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余數
——馮大生編著《里下河的女兒》序言
畢飛宇
龔云英，女，1933年7月28日出生，2019年2月28日謝世，目不識丁，辛勞一生，兒孫滿堂。在蘇北的大地上，這樣的女性遍地都是。相信我，在未來的任何一部被稱作“歷史”的作品中，我們都不可能看到龔云英的身影。龔云英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她就是“百姓”中的一姓，現在，她的姓名被刻在了石頭上，供她的子孫憑吊。
現在的問題是，歷史是什么？常識告訴我們，歷史是大事件，歷史是大人物。這沒錯。歷史只能是概括的，它不可能面面俱到。歷史的書寫首先面對的是符號化，只有那些被符號化的事和人才有可能成為“歷史”。
這就導致了歷史的余數，那個比歷史本身要龐大得多、復雜得多、豐富得多和幽深得多的余數。我們接下來要面對的必然是這個：歷史的余數有沒有意義？
有。當然有。必須有。如果我們不能確認歷史余數的意義，這等于說，我們就此否認了我們自身的意義，我們就此否認了生命的意義，存在的意義，乃至于活著的意義。但是，我們不習慣書寫歷史，我們認準了歷史的書寫是他者的行為與使命，我們一代又一代，就這樣放棄了面對歷史的權利。
但是，有一個人，馮大生，我的本科師兄，他是一個異數。他另類。他不信邪。他堅持把歷史書寫的權利牢牢地把控在自己的手上——哪怕他書寫的僅僅是余數。他的生母去世了，出于對母親的愛，他寫下了一篇又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這些文章稱得上“文學作品”么？我不知道。這些文章夠得上“歷史書寫”么？我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馮大生不只是自己在書寫，他還發動了整個家族，那些和“龔云英”有過千絲萬縷的聯系的親人們，他們一起來寫。令人振奮的事情到底還是發生了，因為立體性和總攬性，那個普通的、目不識丁的、辛勞一生的、兒孫滿堂的女性——龔云英——在我們的面前重新回到了三維，栩栩如生。她必將成為里下河大地上一段歷史，一種生活，一種文化的生命范本。在長達86年的時間長河里，這里的大歷史是如何轉換的？這里的人們是如何婚喪嫁娶和生老病死的？這里的人們是如何勞作、如何持家、如何待客、如何助人、如何忍讓、如何餐飲、如何教育、如何醫療、如何參與公共事業、如何“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歷史”可以有斷章，“歷史”可以有跳躍，但是，生命，生活，沒有一個24小時可以當作空白。回到先前的問題上來，馮大生這樣做有意義就在于，他做了！而那些沒有看到意義的人，僅僅是沒有這樣做。
如果我們愿意把這樣的書寫再拓寬一些，我們將不可避免地從“龔云英”的身上看到一個放大物，那就是龔云英和她的家。我們看到了一個完整家庭的運行和完整家庭的文化，這將給我們以啟示，一個好人放大了，勢必會帶來一個好的家庭。
每一個個人的存在都是一部歷史，歷史學家可以宣布我們是余數，但我們不是。我們完成了歷史，承擔了歷史，同時也豐富和發展了歷史。
（畢飛宇，當代著名作家，南京大學教授。中國作協副主席，江蘇省作家協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