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光，如舟，如春風化雨
——記費孝通與他的三位導師
□ 陸軍
1930年，因參與學潮，費孝通結束了在東吳大學醫預科的兩年課程，放棄了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邀請，決定去燕京大學改讀社會學。“我覺得人們最痛苦的不是來自身體上的疾病，而是來自社會所造成的貧窮。于是我改學社會學，我想通過學社會學來認識社會，然后改革社會，免除人們的痛苦。”
費孝通致湯定宇信札，現藏于南師大博物館
費孝通致湯定宇信札，現藏于四方公司
費孝通致湯定宇信札，現藏于四方公司
吳文藻手稿
費孝通手跡“志在富民”
吳文藻：規劃學術方向
跨進燕京大學校門，端坐于社會學課堂上，費孝通非常幸運地遇到了對他學術生涯產生重要影響的第一位老師：吳文藻。
吳文藻，1901年出生于江陰夏港鎮，他在1928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后回國，并擔任燕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吳文藻在社會學上最重要的貢獻是首先提出了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而這一主張影響了費孝通終身學術生涯。
費孝通進入燕大社會學系，初次目睹吳文藻講授“西洋社會思想史”時，課堂響起的竟是國語的聲音，他被深深地觸動了，因為從初中到大學，他讀的都是教會學校，老師從來沒有用國語來上課的。不過費孝通當時只是因為教會學校用中文講課而驚訝，尚不理解吳文藻用國語上課恰是其主張的社會學中國化的開山宣言，他要徹底改變西方社會學傳入中國近三十年時間，仍然只有外國的案例、外國的材料、外國的語言，還有外國的社會學理論。課堂上改變外國的語言只需要勇氣，但社會學的理論要超越西方，必須培養社會學研究人才，在探求中國社會變遷的歷史進程和豐富實踐中，逐步建立社會學中國化理論。
吳文藻比費孝通年長9歲，作為20世紀的知識分子，他們對苦難多舛的家園有著特殊的情感。如果說百家齊放的先秦諸子，圍繞天、地、人倫、自然、秩序多元開放，那么民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文化派別大都是圍繞救亡救國、強國富民一元展開。正是在這一點上，吳文藻和費孝通有著深深的共鳴。吳文藻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即束裝回國，并發出社會學中國化的號角。費孝通自幼陶冶于父母改革教育、改革社會，致力于國家富強的言傳身教，父親費璞安是張謇倚重的教育家，母親楊紉蘭更是了得，清末國學大師、辛亥元老金松岑1903年創辦主張女權主義的《女界鐘》，刊物發刊詞就請楊紉蘭執筆，《〈女界鐘〉序》雄文勁采，酣暢淋漓，盡舒千年婦女胸臆。家庭影響、民眾苦難、內憂外患，使他們師生倆形成共同的立場：社會學中國化必須經世致用、強國富民。
吳文藻為社會學研究規劃了方向，并提出了實現這一方向的兩條途徑，即一方面要吸收和批判西方學術思想，另一方面要從中國國情出發，開展田野調查和社區研究。費孝通則行穩致遠，身體力行，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超越了他的老師。晚年的費孝通在80周歲跨際之時，他也試圖自己答復自己，爾志何在？他的答復也是四個字：“志在富民。”
“文革”后的費孝通像個弄潮兒，緊隨著時代大潮，對紛至沓來的經濟現象和社會結構轉型進行跟蹤研究，無疑，改革開放激發了他的學術青春，充盈了他的社會學中國化的理論。他從江蘇鄉鎮工業發展看到農村集體經濟結構正在發生的變化，“無農不穩，無工不富”，他稱之為“蘇南模式”；當他早晨打開英國公寓的大門，看到來自溫州推銷小商品的青年，開始思考“小商品、大市場”的溫州模式；1984年應邀赴港考察時，看到香港的工廠與住宅混雜，他突發奇想，想有孫悟空本領一口氣把工廠吹到內地，于是有了“三來一補”的珠江模式。
也許是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同窗艾德蒙·利奇爵士向他問過這樣的問題：“在中國這樣廣大的國家，個別社區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國國情？”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始，他又把研究的注意力放在一頭連著村落、一頭連著大中城市的小城鎮研究。他在南京東郊賓館聽取南京市委副書記汪正生匯報農業和農村工作時，他說，“我的研究重點已轉移了，從研究農村和鄉鎮企業轉向研究小城鎮和城鄉關系。”但經濟發展實踐很快又提出新的要求。20世紀90年代費孝通去廣東順德考察時，當地領導提出，現在小城鎮并不具備接收信息技術產業的能力，應該注重對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研究。費孝通感嘆道：“我是做了鄉土經濟文章，但也被鄉土文化束縛了”，于是他從善如流，開始研究珠江城市群和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并提出京廣高鐵開通后，要注重將高鐵沿線的大中城市串起來聯動發展，他形象地比喻成京九路串糖葫蘆城市帶。
費孝通在社會學中國化道路上的長途跋涉并不總是高光時刻。1935年，當費孝通求學清華后，吳文藻便找到李宗仁推薦費孝通去廣西大瑤山作人類學和社會調查。在去廣西前，費孝通與他的未婚妻王同惠在燕京大學未名湖畔的臨湖軒舉行了婚禮，臨湖軒是司徒雷登的住宅，六年前，吳文藻和冰心也在臨湖軒舉行了婚禮，兩場婚禮的主持人都是司徒雷登，師生之緣、夫妻之緣均由臨湖軒作證。
三個月后，他們進入廣西大瑤山對瑤族、苗族等少數民族進行體質分析、遷移路徑和文化宗教風俗的調查，然而沒有想到的是，當他們在崎嶇的山路上行進時，卻遭飛來橫禍，費孝通誤入瑤人用來捕獸的陷阱，王同惠在尋求村民幫助時，失足墜崖溺水而亡。新婚才108天，竟天人永隔，陰陽兩界，怎能不使費孝通肝腸寸斷？1936年1月，他被轉送廣州仁濟醫院，在院中給清華好友湯定宇的信中這樣來表述自己的心情：
昨夜整夜的爆竹聲中，我斷續地做著同惠的夢，我眼里充滿著安慰的淚，我抱著同惠連聲說：“我知道你是要回來的。”醒來淚是沒有干，可是我再也不敢重復地說“同惠，我知道你是要回來的”了。
費孝通也曾萌生赴死陪伴埋葬在深山中的王同惠的念頭，但建立社會學中國化的擔子讓他重新奮起。同年次月，他在住院期間又在給清華好友湯定宇的信中寫道：“燕京大概能成立一個社會學研究所，這是我自認為自己的事，我確信三年后回來，我能把它弄成一個和中國復興具有切實貢獻的機關。”同時他開始撰寫以王同惠村寨調查筆記為基礎，中國民族社會學研究第一部著作《花籃瑤社會組織》。該書出版之際，吳文藻親自作序，統觀全序，可以看到吳文藻極大的寫作熱情，傾其心力為費孝通的民族社會學研究處女作背書，字里行間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吳文藻對花籃瑤社會組織研究的肯定、演繹和概括，而是更多地感受到了對王同惠在社會學中國化道路上出師未捷身先死的痛惜與扼腕，感受到了對費孝通“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激勵和期待。
1936年，費孝通離開燕京大學已三年之久，作為社會學中國化人才培養的總導演吳文藻繼續規劃費孝通的學術人生。其時，英國社會學功能學派正風靡全球，于是，他決定將費孝通送到英國社會學和人類學功能學派的開山大師馬林諾夫斯基門下。
1947年2月28日，費孝通（中）從英國回國途經新加坡與胡愈之、沈茲九在南洋出版社前留影。
費孝通致熊秉信
費孝通致熊秉信
左起：費孝通、孟吟（費孝通夫人）、潘光旦、吳文藻
左起：劉崇鋐、葉企孫、浦薛鳳、潘光旦、陳岱孫、羅家倫、梅貽琦、顧毓琇、馮友蘭、沈履、朱自清
馬林諾夫斯基：傳授研究方法
1936年9月，費孝通在吳文藻的安排下，負笈英倫。此時，費孝通母親已去世十年，和費孝通有著深厚感情的奶媽，臨行前，用紅紙包了一包家中灶臺上的泥土，叮囑說，在海外，想家的時候，就用這泥土煮一點湯喝。費孝通深知這包泥土的分量，此次西行的目的正是為了他依戀的鄉土中國的重建。
認識自然，改造自然，首先要認識人類自身。發端于19世紀中葉的人類學，運用迅速發展的自然科學，如動物學、植物學、醫學解剖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來了解和認識人類。最早將西方人類學、社會學引進國內的是思想啟蒙家嚴復先生，1897年，他同時翻譯了赫胥黎的《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中文譯名《天演論》）和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中文譯名《群學肄言》），西方社會學家運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人類學家又大多運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這引起吳文藻注意。他作為社會學家，卻把自己最器重的弟子們送到美、英去讀人類學。如李安宅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人類學，林耀華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費孝通去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人類學。這是因為吳文藻深刻認識到社會學中國化必須有科學的方法論指導，而了解和學習人類學的調查方法和研究方法是完善社會學理論和社會學中國化的必由之路。
1922年，費孝通還在振華女校讀高小時，馬林諾夫斯基已經完成了人類學史上里程碑意義的巨著《西太平洋上航行者》，說它具有里程碑意義是因為該著作第一次全面闡述了人類學功能學派的主張。第一次將田野調查、觀察法和民族志等方法引入人類學和民族學研究。他在本書的導言中，用極大的篇幅介紹自己的研究方法。馬林諾夫斯基只身一人進入到西太平洋以特羅布里恩群島為中心的庫拉區域，進行了長達兩年的調查，從而逐步創立一套新的田野調查方法論。馬林諾夫斯基是因為讀到人類學大師弗雷澤的《金枝》而改學人類學，但他的研究方法與前輩有著重大區別。前輩們所寫著作基本上依靠文字檔案、書本記載、書信以及其他途徑間接獲得的資料，而馬老師則是運用田野調查方法，住在土人中間共同生活，學習他們的語言，穿他們的衣服，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時又運用觀察法，保持與土著人的距離，以便更加深入地觀察與研究。正是這個方法論上的差異，將這門科學帶向一個新的時代。
無疑，馬林諾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田野調查方法，成為日后費孝通研究人類學、社會學的銳利工具。晚年費孝通在中國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發展模式的地方，都有他解剖麻雀般研究的典型社區。他一生三訪溫州、祿林，五上瑤山、滄州，八訪甘肅，二十八次去江村。他運用馬林諾夫斯基獨樹一幟的田野調查方法，在掌握大量現場調查資料的基礎上，對其中的社會組織和分層、社會風俗、家庭婚姻、生產方式等諸多社會要素進行分析，對它們在社會生態體系中各自發揮的功能作了理論上的概括。
費孝通在燕京大學時已經接受了社會學功能學派的熏陶。1936年初，他在廣州醫院的病床上開始寫作《花籃瑤社會組織》，這份社會學研究報告不僅是我國較早瑤族研究的成果，也是我國運用功能學派理論研究民族學的處女作。兩年后，在馬林諾夫斯基的親自教導和訓練下，他系統而嫻熟地運用功能主義理論與方法，建構了一個真實、有機和立體的中國農村村落的社會生活圖景。他把中國社會學研究推到了國際學術研究前沿，為世界研究中國開了一扇窗子，這就是費孝通的扛鼎之作《江村經濟》。
1936年9月，當費孝通帶著開弦弓村的調查資料，走進倫敦荷爾本商業區的一條小巷里找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大門時，作為歐洲人類學社會學學術中心的領頭人馬林諾夫斯基，正在美國參加哈佛建校300周年盛典，在此期間他與來自燕京的吳文藻一起討論了中國人類學的未來。當然，向馬林諾夫斯基推薦費孝通也是討論的重要議題。
20世紀20年代初，研究土著一舉成名的馬林諾夫斯基意識到，研究文明世界所不了解的野蠻和原始部落，雖然有學術興奮點，但卻忽視了對人類文明社會的研究。因此，當他第一次與費孝通見面，他對開弦弓村的調查情況就產生了興趣，立刻拿起電話打給他的助理（費孝通當時的指導老師雷蒙得·弗思），說他要親自培養一名來自中國的人類學者，于是費孝通成為馬老師的入室弟子。
《航行者》雖然是社會人類學功能主義里程碑式的作品，但作品的宏大敘事寫作方法仍然是與古典學派弗雷澤的《金枝》一脈相承。《江村經濟》的寫作風格則是理性、精確和冷靜的，開弦弓村的社會形態比西太平洋的土著社會要復雜得多。這也給費孝通運用功能學派的理論探窺中國富裕地區開弦弓村的社會生態系統提供了更大的舞臺，如從家庭到親屬關系的擴展，從村政府、保甲制和其他社會組織功能的運行，從農業向手工業、商業貿易和漁業副業等社會分工的細化，從民俗、巫術到宗教的發展，從土地制度到農村財產的繼承與傳遞，以及資金市場發育的研究等等。正如馬林諾夫斯基在《江村經濟》序言中寫道：“研究人的科學必須首先離開對所謂未開化狀態的研究，而應該進入對世界上為數眾多的、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較先進文化的研究。”
《航行者》的出版，使馬林諾夫斯基“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迅速浸染當時的學術界。所謂“民族志”方法，則是在選取典型村落、社區基礎上，進行連續不間斷的跟蹤、研究，從而為一個民族的生存發展提供動態而系統的研究資料。民族志研究方法對費孝通來說，無疑是在他日后學術生涯中始終想實現的目標，他要做20世紀中國社會大變局的忠實記錄者，為后人留下一頁20世紀中國社會的歷史檔案。
不過進入改革開放軌道的中國社會實在變化太快了，當費孝通正在為鄉鎮企業鼓與呼，此時蘇南鄉鎮企業已經紛紛脫去集體經濟紅帽子，走向民營和股份制企業；當費孝通的眼光正從村落轉向小城鎮時，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已經潮水般地掠過小城鎮涌向大中城市；當費孝通在傳統產業里摸索發展規律，信息與知識爆炸，互聯網異軍突起正在對經濟社會結構進行徹底的洗牌。因此，民族志方法不是依靠個人或一代人所能完成，但每個人在自己所處的特定時代所做出的努力，都是一部連綿不絕的民族檔案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席明納”，這個馬林諾夫斯基特有的教學和研究方法，對《江村經濟》的成書起了很大作用。所謂“席明納”就是馬林諾夫斯基每周都會在他家里安排的一種師生平等的專題學術討論會，與孔子“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教學相長”有異曲同工之妙。馬大叔喜煙，門窗又不開，于是參加“席明納”的學生們也索性抽起煙來，屋內煙霧彌漫，依稀可見馬大叔斜躺在床上，忽而談笑風生，忽而妙語連珠。《江村經濟》的立論、篇章結構和素材選擇就在煙霧彌漫的小屋內逐步成形。
當我寫論文時，寫完了一章就到他床前去念，他用白布將雙眼蒙起，躺在床上，我在旁邊念，有時我想他睡著了，但是還是不敢停，他有時會突然從床上跳起來，說我哪段寫得不好，哪段說得不對頭，真把我嚇得不知所措。
該論文中的主要幾章都在他主持的有名的“今日的人類學”討論班上宣讀、討論、修改、重寫過的。
就這樣，費孝通一章一章讀，大家一章一章議，他再一章一章改，終于來到他學術生涯的重要時光：通過了《江村經濟》博士論文，并經馬大叔寫序后，由倫敦Routledge書局出版。馬大叔在序言中熱情地說：“我敢于預言費孝通博士的《江村經濟》一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馬林諾夫斯基與特羅布里恩群島土著居民在一起
潘光旦肖像
潘光旦賀張秀嶺、炳旭婚禮手跡
潘光旦致陳夢家
潘光旦：親炙“士的精神”
1899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發表了他的重要著作《夢的解析》，同年，英國著名思想家、性心理學大師靄理士發表了自戀及自戀性障礙的研究成果。也許是歷史老人的撮合，潘光旦于1899年生于江蘇寶山縣羅店鎮，東西方的時點交合，注定了他這一生與弗洛伊德、靄理士有了扯不清的關系。
潘光旦15歲入清華學校，1922年在梁啟超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課程時，潘光旦向老師交了一份讀書報告《馮小青考》，文中考據了明代萬歷年間有一女子馮小青，15歲嫁入富商家做妾，因大婦嫉妒，被關在西湖邊院子里，兩年后病故。潘光旦借助西方性科學原理，經分析后得出馮小青并非死于癆病，而是死于性心理病癥——“影戀”。梁啟超讀后大為驚嘆，在批語中寫道：“善為精密觀察，持此法以治百學，蔑不濟矣，以吾弟頭腦之瑩澈，可以為科學家。”
梁啟超，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卻不諳英文。西方用生物學、心理學等現代科學對人的精神和性心理的研究，無疑深刻地影響了潘光旦，但梁啟超顯然因語言障礙使他的學術視野出現局部屏蔽，因此，他不可能看到潘光旦身后站著的弗洛伊德和靄理士。康有為曾有心介紹一位檀香山富商女兒何蕙珍當梁啟超翻譯并教習英文，不料何蕙珍溫婉聰慧，對梁啟超用情過深，竟引來一段刻骨銘心的感情糾葛，然梁啟超終因“發乎情而止于禮”而鎖住戀情，英文學習也隨之擱置。
與吳文藻出身于落魄的小商人家庭不同，潘光旦與費孝通一樣，出身于崇文重教的貴胄人家。潘光旦父親潘鴻鼎，光緒二十四年（1898）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他舊學淵博，思想開放，兼容并包，對潘光旦獨立而多元的求學精神有重要影響。舅舅是江蘇知名教育家沈恩孚，曾任同濟大學校長、江蘇教育學會會長，也是河海大學創辦人。也許家學相當，三觀相近，潘光旦與費孝通盡管在社會學領域的研究方向不同，甚至學術觀點相異，但他們個人關系卻是情義如酒，歷久彌深。
費孝通1933年自燕京大學畢業后，旋即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師從人類學家史祿國（俄國人）。其時潘光旦與陳寅恪、梅貽琦和葉企孫并稱為清華大學四哲人。費孝通曾經說過自己是20世紀第二代學人，與第一代大師如梁啟超、章太炎、陳寅恪、王國維等人的區別，就是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根基不同。潘光旦是一位20世紀初獨具個性的思想家，他自幼熟讀古籍經書，具有深厚的國學底蘊，1922年又留學美國，學習西方生物學、動物學、遺傳學等現代科技知識，他試圖讓孔夫子與達爾文、摩爾根實現跨時空牽手，他游刃于自然、科技、人文、社會諸學科之間，在運用傳統學術思想對社會問題和文化現象進行觀察和研究的同時，也接受西方科學的盤詰。與同時代的思想家、國學文史大師致力于研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不同，他在近代思想史上的貢獻，是將自己廣博的學術思想融合在“強種優生”的狹窄通道里，通過對人們熟視無睹的社會問題，如伶人血緣的傳承、畫家的分布與遺傳、馮小青的“自戀”、嘉興望族的形成等，進行精密觀察和精細剖析，從而發掘其為民族續命的重大社會價值，形成自己“人文生物主義”的理論體系。
費孝通并非直接受教于潘光旦，但因敬仰其學術并長期受其人格滋養而尊之為師，也算是私淑弟子。也正因為是私淑弟子，師道也許沒那么尊嚴，他們情趣相投，相知甚深，價值觀相同，成為“難得難忘的良師益友”。潘光旦對費孝通在學術上的影響也許不及吳文藻和馬林諾夫斯基，但對費孝通人格和境界上的影響絕對是深刻的。費孝通曾經自問，潘先生為什么做人做得如此之正，是他熟讀經史子集受到傳統文化的浸染？是他受到社會規范的約束？還是他個人修養使然？費孝通說自己與潘光旦的差距“最關鍵的地方是怎么做人”。
做人，是費孝通通俗的表述，但卻關乎潘光旦教育思想的核心價值取向，即教育的功能是以培養健全人格為核心的完人教育，而人格培養和形成的標準就是“士的精神”。
“士的精神”，首先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忠誠于國家民族的精神。百年前，外國人貶稱中國人為“東亞病夫”。潘光旦專研于生物和遺傳學，目的是要找到一條中華民族“強種優生”的科學路子。而費孝通雖家境優渥，但他的社會關懷和民生牽掛，終身都在思考通過研究社區變遷和社會關系調整，找到一條“富民”之路。“強種優生”與“志在富民”恰是師生兩人為民族賡續與發展從不同方向做出的歷史貢獻。
“士的精神”，須有士的品格和風骨。潘光旦在《論品格教育》一文中寫道：“只有可以陶冶品格的教育，才是真正完全的教育。”士者，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士者應有干云的豪氣，高遠的志向，剛正不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的境界與教養，風骨與風貌，不是社會每個階層或群體都能具有的，但對于以社會教化和思想引領為己任的“士”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士的精神”，還要有嚴謹豁達的治學態度，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費孝通說，潘先生“卓越于常人的是他為人治學的韌性。他的性格是俗言所謂牛皮筋，屈不折，折不斷，柔中之剛，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碩果”。潘光旦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傾心翻譯達爾文人類學著作《人類的由來》。1966年，潘先生基本譯成后開始謄寫譯稿，他高度近視，老來又目力日衰，伏案疾書，鼻端離紙僅寸許。當有人向潘先生進言，此書譯出恐不能出版時，先生一笑置之，只問耕耘，不問收獲。
潘光旦曾用“親炙”二字形象地來形容老師對學生的人格塑造。費孝通在老師彌留時刻，緊緊將他擁在懷中，直至停止呼吸。從費孝通日后所寫的：“日夕旁伺，無力拯援，凄風慘雨，徒呼奈何”，可以感受到費孝通當時的痛惜和無奈。
孫本文致阮毅成（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同鄉）
1981年秋，費孝通五訪江村，經蘇州故里，專程走訪了位于蘇州十全街的母校振華學校（現蘇州第十中學），費孝通 60多年前在該校讀完了高小課程。應《蘇州日報》之約，費孝通為此行撰寫了一篇“念振華母校”的文字：
每逢有人問起我最喜歡讀的是什么書時，我總是毫不猶豫地回答：《愛的教育》。有時我也自覺奇怪，為什么這本書對我這么親切？當我經了多年遠別，重返蘇州，踏進母校的校門時，這問題的答案驀然來到心頭。
“自覺奇怪”的原因，在于一個逐步獲得國際聲譽的社會學家，最喜歡讀的書竟然是意大利兒童文學作家埃德蒙烏·德·亞米契斯的日記體小說；“答案驀然來到心頭”的所悟，是在那一瞬間回首了一生，更清醒地看到了是誰奠定自己人生精神和作為的基礎。
師者如光，微以致遠；師者如舟，千里不殆。費孝通的三位導師，雖然他們教育的方式不同，角度各異，但“愛的教育”卻是一以貫之的。吳文藻為師如長者，他的“愛的教育”表現在遠見、規劃和對學子生涯的精確投送；馬林諾夫斯基展現愛的方式則是視師生為對手，他們在思維的博弈和纏斗中，實現學子的蛻變；潘光旦的“愛的教育”則是師德溫潤，與費孝通結成了終生的靈魂伴侶和生命依靠。
解析費孝通與三位導師的交往史，恰是一個時代師生關系的縮影，如果上溯中國三千多年的教育史，教育與受教育的師生關系，始終是老師諄諄教誨，學生矻矻學習，如一泓清泉澄碧照人。“天地君親師”，學生對老師，猶如賢臣忠君，兒女孝悌，萬民敬天地，摻不得沙子，容不得污染。講臺不能成為交易轉讓的平臺，師道不能成為權力的說辭。回顧費孝通與他三個導師的交往過程，也許使得我們能夠“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
（作者系江蘇四方文化集團董事長）
本文由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江蘇中華文化學院主辦的《雅集》雜志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