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兄鄉妹格外親
——汪曾祺與江蘇女作家
□ 金實秋
蘇州才女范小青是江蘇作家中的重量級人物，曾任江蘇省作家協會主席。她第一次見到汪曾祺，是在1993年的海南“藍星筆會”上。那次筆會與會者都是年輕人，汪先生是唯一的可稱之為“老”的作家。小青有一篇《汪曾祺：手里的和心里的》散文，文中寫到了那次她想與汪老求字畫而又“沒敢開口”的狀態，比之她小說的大膽潑辣，似乎判若兩人。后來，范小青與汪先生在文學活動中曾多次見面，但見到“在汪老房間的里里外外，守了好長的隊伍。……看到這么多人在煩勞汪老，我又不忍再去增加隊伍的長度了。”人們不難看出，這是小青對汪老的愛，體貼的愛、深沉的愛！
汪曾祺
小青對汪老的愛，更體現在她對汪老作品的耽溺與感悟上。她不止一次地告訴讀者，告訴采訪者：“許多年了，汪曾祺的一本書，一直就放在我的手邊，書已經很舊了。這是出版于1987年的《汪曾祺自選集》”（《高郵，我們共同的家鄉》）；“直到現在，她床頭還放著本汪老的書，閑時讀讀。范小青說，汪老的一字、一句、一段讀來，會讓人平靜。”（《照耀著我們前進的燈》） 范小青說：雖然我手里沒有汪老的一字一畫，但是我心里有，就像汪老的那許多文字，永遠駐守在我的心里。汪老的字畫，汪老的字畫中滲透出來的氣韻，也永遠地布滿在我的精神深處。
也許是范小青與汪老近距離接觸太少了吧，汪老雖然沒有留下對小青作品的評論，但留下了他對小青其人第一次見面的兩字精彩“點贊”——
“藍星筆會”時，恰逢上海女詩人王乙生日，在大家為她慶生的酒席上，范小青過來敬酒，步履姍姍，風姿綽約，汪老見了，不禁舉杯脫口贊嘆：慵懶！此乃與會之王干兄親口告訴筆者的，非余之杜撰也。
傅曉紅與汪先生有多次交往。他們的第一次見面也是在海南的“藍星筆會”上，江蘇去了好幾位中青年實力派作家——范小青、葉兆言、蘇童、王干等，傅曉紅也去了。她當時是江蘇《鐘山》編輯，那時的《鐘山》可是名作薈萃，譽滿文壇哦。在海南三亞的海灘上，汪老與她和張欣（廣東的女作家）留下了一張珍貴的合影。這張合影，如今被放大置于汪老故鄉的“汪曾祺紀念館”中，更置于傅曉紅的心中。
隔了一年，她與汪老又見面了。1994年6月，《鐘山》與德國歌德學院聯合舉辦“中國城市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汪先生應邀赴南京出席會議。研討會之余，汪先生揮毫潑墨，畫畫寫字，興致勃發。令曉紅高興的是，汪老的開筆之作《蘭花圖》就是送給她的。畫上寫了八個字：
吳帶當風
為小紅正
在為他人畫了幾幅畫后，汪老又給傅曉紅畫了一幅《蘭菊圖》，畫中題寫了屈原《九歌·禮魂》中的名句——
春蘭兮秋菊
長無絕兮終古
傅曉紅一直珍藏著這兩幀墨寶，只有同好的朋友要看，她才拿出來與朋友分享共賞。
傅曉紅還在汪先生家蹭過飯，那是《鐘山》在北京組稿時去的。據她說，去蹭飯是王干提議的，她也想“見識汪老的烹飪手藝，于是厚厚臉皮就去了”。汪老搞了幾個家鄉菜招待家鄉客，有一道“蝦米火腿腸漲雞蛋”給曉紅的印象特好，“外脆內嫩，很香很好吃。”
2005年春，傅曉紅去了高郵，留心觀看了汪老描寫過的古城景象，品嘗了汪老文章中的水鄉美食。2010年5月，高郵舉辦汪曾祺誕辰九十周年紀念活動，傅曉紅又一次到了汪老的故鄉，想起與汪老交往，她十分感嘆地說：
一切都像在夢中，
一切又都在圓夢。
汪曾祺的小品
還有一位曾在《鐘山》編輯部工作的胡丹娃也與汪先生有過短暫的交往。20世紀90年代初，她與《鐘山》主編劉坪去汪老家拜訪，那天汪老家的人不少。雖然她沒有機會與汪老交談，但從汪先生與其他人的交談中，她已近距離地感受到了汪老的“心地善良，性格平和，卻頗有原則”，甚至萌生出些許“幾分敬畏”之感。
在此之前，汪老曾應丹娃之請，給《鐘山》的散文欄目“大家小品”寫過稿子；而此次卻不是為《鐘山》而來，而是為她現在工作的雜志組稿而來的，心中不免“幾分怯怯”。令小胡感嘆的是，“如此變來變去地向人約稿是最不方便的，他（汪老）卻絲毫沒有在我面前顯示出哪怕是一點點不理解，好像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不僅如此，汪老還送了她一本新出版的散文自選集《草花集》，并隨手取筆在扉頁寫上兩行字——
贈丹娃
汪曾祺
一九九四年十月
聽丹娃的朋友說，胡丹娃還曾有過“阿慶嫂”的雅號。在《鐘山》編輯部工作前，她曾于南京文講所學習過。學習期間，她在秦淮河畔的夫子廟青云樓上開設了一個茶攤賣茶，為的是借此觀察百姓尋常生活、方便文朋敘談交流。時值盛夏，學員們課余前后，都喜歡去茶攤喝杯茶、聊聊天，人越多，茶更香。于是，丹娃“阿慶嫂”之綽號被在文講所內外傳開了，這大概也可謂小胡與汪老的另一種緣分吧。
汪曾祺的小品
黃蓓佳最“嘚瑟”的是汪曾祺稱她為“鄉兄”，這是汪老和她初識時送的“見面禮”。1986年11月，汪曾祺在上海參加“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會后酒余，汪先生便就著餐桌鋪紙濡墨，興致盎然地應求字索畫者一一揮毫。汪老也為她寫了一幅字，黃蓓佳在高郵的汪曾祺文學館的題詞上寫道：
那年我三十出頭，是筆會上小字輩的人物，汪老給我的字幅上卻稱我為“蓓佳鄉兄”，令我受寵若驚。
在《“鄉兄”汪曾祺》一文中，黃蓓佳也提到了這個事。她回憶說：給我的這張，寫的是“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一旁圍觀的都說好，貼合我當年小說偏于浪漫、彌漫了濃濃的惆悵悲觀的調子，的確有條幅中的意思。……汪老在題款中還寫了“蓓佳鄉兄”的字樣，當時令我十二分地惶然。汪老是文壇前輩，我不過是三十郎當歲的后生，老頭兒如此地禮賢我這小老鄉，是他的人格和胸懷。
黃蓓佳說﹕“五年后在云南的‘紅塔山筆會’上再見汪老，他雖然容顏滄桑，身體卻還硬朗，跋山涉水勁頭不減，時常惦記尋覓他在‘西南聯大’時期的故地，吃從前曾經吃過的鄉土野食，是個十足的‘老頑童’。” 敏銳而細心的黃蓓佳還注意到汪老的變化：“……仍然是笑瞇瞇的，言語很少，但是目光中沒有了犀利，變得慈祥、柔和、溫暖”。筆會游撫仙湖時，黃蓓佳和陸星兒、凌力、李曉燕、趙虹等陪同汪老在一艘船上觀賞湖景，談笑風生，在《十五日夜走滇境》這本書上，刊登了她們和汪老在船上的合影，黃蓓佳位于汪老的前座，笑靨靚影，令人過目難忘。想到同行作家李迪說“能歌善舞的黃蓓佳長著模特兒的身材，一天兩三次地更換著時裝，使她每一次出現在眾人面前時，都如此輝煌。”（其“如此輝煌”，借用了黃蓓佳小說《這一刻如此輝煌》之字句）再看看這張照片，那李迪之妙語端的非夸張之言也！（李迪《紅紅的土高高的山》）
黃蓓佳最后一次見到汪老是在1997年的全國作家代表大會期間，她回憶道，“見到汪老滿臉焦黑卻頑強地抱一個葡萄酒瓶子不肯撒手，心里就有種不祥的預感。很后悔沒有去他的房間再跟他說笑一番，實際上他那時候看人的目光已經有些顛三倒四了。”
汪曾祺的小品
梁晴也認識汪老，雖交往不多，但對汪老印象特深。1987年，她尚在江蘇作協的《雨花》為編外編輯時，就見識過汪先生的《異秉》手稿。她說：“我認為這是我一生非常幸運的一件事，如果說人對文學的感覺也需要開‘天目’的話，汪老的《異秉》就等于是開啟了我文學的‘天目’，我從此知道了小說在教化的作用之外，還可以呈現一種語言之美，意境之美，風土民情之美，人性人文之美。可以說我開始真正地了解到了文學的魅力所在。”
她還在一篇文章中記敘了汪曾祺在江蘇的一段趣事：
（江蘇）文學界有一年舉辦活動，郜科被派去拍照。吃飯的時候，郜科手執酒杯對本省一幫老前輩道：“你們這幫老家伙不行了！你們再寫也不過叫汪曾祺的老頭！我宣布，現在只有汪曾祺才是我的偶像！”豈料汪老此刻就坐在這幫老頭中間，捏著酒杯笑而不言。郜科得知真相，扔掉酒杯，“啪”地倒地，毫不含糊一個大拜。這場拜大師的結果，無非是成全了一對忘年酒鬼。（梁晴《赤子郜科》）郜科者，當時在江蘇作協工作的一位漫畫家，文章也寫得不錯。此事我曾問過王干，王干說，當時他也在場呀，郜科這一拜，把汪老和那一幫“老家伙”都樂壞了。
汪曾祺與蘇葉是在泰山筆會上相識的。在泰山筆會上，汪曾祺有兩大收獲：一是寫出了著名的《泰山片石》，二是因蘇葉的介紹而與高馬得相識相交。1991年秋，汪曾祺和蘇葉都應邀參加了泰山筆會。蘇葉是個熱心人。在筆會上，蘇葉多次和擅長書畫的汪先生談到南京的書畫家高馬得。不久，高馬得在北京去了汪老家，兩位深諳書畫的同齡人相見恨晚，以茶代酒“聊得很開心”；高馬得當時送了汪老一張畫，汪老則回贈了一幅字。此后，汪老還應高馬得之邀，為他的《馬得戲曲人物畫集》作序，題曰《好人平安》。二人之書畫緣，乃蘇葉牽線搭橋之功耳！
蘇葉后來遠嫁臺灣，與臺灣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化活動家郭楓結為夫妻。郭楓有“兩岸文化交流第一人”之譽，為大陸、臺灣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其中也包括發表和出版汪曾祺的作品。汪曾祺在給香港作家古劍的信中多次提及郭楓；汪老在美國國際寫作中心期間，郭楓還去Lowa city與汪先生“晤談兩次”。作為郭楓的夫人，又認識汪曾祺，熱心人的蘇葉當亦有牽線搭橋之舉耳。
還有老家是海門的黃少云（筆名阿琪）雖只見過汪老一面，但卻留下了溫暖的回憶。她是和南通作家黃步千一起到汪老家去的，“蹭了一頓好飯，還討了汪老的二則墨寶，一個書法條幅，一幅楊梅靜物，”并與汪老合影留念。照片上，阿琪陽光燦爛、春風滿面；汪老一臉笑容、和藹可親。（阿琪《我與汪曾祺的合影》）
藏龜未失
遺澤長留
這是汪曾祺先生為劉德棻撰書的一副楹聯。
1994年6月，汪先生應邀至江蘇省戲劇學校講學，劉德棻時為該校副校長。晚宴后，汪老乘著酒興為師生們濡墨揮毫，快意書畫。當得知劉德棻乃《老殘游記》之作者劉鶚的孫女，且劉德棻也寫過有關《老殘游記》的學術論文時，汪老略加思索，便撰書了這八個大字送給了劉校長。聯中之“藏龜”，系指劉鶚的名著《鐵云藏龜》；鐵云，是劉鶚之字；龜，則謂刻有甲骨文的龜片也。
汪曾祺還送過魏毓慶一幅畫。魏毓慶是一位散文作家，她很喜歡汪先生的書畫，但她不認識汪老，得知陸建華與汪老極為熟諳，故請陸建華得便時向汪老討要其墨寶。老陸適時向汪老轉達了魏的這一愿望。不久，陸建華去北京時到汪老家敘晤又提及此事；老陸說魏毓慶散文寫得不錯，可惜新近丈夫去世了。汪老沉默片刻，起身從書桌上翻找出一幅畫，又取筆在畫上題寫了上款，下款署上“汪曾祺”三字。當老陸把汪曾祺的這幅畫交給魏毓慶時，魏毓慶真的是感動得不知說什么了。
徐卓人是吳江人，一口的蘇州話。1990年春，她在魯迅文學院研修時認識了汪曾祺先生。汪先生來講小說創作那天，正好輪到她值日，在隨著王彬先生迎候汪老時，汪老注意到了她，并問了她是哪里人。下課后，汪老在她遞上去的筆記本上寫了一句話：
月落吳江冷
這詩句化自唐代詩人崔信明的名句“楓落吳江冷”，汪老之題，不僅說明了他酷愛此詩，也說明了他一下子便記住了徐卓人——這位來自吳江的學生。
徐卓人的小說寫得不錯，頗為汪老青睞。應她之請，汪老為徐卓人的小說集寫了序言。序言寫得很認真，其結尾尤其令人難忘。他說：徐卓人要他寫序，“我有點躊躇”，但筆鋒一轉，即說讀了小說集兩遍后“很樂意為之寫序”，進而還執著地聲言：“我愿意負責地向讀者推薦這本小說，推薦這個很有才華的女作家，請相信一個從事寫作半個世紀，今年已七十二歲的老人的誠意。”讀到這里，不禁使我聯想起汪老在三個多月前的又一個“負責”，那是他在飽覽了浙江楠溪江后發自肺腑的一句話——
我可以負責地向全世界宣告：楠溪江是很美的。（見汪曾祺《初識楠溪江》）
平心而論，徐卓人對汪老有發自內心的欽佩與敬仰。她寫下了多篇關于汪老的文章。如《我和恩師汪曾祺》《汪曾祺大寫意》《汪曾祺的價值》《永遠的汪曾祺》《但愿人長久》《汪曾祺與吳文化》，還在《呼喚你，永久的美》《酒逢知己》《茶壺情結》《皮實》等不少散文中都說到了汪先生。在這些文章中，有兩篇值得特別說一說，一篇是《汪曾祺大寫意》，這篇大寫意中有不少令人動容的細節描述，且拈出一例吧——
那次我看他為一位青年朋友作畫，畫的是兩株黃牡丹，畫了，橫過左右看看，嘩嘩嘩兒把將畫“團”了，又畫，又不稱心，又“團”。如此反復三次，最后一次有些得意地問我：這次畫得可以吧？我說：活了！他笑了。我心里卻直嘆：這不要了命了嗎？再看看那累積在桌邊的一大堆廢掉的畫，總有幾百張，我直心疼，沮喪著問：這些難道都沒用嗎？曾祺先生倒干脆得很：沒用！
汪曾祺贈黃蓓佳
在《汪曾祺的價值》中，有一段話別人也許并不在意，但我十分贊同，非常賞識。她雖然不是搞文學評論的，然而她對汪先生文學的評論卻頗具卓識。她說：
汪曾祺的文學雖未被視為主流，但應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汪曾祺的作品，可以使人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經歷、體驗與化解。對汪曾祺來說，只有一種東西，就是癡迷地表現美。而這種東西，正是承載了兩代文人對社會的道義、責任和希冀。這一點，或許至今尚未被人意識到，因而人們總只是津津樂道于汪曾祺作品的具象，卻忽略了汪曾祺本身的價值。
江蘇文化記者馮秋紅與汪先生的一次“遠距離”接觸，是值得一提的。1997年1月初，上海滬劇院和滬劇《蘆蕩火種》劇本創作的執筆者文牧之遺孀筱惠琴，聯合將汪曾祺與江蘇文藝出版社告上法庭，狀告汪曾祺署名京劇《沙家浜》侵權；不久，又將《汪曾祺文集》的主編陸建華追加為第三被告。所謂的《沙家浜》署名侵權案一時在文藝界搞得沸沸揚揚。汪曾祺對此則如被人突如其來地打了一記悶棍、潑了一身臟水，搞得十分郁悶；尤其是對某些別有居心的記者特別反感。“他在電話中對采訪的記者大聲嚷嚷的一句話：‘我無可奉告……’”。（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汪老女兒汪朝也說他在接某記者電話時“有些偏激，口氣也很不客氣。”（《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
此事對一生潔身自好的汪曾祺帶來了極大的身心損害，他的親友非常擔心、十分著急。陸建華當時比較冷靜，也比較客觀；除適時安慰汪老外，他覺得借媒體之力予以調解、降溫也不失為一個解決途徑。他認為馮秋紅堪當此任，一是因為小馮是負責文化報道的記者，二是她懂相關法律，三是她敬重汪老、善解人意、與人為善。老陸與小馮迅速達成一致：向文牧夫人道歉。在馮秋紅婉轉而有分寸的說服下，正在氣頭上的汪老在電話中當即表示認同。于是，馮秋紅很快寫出了《汪曾祺向文牧夫人鄭重道歉》，并于1月16日的上海《新民晚報》和南京《服務導報》同時刊發。陸建華說，馮文的發表“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汪曾祺先前的被動尷尬局面”。
馮秋紅的這一次與汪老的電話，是《沙家浜》版權案中記者一次具有善意的“采訪”，也令汪老親友和“汪迷”們至今難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