只因烈士當年血，染得彩石分外妍。
對紅色雨花石的這一象征含義亦作出了明確的概括，深化了紅色文化的精神意象。
新四軍老戰士海嘯在他1973年發表的著名兒童文學《紅紅的雨花石》一書中寫道：
我懷著十分崇敬與無限愛戴的心情，來到南京梅園新村三十號，瞻仰敬愛的周總理曾經與美蔣反動派戰斗過的地方。這兒的每一件遺物，每一張照片，都閃耀著敬愛的周總理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質。目睹這一切，我激情無限，思緒萬千。中共代表團會客室桌子上的一只碗里，放著周恩來同志與鄧穎超同志當年從雨花臺撿回來的幾十顆鮮艷、美麗、樸實、莊嚴的雨花石，我久久地凝視著，凝視著這些雨花石。那紅紅的雨花石，使我想起無數為革命流血犧牲的烈士來。革命烈士的鮮血灑滿了雨花臺，他們用寶貴的生命在中國革命史上譜寫了光輝燦爛的篇章。
江蘇省作家協會主席海嘯所著的《紅紅的雨花石》
在海嘯的腦海中，梅園新村陳列的來自雨花臺的紅紅的雨花石已經是革命先烈形象堅實的物質載體了。
這種濃縮在雨花臺雨花石中對革命烈士無限緬懷和景仰的情感，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已經形成，周恩來表現得最為突出，新四軍戰士艾煊在他的散文《殉難者的圣地》中更是直接表達了這一心聲。艾煊在這篇文章中說，早在殘酷的戰爭年代，同他一起的許多新四軍戰士們、第三野戰軍的戰士們就已經有著相同的心愿，他們希望打下南京后，首先一定要到總統府和浸透我們同志鮮血的雨花臺去看一看。第三野戰軍攻取上海后，艾煊所在的第三野戰軍總部在1949年7月從上海遷來南京。在南京的工作一落實下來，艾煊便同其他戰士一道懷著“朝圣”的心情去雨花臺祭奠英烈，他回憶這一難忘的歷史情景時說：
太陽如火，（雨花臺）山谷里更蒸人。我們在這山坳里沒脛的荒草叢中默默地肅立良久。多年前，我們在學習黨史時，早已知道在這里犧牲的黨的許多領導人的姓名。但當時，我默立在雨花臺下烈士就義的地方，在我的面前活靈活現地出現的，卻不是這些我雖早已知名，但卻從未見過面的領導同志。默立時，在我面前形象十分鮮明地出現的，卻是我在別的地方，在許多不同戰場上犧牲的那些熟悉的戰友。仿佛覺得那些同志全都是在這雨花臺下就義似的。
在長達二十二年的時間內，十萬烈士就義的這一小塊山谷里，遍地是野草，松軟的浮土，粗沙和卵石。我彎腰隨手撿了一大把鮮艷的雨花石，也隨手把散露在地面上的烈士骸骨，用手扒開浮土，掩埋下去。
在這小小的一塊地方，22年就槍殺十萬以上（按：一說二十余萬）中華民族的優秀分子、共產黨員，艾煊第一次來到雨花臺的悲憤可想而知。他不僅認為在雨花臺就義的烈士與雨花臺有關系，而且把“在別的地方，在許多不同戰場上犧牲的那些熟悉的戰友”也與雨花臺緊密聯系起來——“仿佛覺得那些同志全都是在這雨花臺下就義似的”。由于這一情感基礎，使他收藏、愛好雨花石的精神情結已經不是簡單的喜好，其中包含著非常樸素深厚的革命情、戰友情。
在同一篇文章中，艾煊又以飽含深情的筆墨寫道：
我四九年頭一次瞻仰雨花臺時，看到南京雨花臺有無數彩色石子。以后才逐漸弄清楚了，大江兩岸到處都有雨花石。50年代中，有一次清明節我來參拜殉難處。那時的殉難處，依舊保存了當年烈士就義時的原貌，總是令人情不自禁地沉思。一群隊日活動的孩子，在殉難處行過禮后，分散開來，在地下尋找雨花石。我問身邊一個小男孩，南京附近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雨花石？我本意是想考一考這孩子對雨花石成因的科學常識了解多少。但這胖乎乎的少先隊員，把手一揮，用朗誦詩的語言回答說，那是黃勵、郭綱琳阿姨，站在烈士殉難的地方，從地下抓起一把烈士的骸骨，往天上一撒。它們隨風四飛，飄落到大江南北許多地方，于是便幻化成江南江北無處不有的雨花石。（《殉難者的圣地》）
就因為雨花臺就義的烈士，使他對雨花臺的雨花石產生了濃郁的感情。南京的雨花石和其他地區出產的雨花石并沒有明顯的不同，也沒有科學上的嚴格區別，但由于它和創造共和國的歷史有著緊密的關聯，和無數犧牲的革命英烈有著緊密的關聯，雨花臺出產的雨花石也便具有了其他觀賞石所不具備的鮮明的人文內涵。似乎生與死、理想和現實在這里交匯，逝去的生命和健在的生命獲得了精神上的永恒感通。北京天安門廣場毛主席紀念堂北大門入口處的墻面上，也鑲嵌了兩顆特別醒目的雨花石，這是南京市秦淮區考棚小學的800多名師生特地到雨花臺去精心揀選出來快速送往北京的。顯然也有緬懷為國犧牲的革命先烈的內涵，紅紅的雨花石在這里也就成為中華民族全體優秀共產黨員的精神、光輝事業的象征。紅色的雨花石是革命烈士的鮮血染成，在這里也轉化為中華民族永恒的紅色記憶，有著共和國精神情感的深沉寄托。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自己的“國石”，如英國以鉆石為“國石”，美國以藍寶石為“國石”，瑞士、日本以水晶石為“國石”等等。倘若中國要評選“國石”的話，雨花石無疑是首選。因為它見證了無數先烈奮斗的歷史足跡，印證了共和國的成長歷程，凝結著老一輩革命家的深厚情感，無論從感情上還是理智上，它都是新中國不折不扣的“第一石”。據悉，周恩來總理訪問緬甸以及何香凝接待外賓時，都曾將雨花石作為國禮贈送對方。1989年，文化部外聯局陸萬生同志曾專程來南京購買1200盒雨花石作為政府禮品贈送給外國友人。雨花石成為國家的使者，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著自身的作用。1979年，雨花臺區工農小學（實驗小學）師生精選雨花石組成“學習周總理，一心為人民”十個大字，鑲嵌在有機玻璃內贈送給鄧穎超同志；1985年，雨花臺區少先隊員寄贈雨花石給老山前線的戰士和女排健兒，勉勵他們為國家拼搏……在這里，雨花石已經轉化為一種精神、一種鼓舞人們不斷進取的強大的精神動力。
王個簃為梅園新村作《雨花石》
以雨花石為題材的紅色文學作品
以雨花石作為描述對象的文學作品層出不窮。40年代以后，雨花石也走進了紅色文學作品中。老一輩革命家中最早接觸雨花石的并不是周恩來總理，最早接觸雨花石、寄托革命情感的可能是長期生活在南京地區的一些革命人士和共產黨員。可能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已經有學生、工人和知識分子以及共產黨員寄情雨花石，以之作為對犧牲戰友和革命同道的深切懷念。可惜沒有這一方面的明確資料留存下來，我們只能從一些間接的材料推測，如海嘯的兒童文學作品《紅紅的雨花石》中的一些情節，則隱約含有這方面的信息。如果沒有生活的原型，恐怕他很難作出與雨花石有關聯的故事情節的安排。而據艾煊回憶，早在抗日戰爭時期，長期活躍在南京地區周圍進行游擊戰爭的新四軍戰士，就已經接觸雨花石了，并對雨花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抗日戰爭時期，艾煊在有限的閑暇空間，曾以雨花石制作的棋子作為娛樂的工具。新中國成立后，艾煊將這些點滴往事寫進了他的散文《雨花棋》一文中：
頭一次遇到雨花石，是在一九四二年的秋天。那時，我們新四軍第二師部隊，就在南京對岸那些遙遙在望的淡藍色的群山間活動。大概九、十月間，部隊在六合縣東南的靈巖山上“打野外”。演習歸來的路上，看到路邊山谷溪水里有許多花紋十分美麗的小石子，在急促流動的清水中變幻著無窮盡的、晶亮紛繁的色彩。我立在水邊看得呆了，隨后就蹲下來，伸手到水里撈了幾塊。仔細一看，不但有彩色的，就連許多單色的小石子也很好看，白的雪白，紅的鮮紅，黑的墨黑。我把那些花紋美麗的彩色石子放回到水里，讓它們在流動的溪水中，自得其樂地變幻它們自己的美麗色彩。我挑揀了許多色調單一的純白和漆黑兩種扁圓形的石子，把衣袋和褲袋都塞得飽鼓鼓的。這種扁圓，光滑的黑、白卵石，自然是一種十分理想的圍棋子了。
抗戰時期戰士們就這樣就地取材，將黑、白雨花石作為棋子進行文娛活動，豐富了他們的精神生活。艾煊等無數的革命者在艱苦的年代里洋溢出來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到現在都令人感動。
除了郭沫若、艾煊等人將雨花石寫進詩詞、散文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海嘯以雨花石為主線創作《紅紅的雨花石》。這部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品發表于1973年，與《紅巖》《紅色娘子軍》《閃閃的紅星》都是紅色文化經典，分別再現了重慶、海南、江蘇、江西地區我黨不同時期的戰斗歷程。《紅紅的雨花石》即是以南京地區發生的故事作為原型而創作的作品。海嘯以不斷出現的雨花石推進故事情節的發展，雨花石見證了本書主人公石小崗從一個蒙昧無知的孩子逐漸走向革命道路的經過。如下文所引有關雨花石的故事情節，即反映出石小崗逐漸覺悟后的情感傾向：
小崗一步一步地向北坡走去。他一想到這個姓彭的是個英雄好漢，一種景仰的心情壓倒了恐懼與不安。他沉住氣向前走去。他知道槍響的方向，但到底是哪個地方他卻搞不清楚。走著走著，突然，他像踏在水潭里，蹲下身子一看，原來是一攤紅紅的鮮血。他知道到了要找的地方了，心里又緊張又難過，就在附近仔細地尋找起來。尋了一陣，天已經放亮了，也沒有看到姓彭的英雄的尸體，難道真被他家里的人收去了嗎？只看到那攤血的旁邊有一塊圓圓的潤滑的石頭，他隨手拾起來一看，是一顆紅紅的雨花石，這雨花石和別的紅紅的雨花石又不一樣，血紅血紅的，就像被鮮血浸透了一般。小崗頭腦里忽然閃過了一個念頭：“這是英雄的鮮血染紅的吧！”他用雙手捧住這鮮紅鮮紅的雨花石，緊緊捂在胸前，似乎怕被人搶去似的。過了一會兒，他撥開草叢，想再找一塊同樣的紅紅的雨花石，卻再也找不到了。
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空間、特定的人物身上發生的特殊的事情，就這樣通過一枚紅紅的雨花石永遠定格在兒童文學史上、雨花石文化史上。
進入七八十年代以后，雨花石作為革命先烈的象征，作為革命氣節的象征，作為紅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作為共和國深厚的紅色文化積淀而廣為人們所接受。這一共同的精神意象在文學作品和人們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中作為新的價值觀念、新的道德情操被不斷地體現出來，成為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傅抱石《雨花臺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