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南鋼賓館參加這個會議，非常高興。聽了大家的發言，很受啟發，隨便說幾句，供大家批評指正。
我們知道，報告文學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在中國的歷史并不算悠久，這一詞匯出現在中國是在1930年，是由袁殊先生提出來的。此前，報告文學在歐洲興起，多有成功文本。大致在1932年，阿英編選有關選本，報告文學獨立成章，才算有了獨立身份。當然，這并不是說，報告文學完全是舶來品。魯迅先生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其中的諸多篇章，也可視為是一種報告文學的雛形。《史記》也并非憑空而來，此前的先秦文學，百家爭鳴，《左傳》《戰國策》《呂氏春秋》都是司馬遷的參照，都能找到報告文學的影子。不過，至少在元明清之前，文學的主體還不是小說，而是詩詞歌賦，也就是我們習慣說的楚辭漢賦六朝駢體文唐宋詩詞蒙元散曲。明清中期之后，在志怪、傳奇、話本基礎之上的小說才開始興起，當然，詩歌、散文仍舊是主流，絕對的主流。到了新文化運動之后，西學東漸，歐美文學紛至沓來，小說的興盛，散文陣容的擴大，頗有給人一枝獨秀百舸爭流之感。魯迅、郭沫若、茅盾等成為新文學的旗幟。
我們在矚目歐美影響的同時，也要說到俄國，雖然俄國也是歐洲國家，而它畢竟有別于其他歐洲國家，也因為它對中國的影響。高爾基、巴別爾等人，也包括他的前輩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托爾斯泰等，他們的作品也都大量進入中國。高爾基的《母親》寫于美國，他是小說家，也是政論家、報告文學作家。在他看來，報告文學是散文的一種，有別于新聞特寫，有一定的文學性、時代性。他的《列寧》，是寫政治人物、政黨領袖。列寧在1925年去世，他辭世不過才不到一月，高爾基就寫出了這一即使在今天看來仍有其獨特價值的報告文學人物特寫《列寧》。高爾基寫自己與列寧的交往，寫自己對列寧的觀察、評價。他多次提到列寧的光頭，列寧的大腦門，列寧蒙古族人的臉龐，列寧在急切激憤中的斬釘截鐵，這應該是書寫政治人物很重要很獨特的文本。他還有《一月九日》，寫俄國的1905年1月9日沙皇對示威者的鎮壓與屠殺，幾乎完全是人物對話，卻準確地描繪出當時的俄國風雨欲來的社會圖景，被魯迅認為是一種“先進的范本”。值得一提的是，高爾基的文學成就不僅體現在小說、劇本、散文、文藝理論，他也是報告文學的倡導者與力行者，他是出版家、編輯家，他組織出版《名人傳記叢書》《世界的一日》。他的回憶錄、游記，也應該屬于報告文學的范疇之內。
我們現在來看，高爾基寫《列寧》是典型人物，寫《一月九日》是熱點事件。他也寫《蘇聯游記》《天涯海角》，觀察反映社會變遷人間潮汐。昨天，《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鷹在致辭時提到了瞿秋白，說到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餓鄉紀程》，似乎還提到了鄒韜奮的《萍蹤寄語》。我們知道，瞿秋白是革命家，曾經短暫主持過中央工作，他的《多余的話》是在他臨近犧牲之時留下的絕筆。我曾把他《多余的話》與布哈林的《歲月》進行過文本比較。瞿秋白犧牲于1935年，布哈林被秘密槍決于1938年。布哈林還有《一年四季》被認為是小說，而他的《歲月》有一副標題是《布哈林獄中絕筆》，實際上是個人回憶錄，應該也屬于報告文學之列。處于當時的時代大背景，深受蘇俄的影響，用這一文體書寫傳遞蘇俄的信息，也是報告文學時代性的最為鮮明的體現。
當然，對于蘇俄，徐志摩也有獨有觀察，羅曼羅蘭也有深入觀察，而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評傳》則是圍繞斯大林，有記述，有評說，不能完全當作一種純粹的政治人物傳記。他的評說，也是一種很精彩的政論，這大概也符合報告文學政論性的一種特點或者說標準。因為被污名化，因為種種因素的干擾，所謂托派，陳獨秀等人還被視為托派分子，此書的文學價值被大大低估了。
報告文學源于歐美，還有幾位重要的有著新聞記者身份的報告文學作家不得不提。如斯諾，他的《西行漫記》迄今還在不斷印刷發行，還有出版機構為此而忙碌著打了官司。另有一位基希，他與伏契克一樣是捷克人，卻用德語寫作，但他加入的是奧地利的共產黨。基希在1932年，也就是91年前，秘密訪問中國。他經歷豐富，參加過西班牙內戰，病逝于1948年，享年63歲。他一生創作了大量報告文學作品，中國人最為熟知的是他的《秘密的中國》，這一本書，周立波先生在1937年依據英文版翻譯，而英文版則是根據德文版而來。在這樣的語言轉述傳遞之中，雖然多有不準確之處，但就是在今天看來，基希的選材眼光表現手法還是很令人欽佩。基希的《秘密的中國》由23篇作品構成，多為特寫、素描，卻盡顯異域觀察者的敏感、獨到，別具只眼，就如同毛姆的《在中國屏風上》一樣。基希到中國之時，正逢九·一八事變之后，一·二八淞滬抗戰正在如火如荼之際，基希寫吳淞口的廢墟，說日本士兵的葬禮，談軍火貿易的細節，澳門人在上海的身影，葡萄牙人在上海的營生，白俄在上海的求生，印度人在上海的生存之道，中國當時的死刑判決，上海灘上的金融投機，一個名叫張繼貴這一黑社會頭頭的喪禮，當時上海的物流，中國的街道，中國的瘋人院，租界內英國人的大致狀態，紗廠童工的悲慘現狀，他在北京所遇到的被遣散之后的宦官的生活狀態，黃包車夫的罷工，來自巴格達的哈同在中國的發跡，當時的中國京戲、皮影戲，他在南京的所見所聞，他對十九路軍開赴前線鎮壓蘇區紅軍的觀察，凡此種種，對中國當時的社會現狀有著高屋建瓴而又細致入微的解剖與審視，真是絢麗多采，千姿百態，裁剪取舍，高人一籌，語言也很機智幽默，激情中不乏舒緩。也不知道，夏衍的《包身工》是否受基希《紗廠童工》的啟發？不知何故，周立波在生前要求去掉了基希的《屋頂花園》一篇。說到周立波，他的《山鄉巨變》近年來被不斷提及，清溪鄉也被重新書寫，這一文本當然是一部長篇小說，其文學價值要遠遠高于《暴風驟雨》。周立波也是報告文學作家，他的《娘子關前》，還有他的《韶山的節日》，當年刊發在嶺南的一家報紙上，還引來了軒然大波。周立波病逝于1978年。我們看基希，他觀察中國，一定見到了很多，聽到了很多，但他就是這樣取舍，這樣選材，刪繁就簡，簡約大氣，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初的中國留下了珍貴的切片。基希也說到了南京，反復批駁別人說南京是一座沉悶的城市。不知他何故有如此印象，也許是一種障眼法而已。
在報告文學這一文體的新聞性、時代性之外，也多說其政論性。提起政論性，就不能不說到愛倫堡。愛倫堡有六卷本的《人·歲月·生活》，由三聯書店出版。他經歷過一戰、西班牙內戰、二戰，有大量作品流布，他兩次獲得過斯大林獎金。愛倫堡的《巴黎陷落后的一個月》《蘇聯人民的憎恨之火》，有著強烈的政論色彩，有著明晰的價值取向。他寫1940年6月14日巴黎淪陷后的街頭，他寫巴黎陷落之后的市井百態，城市的死亡。他寫1943年蘇德前線蘇聯紅軍的普通戰士，這些來自不同地方的男女士兵的國恨家仇，他提到了蘇聯人的一句俗語“月亮是一個德國人發明的”。他還提到一個細節，一位在戰爭中耳朵被震聾的中士已經殺死了66位德國人，當有人問他為何不戴一只德國手表而只是用掛表的時候，他回答道，“我是尊敬我的手腕的。”愛倫堡也提到了一位烏克蘭少尉霍曼科，“每次當他打開報紙的時候，他首先要看一看有沒有關于烏克蘭的消息”。寫《昆山之路》《蘇州老鄉》的楊守松也有在文本中寫議論的特點。
30年前已經去世的約翰·赫西于1945年正在中國采訪，他出生在天津，11歲返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后從事編輯記者工作，在他31歲的時候獲得過普利策獎。他聞聽原子彈在廣島爆炸，立即趕赴事件現場，采訪了六位幸存者，寫出了《廣島浩劫》，刊發在《紐約人》雜志，引起強烈反響。約翰·赫西采訪深入細致，記述翔實可靠，語言客觀冷靜，筆調清新簡潔，文本甫出，簡直是一紙風行，洛陽紙貴。約翰·赫西還寫有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白蓮花》《一塊孤獨的石頭》等。
我們中國本土的報告文學文本，大家多次提到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趙超構的《延安一月》，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穆青的長篇人物通訊。新時期以來，徐遲的報告文學，錢鋼的《唐山大地震》，理由、劉心武關于一場足球比賽的記述，王樹增的長篇革命歷史題材，多被人屢屢說及。就江蘇而言，當年楊旭寫無錫榮家，楊守松寫昆山，滕鳳章寫張家港人，都有一定口碑。
我參加過兩次江蘇報告文學獎的有關評比，印象深的文本有《南京1949》《忘記我》《新安旅行團》《草圣林散之評傳》《魯迅地圖》《渴望決戰》等。這些非虛構文本，有歷史人物，有歷史事件，大都能緊貼人物、事件，較好地體現出報告文學的文體特點，較少資料堆砌，較少浮語虛辭，較少生吞活剝，較少向壁虛構，較少自說自話，較少亢奮激越。但在報送諸多作品的閱讀之中，感受多多，感慨多多。肯定的話就不多說了，成績都擺在那里，但還是有幾點粗淺的印象，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坦誠直言，與大家分享：
一是文本的語言問題。報告文學，固然要強調時代、新聞性，但是文學性也實在不容忽視，不能輕視，不能漠視。否則，這一文體的前景實在堪憂，難說得很，尤其是在全媒體的時代，大家的閱讀眼光，大家的審美趣味，都已經今非昔比。看不少文本，多機關公文語言的恣肆囂張千人一面，多匯報材料的生硬拼貼，多文件的重復摘要，這實在是對報告文學的曲解、誤解，甚至是輕慢、傷害、一大公害。以前說報告文學是商業文學，現在的語言問題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無法容忍的地步。
二是文本的選材問題。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選材當然要緊扣時代，感受時代律動，呼應國家戰略，緊隨時代脈搏，貼近時代的召喚。選材難免撞車，難免重復，但還是要盡量避免重復勞動；即使同一類題材，也要量力而行，有所敬畏，誠摯為先，選好角度，不能一哄而上，浪費紙張。新安旅行團，這幾年出現了好幾種文本，文體各異，都各有所長，但比較而言，還是淮安于兆文的文本，似乎略勝一籌。鄉村振興，有國家步驟，有地域特點，也有各自角度。范小青、喬葉、羅偉章是小說家，也都寫了《寶水》《下莊村的道路》《家在古城》等文本，有虛有實，令人欣喜。而在評審的文本中，這樣的鄉村書寫實在是如過江之鯽，而令人眼睛一亮的作品，恕我直言，實在是比較罕見。
三是書寫的知識儲備問題。面對一書寫對象，村落，城鎮，企業，人物，事件，社會現象，特點問題，還是要多做功課，多多打量，多元視角，不要率爾操觚，輕易下筆。報告文學的書寫有新聞性，但它畢竟不是本報訊，畢竟不是小通訊，報紙在等著印刷，否則就要開天窗。作為書寫者，置身一個領域，深入一個場域，介入一種現場，面對一個課題，沒有一定的功課準備，沒有一定的深思熟慮，根據現有的資料，蜻蜓點水找一些人物采訪，補綴敷衍成文，在如今的時代，并非難事，但要贏得讀者認可，經受時間考驗，就不大好說了。
四是作者的歷史準備問題。馬克思說過，所有的學科，都可以歸之為歷史學科。報告文學因其文體特點，容易是急就章，不是都說是輕騎兵嘛。但，蘿卜快了，也要盡量洗泥。我說的歷史準備問題，既有一定歷史知識、常識的準備，更要有報告文學本身歷史文本的比較、參照，歷史觀念的更新。高標在前，不能一葉障目，目無余子，狂妄自大。有人說到一些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都是很陳舊的說法，很傳統的教條，非常令人遺憾。駕馭一個寫作對象，哪能如此草率如此輕佻啊。此前，因種種原因，報告文學這一文體，說不上聲名狼藉，卻在讀者中也的確有不少負面的看法。
如今的全媒體時代，更是步入新的歷史時期的新時代，正處在復興道路上的遭逢百年大變局的中國，新聞信息的享有已經在網絡上風起云涌，脫胎于新聞的報告文學因其獨有的價值而凸顯出其后新聞、深度新聞、長新聞的長弧效應而在文體演變之中有著自己的一席之地。在當今的滄海橫流風云變幻之中，我們不乏寫作的熱情，不乏書寫的題材，匱乏的是我們切入的疲軟失語的危機笨拙的筆觸。
啰啰嗦嗦，我就說這些。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