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匠高二適（十二）
□ 曹洋
四、文化救護②
1947年重陽節，高二適應于右任、張溥泉、賈煜如三人邀，赴紫金山天文臺登高。高先生用陶詩“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之句十字為韻作詩十首，其中引用《道德經》抨擊統治者棄周禮而施暴：
從古邦之興，應懷大寬廓。老言政察察，其民缺缺若。
此土本崇禮，刑德涂刀鑊。今來率背圣，末流工奪掠。
1973年3月，高二適致費在山信札局部
1975年秋，高二適離大去之日不遠，他以章草自守、以詩禮自譽結為楹聯，對自我人生作總結：
而此草章為世守，豈有詩禮終平庸。
隨著1949年新中國成立，高二適越發關注文化建設，由禮教擴展至整個大文化。既有對形而上的文化堅守，也有對形而下的文化關注，這包括如下三個理念。
第一，守住文化就是守住歷史。1968年12月15日，高二適致信同為江蘇省文史館館員的謝居三：
……尋字劃誠所謂“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者。弟頃作草，欲以章隸入之今草。每伸紙，解衣盤礴，似嘆臻此境，賢者將何以教我乎？弟每午前均在家，運動以還，益感書不可廢。以今政取舍，配前古之興衰，則歷史尤不可廢，此聊與兄一言之。不中處，幸勿流于口也。
在如火如荼的特殊時期，高二適卻在此引用陳師道的詩句大談自己的書法，并把它上升到政治和歷史的高度——“書不可廢”，“歷史尤不可廢”。這種言論，不僅僅是對文化的摯愛，更是傳統文人風骨在他身上不可抑止的爆發。
他致信費在山對當時的社會狀況表示了深深的憂慮：
榮寶齋米君對鄙書似有嗜痂之癖，當可徇君之請。鄙書早歲有雞林之譽，近常慨中夏將或得絕弦之憂。
1973年3月初，他再致費在山書信說：
吾今將創狂草新體，以供當世之求，刻下南北均一片黃茅白葦，大蘇之慨的然。即作廢。
1975年8月20日，高二適給費在山的短箋中感嘆文壇荒蕪：
近海內文壇巟［荒］落，吾近閱審某種稿件，直是黃茅白葦。何物吳某謂吾駁議拾清人牙慧？此人尤不識書藝，斥之不勝斥，姑置之。
1976年元月28日，高二適致函戴彬：
彬兄賢契，手翰能運文墨，閱畢至為仰贊。方茲高士畏葸，畏懼，害怕。學問，黃茅白葦，滿紙圖［涂］鴉，令人生厭，則與足下遠矣。
三信均以“黃茅白葦”慨嘆當時的文化狀況。“黃茅白葦”語出蘇東坡《答張文潛書》一文：“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于王氏……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王氏，就是王安石。高二適特別贊同蘇東坡的喟嘆，但可貴的是，高二適不是僅做消極的旁觀者，他以他的方式盡力挽救這個局面。他創作狂草新體——“以供當世之求”。在他眼里，書法不僅僅是藝術，還是學術，是文化，是歷史。
1968年12月15日，高二適致謝居三信札局部
以書救文，或許就是高二適在這個特定時期的“政治”。他總能以詩心發現機會，展開自己的文化行動。1973年4月，高二適為江蘇省革命文藝學校（即南京藝術學院）主任楊明書《李白古風五十九之十八》。在書后跋語中，希望楊明以高瞻遠矚的胸襟，為文藝樹立標桿：
……
今晨涼氣生被，忽獲新箋，試為書此，竊緬愧老輩凋零，好事同攻。楊君主藝院，聞多名師友，愿以政府提倡與諸君子高瞻遠矚，庶為來學之準繩乎哉！前帖既竟，余紙為題跋如上，楊君其許吾未？呵呵！
1975年11月25日，高二適與學生譚家明、徐學淵一同觀游南京棲霞寺，發現棲霞寺碑藏等文物遭受不同程度損壞。他回來即刻在27日，致信管理寺廟的南京煉油廠革命委員會主任戴彬及黨委書記王平，請他們妥善保管文物。致戴彬信箋如下：
戴主任，前日匆匆離山，不克再談，至歉。今寫詩來乞教，另紙則贈王平同志存覽，棲霞寺碑為江南名跡，乞公示意社中善為護持保存，以彰古物，而更進提倡書道也。
要知道，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要求保護文物，還有弘揚書道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中國文化為什么數千年不斷，就是有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的擔當和精神。這是高二適一生中第四次諫言上書，也是最后一次。
1976年唐山地震，醫院鼓勵病患騰出床位，高夫子心臟病未愈卻出院。他在郊區避震時致信云南張誠，一方面關心災民生活，另一方面祈禱文化免遭損失。他說：“惟愿地動能息，不傷文物及什文之具，則尤衰殘之所禱頌矣。”在致費在山信札中，他同樣表達了這種憂心：“此次遭災，毀傷文物及等身之具，其慘尤不必言。”
高二適就是這樣，無論到什么時候心中都裝的是天下，有時雖然細小得微不足道，但撐起的卻是知識分子的脊梁——他可以泰然地為自己的人生畫上最美的句號，然后走進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