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執法”是現代詞匯，在法理上表現為，當事人原本沒有違法意圖，只是在執法人員的引誘之下，不知不覺地從事了某種違法犯罪活動。這種現象在行政執法和刑事偵查領域均有存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執法經濟”的利益誘惑，比如查處毒品按數額獎勵，查處黑車和賣淫嫖娼、賭博等按罰款來提成等等；當然，也不排除有政績觀、業績指標考核等政治原因在作祟。
“釣魚執法”行為令廣大群眾痛恨入骨，孰不知，這種卑鄙伎倆在封建社會即已存在，并且首先表現為是皇帝老兒的勾當，如隋文帝楊堅與唐太宗李世民，他們就曾用“釣魚執法”的手段來作為統御術。當然，皇帝的行為在當時也不是所有大臣都能茍同的，一些有正義感的大臣不但不支持皇帝的做法，而且，堅持秉公執法的王公大臣形象，在史籍中也是屢見不鮮。
一．隋文帝晚年喜怒無常，應該是開了“釣魚執法”先河
據《隋書》卷二《高祖下》記載，隋文帝楊堅“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這種評價雖然帶有蓋棺論定性質，但無礙從們對隋文帝結束中國南北分裂、建立統一的隋王朝功績的認可；這段話揭示了隋文帝人性中陰暗一面，并且這種陰暗面隨著年齡的增長，到了晚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過于殺戮。”遇到這種喜怒無常、又擅嚴刑峻法的皇帝，殺戮成了他的家常便飯，有時他甚至還要親自到刑場去監斬。
《隋書》記載，隋文帝“嘗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出玉門關。其人所經之處，或受牧宰小物饋遺鸚鵡、麖皮、馬鞭之屬，上聞而大怒。”外國使者來中國，不遵守外交禮規，私自收受地方官員贈送的土特產，隋文帝深表不滿，龍顏大怒，體現了隋朝大國外交的嚴肅性，這一點，應該值得稱道。但在有一次視察過程中，隋文帝發現某單位存在環境衛生臟亂差問題，竟然大開殺戒，這就體現了他“過于殺戮”的殘暴一面。
這天，隋文帝“詣武庫，見署中蕪穢不治，于是執武庫令及諸受遺者，出開遠門外，親自臨決，死者數十人。”
對武器儲備庫的管理混亂現象以及管理者存在的貪污受賄行為，隋文帝是嚴懲不貸，直接將涉事者數十人處死，并且還要親臨現場監斬。應該說，隋文帝作為開國皇帝，其對政府官員貪腐行為已經到了零容忍程度，這一點是值得贊許的；其在戎馬生涯中錘煉的軍人行伍性格與帶兵打仗、一統江山的火線經歷，使他對軍隊過硬作風建設重要性有著比常人難以企及的認識，在冷兵器時代，武庫的管理狀況如何，同樣可以影響到國家的安全，影響到戰爭的勝負，因此，加強對武庫的嚴格管理及管理人員素質的嚴格要求，在今天看來，也是應該的。但就因為“署中蕪穢不治”就大開殺戒，大有草菅人命、執法過度之瑕疵存在。
隋文帝為了能夠抓到臣屬貪腐犯錯的把柄，找到殺戮的理由，有時竟然直接給屬下下圈套、挖陷阱。他“又往往潛令人賂遺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無所寬貸。”也就是說，身為皇帝的隋文帝，為了達到懲治腐敗、直至殺人的目的，竟然經常在暗地里派人給這些令史府史官員們送禮，只要有人貪圖小利、接受了禮物，那就是犯了貪腐罪，逮個正著，必死無疑。
到了隋文帝的兒子隋煬帝楊廣時代，在華夏版圖上，開鑿了貫通南北的隋代大運河，由此我想到，隋文帝楊堅本人也應該是開了一條河，那就是開了“釣魚執法”的先河。
二．唐太宗李世民因“疾貪吏”，竟施計以“罔人”
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后即位當上了皇帝，是為唐太宗。據《新唐書》卷一百《裴矩列傳》記載，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疾貪吏，欲痛懲乂之”。李世民對貪官污吏十分痛恨，準備下決心進行懲治，以達到禁止貪腐現象出現的目的。除了朝會時三令五申外，李世民竟然也仿效起了前朝皇帝隋文帝楊堅的做法，“乃間遣人遺諸曹”，在暗地里派人悄悄地給“諸曹”即有關部門官員送禮物，想以此來考驗大臣們的拒腐意志。估計大多數人知道“無功不受祿”的道理，或者知道李世民剛登大寶，會采取一些非常舉動以考驗眾臣，所以對朝中皇帝身邊的人送來的禮物，基本是拒收。但也有個別不識時務者，竟然有“一史受饋縑”，其中有一個刑部司門令史竟然接受了絹帛饋贈。李世民知悉后，十分憤怒，果斷下詔，要將那位官員誅殺：“帝怒，詔殺之”。
此時，有一個名叫裴矩的大臣站出來說公道話了，他直接指出唐太宗的做法不對，是在搞釣魚執法。這個裴矩出身于官僚世家，歷經北齊、北周、隋、唐四朝，可謂四朝元老，曾官至民部尚書等重要職位。裴矩對唐太宗說：“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紿之，因即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這句話中的“賕”（qiú）就是“賄賂”的意思，“紿”（dài）就是“欺哄、欺騙”的意思，“罔”（wǎng）就是“蒙蔽”的意思。在《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二《唐紀八》中，裴矩的話更加明了：“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針對唐太宗“釣魚執法”行為，裴矩毫不客氣地指出：這個司門令史接受賄賂，確實該殺，但是陛下派人用欺騙的手段去試探，就是故意蒙蔽陷害別人，這樣做，不符合圣明帝王對臣下導德齊禮的古訓。在《論語·為政》篇中，孔子有：“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裴矩用孔子的古訓來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不當之處，也算是對傳統儒家文化的當代運用了。
李世民在聽了裴矩的反對意見后，不僅不怪罪裴矩，反而很是開心，特意召集文武百官，對眾臣說：“（裴）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意思是說：裴矩能夠當廷諍諫，不肯表面服從寡人，不搞陽奉陰違，假如事事都能如此，天下又何愁不治理！
李世民身邊有魏征等一批忠心耿耿的諫諍之臣協助他打理江山，所以后來能出現“貞觀之治”盛世景象，這與他勇于接受臣屬諫諍之言、從善如流的開明政治作風有很大關系。
對于裴矩在唐太宗李世民身邊敢于進諫的舉動，北宋政治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曾有評論，說：“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諍于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影）也，表動則景（影）隨矣。”意思是說，君主圣明，臣下忠直。裴矩在隋煬帝面前是個佞臣，在唐太宗面前卻忠于職守，這不是裴矩性格有所改變，而是君主如果不愿意臣下提缺點，則忠臣會化為佞臣；君主如果喜歡臣下提批評意見，則佞臣會變化為直言忠臣。由此可見，君主是表率，好像華表，臣下只是影子，隨從而已，根子還是在君主身上。
正是因為裴矩的諫諍舉動，使唐太宗李世民“釣魚執法”行為沒有得逞，從而也保全了李世民的清名。
與裴矩制止封建皇帝搞“釣魚執法”目標相同的是，堅持秉公執法的古代臣吏形象，在史籍中也是俯拾可見。下面介紹幾位，以饗讀者君。
三．“清直之人”高道穆，棒破帝姊違令車
《魏書》卷七十七《高崇列傳》記載，北魏大臣、洛陽令高崇的兒子高恭之，字道穆，以字行世，人稱“高道穆”。高道穆的知識學問涉及到“經”“史”兩大領域，滿腹經綸，為人清高，“非名流俊士，不與交結”。高道穆胸懷大志，經常對知己朋友們說：“人生厲心立行，貴于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跡江海，自求其志。”意思是說，人生當立大志，有理想抱負，時刻做好由“江湖”到“廟堂”的準備，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當時的御史中尉元匡將高道穆召到自己麾下，“引為御史”。高道穆當上御史后，秉公執法，糾劾不避權豪。但后來因為其兄高謙之被害，心不自安，乃托庇于長樂王元子攸（即后來的北魏孝莊帝）。
等到北魏孝莊帝執政，高道穆先后被任命為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御史中尉兼黃門等職。他“外秉直繩，內參機密，凡是益國利民之事，必以奏聞。諫諍極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
當時發生了一件事，仆射爾朱世隆因貴為當朝權盛，所以在“內見”皇帝時，有“衣冠失禮”之處，表現出對皇帝極不尊重。高道穆便依職掌，對爾朱世隆彈劾糾正，指出他的失禮之處，但雙方也因此結下了梁子。
有一次，孝莊皇帝的姐姐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在皇帝即將出行的道路上駕車行進，負責皇帝出行時清理道路的“執赤棒卒”對其呵斥，要求其回避讓道。但壽陽公主仗著是皇帝姐姐，不聽指揮，繼續駕車行進不止。高道穆見狀，直接給士卒下令：“棒破其車”，將壽陽公主的車子用棒子打破打壞，扔到一邊。
壽陽公主深以為恨，到孝莊帝面前泣訴告狀。孝莊帝也無可奈何，只有好言勸慰公主姐姐，說：“高中尉是清直之人，他所行的是公事，朕豈可以私恨來責備他。”
高道穆后來見到孝莊帝，孝莊帝還未等高道穆說話，就搶先向高道穆檢討，說：“某天，家姊行路相犯，我是極以為慚愧呀。”
高道穆連忙免冠謝罪，說：“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與公主而虧了朝廷典章，故以此負陛下。”孝莊帝回答說：“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君臣二人，關系融洽。
高道穆后來雖官至車騎將軍，但最后還是被政見不一、彼此有私怨的爾朱世隆給殺害了。
四．“殺人有必死之令”，侍御史仲郢敢于推翻皇帝御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仲郢列傳》記載，仲郢是唐憲宗元和十三年（818年）進士，先任秘書省校書郞，在禮法上很有研究，深得宰相牛僧儒賞識，后被任命為監察御史。五年后，又升為侍御史。
到了唐文宗李昂時代，當時有一個名叫李秀才的人在禁軍中任職，他的老家在富平縣，他誣告鄉里有一個人砍斫了他父親墳墓前的柏樹，就用箭將那個人射殺死了。后被死者家屬告發到了法司部門，要求以殺人罪論處。唐文宗因為李秀才在禁軍中任職，是朝廷官員，御旨對他“決杖配流”，用棍杖打一通后，流放發配到外地，這樣可以變相地把李秀才的命給保下來。
按照大唐法律，枉殺人者必須償命。雖然皇帝出面包庇了李秀才，但仲郢仍然上奏，要求秉公執法，指出：“圣王作憲，殺人有必死之令；圣明在上，當官無壞法之臣。今秀才犯殺人之科，愚臣備監決之任，此賊不死，是亂典章。臣雖至微，豈敢曠職？其秀才未敢行決，望別降敕處分。”如果李秀才殺人案得不到公正解決，仲郢甚至做好了要求皇帝給自己處分的準備。
唐文宗又讓御史蕭杰來重新審視監察這個案件，蕭杰也與仲郢的意見一致，堅持殺人必須償命，必須處死李秀才。
唐文宗遂下詔京兆府“行決”，處決李秀才！朝廷上下，對仲郢秉公執法、守法的行為表示嘉許，對唐文宗果于采納大臣不同意見的明君之舉山呼萬歲。
五．舅舅醉酒殺人，外甥王師范堅持“于法無所私”
《新唐書》卷一百八十七《王師范列傳》記載：王師范的父親王敬武在唐僖宗朝，官至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師范十六歲時，繼嗣領軍職銜。到了唐昭宗朝，李唐王朝已經是日薄西山，內戰連年不斷，最后出現朱全忠“不忠”而取代李唐王朝，建立“后梁”政權，歷史開始進入“五代十國”時期。
在這過程中，王師范因維護李唐政權，與朱全忠的軍隊不斷開戰，站在了朱全忠的對立面，所以朱全忠在“受唐禪”當上皇帝后，將王師范及其家族二百人全部在洛陽處死。
當時，已經被朱全忠任命為河陽節度使的王師范正與家人宴享團圓，少長列坐，一派天倫之樂景象。當誅殺令及監斬使者到達王府時，王師范泰然處之，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來者不善，他對使者說：“死固不免，予懼坑之，則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意思是說，雖然我全家免不了一死，但是，擔心全家被坑殺，胡亂埋葬后，會出現左昭右穆、長幼有序的輩份也給搞亂了，這樣到了黃泉之下，他無法與先人見面。他希望劊子手行刑時，能夠按照年齡輩分，一個個來。劊子手與使者當然同意了王師范臨刑前的最后一個請求。
在婦孺一片哀號痛哭聲中，王師范帶頭喝下永別壯行酒，王府“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王師范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英雄豪邁氣概，王師范全家二百口被依次活活屠殺的血腥慘烈場面，至今讀來，仍令人怦然心悸，仿佛眼前出現了堆積成山的尸體，空氣中彌漫著濃濃的血腥味、傳遞著撕心裂膽的哀號聲！。
王師范這么一個性格剛烈、愛憎分明的人，卻原來是一個喜歡儒學，嚴守孝道，“于法無所私”的人。
王師范的舅舅曾因醉酒而殺了人，受害家屬上訴到衙門，要求殺人償命。王師范知道后，一方面賠禮道歉，一方面也想通過“厚賂”即給受害方一大筆銀兩來補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娘舅的性命給保住。但是，“訴者不置”,即控訴方堅不應從，要求殺人償命。
作為朝廷官吏，王師范對家人們說：“法，非我敢亂。”意思是說，我不能也不敢帶頭破壞國家法律條文。于是，“乃抵舅罪”，將舅舅送到司法部門，繩之以法。
雖然如此，王師范的母親對兒子這種做法十分不同意，畢竟被處死的是她的同胞兄弟，史書用“母恚之”三字體現王師范母親當時的憤怒不滿之情。
王師范一方面要維護法律的尊嚴，一方面要對母親盡孝道，于是，“師范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王師范每天來到母親居住的屋堂前，站立在堂屋門外，一天要來三四次，想來安慰母親，向母親請罪。但他的母親堅決不想見他，母子二人僵持時間長達三年之久，比春秋時期的鄭莊公與母親武姜之間的隔閡還要深。
縱然如此，王師范也要堅持在母親居住的堂屋外面，每天向母親叩拜請安，一點也不敢懈怠，更不要說對母親有任何怨言了。
在法與情之間，在孝道與正道之間，王師范做到了兩者兼顧，既秉公執法，又嚴守孝道，直可謂千古一“師范”啊。
六．王化基向宋太宗獻《澄清略》，“轉運使”兼及清廉督查職責
懲處貪官，嚴厲打擊貪污腐敗現象，是歷朝歷代統治者都十分強調重視的。這里再舉一個宋代大臣堅持秉公執法、的例子。
據《宋史》卷二百六十六《王化基列傳》記載，宋太宗趙光義時，王化基為進士，累官至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他曾向宋太宗獻《澄清略》一文。針對時事，他從五個方面向朝廷提出建議，其中包括：復尚書省、慎公舉、懲貪吏、省冗官、擇遠官。
在第三部分“懲貪吏”中，他指出：貪吏之于民，其損甚大。屈法煩刑，徇私肆虐，使民之受害甚于木之受蠹。若乃用非其人而不繩以法，雖（伯）夷、（叔）齊、顏（回）、閔（子騫）不能自見。蓋中人之性，如水之在器，方員（圓）不常，顧用之者何如爾。望令諸路轉運使副兼採訪之名，責以覺察州、府、軍、監長吏得失，俟其澄清部內，則待以不次之擢，置于侍從之間。所貴周知物理，能備顧問，且足為外官之勸也。
這里的“採訪”，就是指“諸路轉運使”們對地方各級政府的“第一把手”為政得失、清廉與否情況進行調查督查。
王化基的建言獻策，深得宋太宗喜歡，“太宗嘉納之”，并予以施行，為趙宋王朝政權在早期能呈現清明現象起到了重要作用。“轉運使”不僅要掌握一路（行政區域名，相當于明清的省）或數路的財賦情況，他們如同欽差大臣，要為朝廷國家斂財，還要兼及考察地方官吏清廉與否、維持社會治安、清點刑獄、秉公執法、舉賢薦能等職責。
王化基為人寬厚有容，循規中矩，尊守法度，喜慍不形于色，僚佐有相凌慢不敬者，“輒優容之”，做到了嚴于律己，寬以待人，不與同僚鬧無原則意見。他雖然官至中書省，位高權重，但堅持“不以蔭補諸子官”，不為諸兒謀取一官半職。但他“善教訓”，家教有方，故四個兒子都很有出息，均有政聲令聞。王化基后來官至禮部尚書，六十七歲卒后，朝廷“贈右仆射”。
束有春 2024年8月1日完稿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