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亞子（1887─1958）比張應春（1901─1927）年長15歲，當柳亞子創建南社已是全國著名詩人的時候，張應春還只是一個小學生。然而就是這個小學生，在念高小時就引起了柳亞子的注意，后來柳亞子將她引上救國救民的道路，兩人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張應春犧牲后，柳亞子多次運用典故說：“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自責，其實是對這位巾幗英雄發自內心的愛戴和懷念。
柳亞子
張應春
推 薦
柳亞子同張應春的交往，源于應春的父親張農。1916年，張農受黎里女子小學之聘任國文教師，柳亞子的四妹均權就在張農的班上讀書，柳亞子又請張農為他小學畢業的二妹公權面授國文。女校是復式班，均權比應春高一級，卻在一個班里讀書。均權畢業了，母親不放心她到外地讀書，留校再讀一年，這一年均權與應春同桌，月換星移，兩家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了，應春因為均權的關系也經常到柳家走動。
張農
張應春在柳亞子的腦屏上首次留下印象，是在袁世凱稱帝的那一年。
那時，學校的每個教室都有《課堂日志》，每天由值日生負責填寫。1916年，《課堂日志》規定必須使用袁世凱的“洪憲”年號。一天輪到應春和均權值日，應春悄悄地同均權商量了一下，就在《課堂日志》上填上了“民國五年”四字。有人指出這樣填寫不合規定，應春義憤填膺，激昂地痛斥袁賊倒行逆施的罪行，學校師生一片嘩然。對于袁賊，張農與一切有良知的人們一樣，滿腔憤慨，他心中暗暗贊賞女兒，但是他擔心女兒遭到不測，只得違心地出來干預，勸說她服從校方決定，改民國為洪憲，可是應春態度堅決，不肯更改。
年號風波很快傳遍了全鎮，柳亞子聽了，心中暗暗稱贊，想不到張農的女兒竟有如此的膽識，從此他對經常和四妹一起蹦蹦跳跳的張應春注目起來了。
1920年，張應春考入上海中國女子體育學校，畢業后到廈門廈嶺學校任教。1923年秋，柳亞子介紹她到江蘇松江擔任景賢女中的體育教師。景賢女中主持人是朱季恂和侯紹裘，朱是柳亞子早年在上海健行公學的學生，侯又是朱的學生，朱侯兩人堅持五四精神，致力于促進女子解放和社會改造，都是國民黨黨員，1923年7月侯紹裘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彌漫著革命氣氛的景賢女中為張應春敞開了一個嶄新的天地。
張應春與同學練習刀舞（左起張應春、史冰鑒、楊玉珍、周葆銘、邵秀娟）
1923年底，柳亞子以老同盟會員的資格加入了改組后的中國國民黨。接著，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柳亞子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張應春也由侯紹裘介紹加入了國民黨。
1925年初，張應春返回家鄉，到黎里女子小學任教。開學不久，孫中山逝世，柳亞子在黎里籌備召開孫中山追悼大會，柳自任籌備會主任，張應春和柳均權積極參與。她們想撰寫一副挽聯，請柳亞子代擬，柳頜首答應，稍加思索，一揮而就：
與被壓迫民族相提攜，縱赤化興謠，人言奚足恤；
為不平等條約而奮斗，奈黃腸遽掩，天道寧復論？
聯語充分肯定孫中山頂住了所謂國民黨被“赤化”的謠言，無奈孫先生過早逝世，對他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能否繼續執行下去，提出了深深的憂慮。張應春讀了，連連點頭，覺得這正是她心中所有而筆下所無的好辭。
5月3日，吳江民眾追悼孫中山大會在黎里市民公所隆重召開。會場門口高高矗立一座蒼翠青郁的柏枝樓，上有“追悼大會”四個大字。二門口高懸“為國捐軀”匾額。禮堂正中懸掛著孫中山大幅遺像，兩旁是柏枝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上午九時，大會正式開始，張應春擔任司儀，柳均權任司花。柳亞子以國民黨吳江縣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身份擔任大會主席，作了《孫中山先生的歷史》的報告。張應春也登臺發表演講，她簡單回顧了孫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的歷史，接著論證說，主張實現三民主義，必須實行三大政策。如果沒有共產黨員協力同心，國民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拋棄三大政策，就意味著背叛了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她號召大家時刻不忘忠實執行三大政策。張應春的演說旗幟鮮明，聲情并茂，全場盡驚。柳亞子對張應春自認是非常熟悉的，可是她能夠在大會上發表如此雄辯的演說，卻讓柳亞子深感意外，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看來此話不虛。
下午，大會舉行了盛大的悼念游行。三里長街人山人海，莊嚴肅穆的游行隊伍緩緩行進。張應春和另一女黨員瞿雙成捧著孫中山遺像，走在隊伍的最前面。當時黎里女子剪發尚未盛行，她倆卻是齊耳短發。有人悄悄地叫她們是“盛澤尼姑”，幾個小孩聽了，竟大叫起來：“大家來看盛澤尼姑！”柳亞子皺起了眉頭，盛澤是吳江縣的大鎮，那里的尼姑大多做暗娼生意，張應春的發型同尼姑相似，這“盛澤尼姑”明顯是帶著侮辱性的。聽了叫喊，人群中起了一陣陣的騷動，但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張應春鎮定自若，她滿臉肅穆，兩眼依然發著炯炯的光芒，堅定地走在游行隊伍前面。目睹此情此景的柳亞子更加折服，他暗暗稱贊說：“好，一個思想健全的進步分子！”從此，柳亞子認定革命事業必須倚重張應春同志。僅僅過了14天，在5月17日，柳亞子擔任臨時主席的第四區（即黎里區）分部會議上，張應春被補選為區分部執行委員。
1925年5月，中共上海市地委召開會議，研究在臨時省黨部的基礎上組建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提出了包括柳亞子、侯紹裘、朱季恂等13名執委名單。6月，侯紹裘就執委人選等事宜，寫信給柳亞子征求意見，并要求柳亞子推薦一名省黨部婦女部長，8月初，侯紹裘和姜長林從上海趕到黎里， 專門同柳亞子一起確定省黨部婦女部長的人選，柳亞子推薦了張應春。張應春本在松江女中擔任過體育教師，侯紹裘、姜長林對她有較多的了解，就此確定下來。
8月10日，柳亞子應吳江縣黨部的同志之約在同里羅星洲聚首，這時羅星洲水中央的白蓮開得正盛，柳亞子不由得“頗涉遐想，蓋有感于百年前民族革命家白蓮軍女首領之故事”，由古而今，浮想聯翩，一百多年前歷史的需要，王賽昭出山，成為一代巾幗英雄；百年之后的今天，為順應時代潮流，張應春又將作為女中豪杰登上歷史舞臺，叱咤風云，詩思涌上心頭，于是口占一絕：
一蒲團地現樓臺，秋水蒹葭足溯洄。猛憶船山詩句好，白蓮都為美人開。
8月23日，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在上海閘北景賢女中分校舉行成立典禮。柳亞子、侯紹裘、朱季恂當選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張應春等九人當選執行委員。柳亞子任宣傳部長，張應春任婦女部長。省黨部設立秘書處，姜長林兼任秘書長。
可是，張應春因腳疾（患丹毒）發作病臥在蘇州醫院，遲遲不能就職，而國民黨右派勢力日益猖獗，他們在廣州、上海等地發行刊物，成立“孫文主義學會”，全面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面對右派勢力的猖狂進攻，江蘇省黨部一成立就投入了緊張的戰斗。柳亞子穿梭于上海、黎里兩地，兼管江蘇和吳江黨務。張應春欲動不能，心急如焚。9月30日，她寫信給柳亞子說：“這次常會我不能出席，您能夠赴會也是我的幸事。因為您可以代我聲明，而且返黎里，或可詳細地告訴我議決的事情和指教我。不過我現在舍下，足病仍舊未愈，亦不見厲害，多走就感苦痛，多坐亦不見適，唯臥床則覺舒服──奈何！！！”又寫道：“我意國慶日就近了，我們借這個機會可以增多些工作和活動力，所以議決的事情須急急執行，您道如何？但是我久病未愈，屢次缺席，問心何安呢？悶極！恨極！”
捱到10月下旬，張應春毅然出院，冒著滬寧線上奉直軍閥猛烈的炮火，扶病奔赴上海。國共合作的國民黨江蘇省黨部，20名執監委，中共黨員12名，共青團員一名，其余都是國民黨左派，堪稱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親密合作的典范。張應春一到上海就全力以赴參加工作，常同柳亞子、姜長林、婦女部秘書史冰鑒等研究工作到深夜。她深入南京、蘇州等地作調查研究，妥善安排全省的婦運，協助組織部審查新黨員發展黨組織。
經歷了斗爭的考驗，張應春由侯紹裘、姜長林介紹，經江浙區委批準，1925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在當年12月17日給柳亞子寫了一封信，說：“我以為入了黨，當然以此為前提了，一切都可以犧牲的。至于使命呢？我們恐怕無異吧──革命──孫先生遺給我們的使命吧。”
奮 進
為了迎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5年11月12日，上海執行部的女同志推定張應春為二大江蘇女代表。張應春積極吸收多方意見，準備了向大會報告的三個問題：一、經費問題；二、婦女部獨立，不要由男子任部長；三、注重勞動婦女工作。當天她寫信給在黎里的柳亞子，通報情況，并征求意見說：“其余的要求可以增加的我想不出什么，你可以代我想出幾個么？全國大會我們省部也是要出席的，我們也可以先想了些事情去要求的，你道如何？”
國民黨二大于1926年1月1日至19日召開。 張應春認真撰寫并遞交了江蘇婦女運動的書面匯報，提出了關于婦女運動的兩項議案：一、中央各省黨部組織婦女運動講習所函授班案；二、中央各省各縣黨部附設平民婦女學校案，并準備創刊《吳江婦女》雜志。經過二個月的籌措，《吳江婦女》于同年3月8日正式創刊。
《吳江婦女》創刊號
經風雨見世面，張應春深深感到自己還太稚嫩，萌生了進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學習的念頭，多學點革命理論，以便更好地領導全省婦女運動。1月7日深夜，張應春在燈下給柳亞子寫信說：“在此我覺得我的能力實在太薄弱，學問實在不夠，明年想進上海大學新社會學系求學，不知做得到么？你在同志的地位來切實地評論一句好么？”這一階段的柳亞子正在平望召開第四次全縣代表大會，張應春非常關心，她問“吳江方面黨部進行如何？代表會結果諒很好，楚女、長林宣傳結果如何？請告我聽聽。”她特地向二大會務處登記要求給柳亞子直接寄二百份大會日刊，讓柳亞子等人對二大有個全面的了解。
在柳亞子等人的支持和努力之下，張應春如愿以償，由省黨部具函介紹，做了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的旁聽生。上海大學是中共培養干部的學校，共產黨人鄧中夏、張太雷、蔡和森、肖楚女等都是這所學校的教員。張應春入學后，聽得最多的是瞿秋白、惲代英的課。她如饑似渴，一邊投身革命實踐，一邊學習革命理論。
1926年3月12日上午，陰雨連綿，張應春和柳亞子、侯紹裘、朱季恂等江蘇省黨部代表出席了江蘇省黨部在南京夫子廟貢院召開孫中山逝世一周年紀念會。貢院內人頭濟濟，擠不進門的就站在門外。登臺講演的人一個接著一個，張應春以省黨部婦女部長的身份登臺作了“中山先生周年紀念”的講演，會后，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張應春手執“擁護國民議會”的旗幟，精神抖擻地走在各界婦女隊伍的最前面。
當天下午，細雨依然綿綿，中山陵墓地的奠基禮在紫金山麓召開。出席這次典禮的有宋慶齡、孫科，有國民黨中央代表鄧澤如、吳玉章和各地方黨部的代表。柳亞子、張應春等江蘇省代表的隊伍到達時，國民黨右派雇傭的打手二百余人裝扮成學生，混在糾察和服務人員中間。奠基禮剛結束，右派隊伍中突然吹響了警笛，接著喊出了“打倒跨黨分子！”“孫文主義學會萬歲！”等口號。侯紹裘、柳亞子、張應春他們針鋒相對地回擊，高呼“打倒西山會議派！”“打倒孫文主義學會！”右派分子一面叫嚷著把省、市黨部的旗幟撕破、踐踏，一面同雇傭的打手掄著木棍、旗桿打將上來，頓時，秩序大亂。來南京前，中共上海區委負責人羅亦農曾再三叮囑，要絕對保證柳亞子的安全。危急之中，張應春挺身而出，和唐蘊玉、莊元勇等幾名女同志護衛著柳亞子，匆匆往山下撤退，山路崎嶇不平，又濕又滑，后面的右派打手又不時擲來石塊，一不小心，柳亞子同攙扶他的唐蘊玉女士一齊跌倒，幸好柳亞子穿著皮袍子，沒有受傷。侯紹裘一邊上前說理，一邊掩護同志后撤，頭部受傷昏倒在地，直到黃昏時分才被同志們救醒過來。中山陵奠基典禮上這驚心的一幕，讓張應春清醒地認識到共產黨、國民黨左派同國民黨右派勢力的斗爭將會日益尖銳。
1926年5月15日蔣介石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 提出了旨在限制共產黨、篡奪國民黨黨權的“整理黨務案”。柳亞子堅決反對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當面指責蔣是總理的叛徒。會議中途柳亞子提前退場，他在廣州，在上海，向惲代英和毛澤東、向陳獨秀提出倒蔣的建議，可是都沒有被采納。柳亞子認為，自己是總理忠實的信徒，對事件對人物對形勢看得十分清楚，可是自己的意見居然左右不受重視。從此，柳亞子情緒低落，不愿再主持省黨部的工作了。
9月上旬，柳亞子送兒子無忌北上清華讀書，來到上海寄寓在振華旅社，他抽空看望了張應春和省黨部的同志。一天，張應春參加南京路上的示威游行，她雄糾糾地走在隊伍的最前列，氣昂昂地高呼口號，幾個軍警擁上來要逮捕她。矯健的張應春掙脫之后，鎮靜地轉移，軍警拼命追趕，她急中生智，避到了柳亞子租借的旅館里。甩脫了尾巴后，應春的肚里唱起了空城計，她在旅館里找到一些食物就狼吞虎咽地吃起來，吃完后鉆進浴室洗了個澡，休息片刻，又精神抖擻地出了門，繼續奔波。次日，柳亞子從上海經嘉興回黎里，張應春頂著風雨前往滬杭路南站送行，風雨中兩人話題不斷，列車開動了，柳亞子遠遠望見她頭戴男帽，身穿綠色雨衣，在大雨中頻頻揚起手絹。
10月，柳亞子因孫傳芳指名查捕，避居鄰鎮平望后又來到上海，化名唐蘊芝匿居在法租界貝勒路（今黃陂咱）恒慶里。這時，柳亞子引退之心已決，不想把自己的行蹤告知張應春和省黨部的同志。張應春多方探聽，得知柳亞子大致近況，便四出尋訪，可是茫茫人海，遍尋不著，她登報再找，希望柳亞子能夠同她接通音問。但柳亞子始終沉默不應，只是暗暗地注目張應春。
由于張應春的努力，江蘇的婦女工作很有起色。南京、南通、丹陽等23個國民黨市縣黨部成立了婦女部，南京、蘇州、南通、無錫、鎮江、宜興、常熟等相繼成立婦女協會，江蘇的婦女運動出現了逢勃的高潮。1926年下半年，張應春出任中共江浙區委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濟難會委員。
北伐戰爭節節勝利，形勢大好，可是，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卻指使黨羽鎮壓革命群眾，逮捕槍殺共產黨人。3月下旬，蔣介石抵達上海，密謀發動反共事變。形勢嚴酷。一場革命與反革命的殊死較量已經迫在眉睫，根據黨的指示，侯紹裘率領江蘇省黨部部分人員遷往南京，和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在安徽公學一起辦公。當時張應春積勞成疾，回家休養。遷居南京后，侯紹裘十分需要力量，連續三封緊急電報拍發到黎里，催促張應春就職。張應春足疾并未完全好轉，但是革命斗爭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她怎么可以不去？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4月7日，張應春打點行裝毅然趕赴南京。
再說柳亞子，雖然避居在上海，心卻一直在家鄉，國民革命軍占領了吳江后，4月中旬他就回到黎里。這時張應春已經去了南京，柳亞子明白，“四一二”政變已經發生，張應春在南京的兇吉將很難預料，他心急難耐地待了半月有余，越待越不是滋味，必須讓張應春脫離險地，寫信？拍電報？打電話？專門去人？柳亞子舉棋不定，最后想想還是寫信，可是書信還沒有寄出，5月8日深夜，蔣介石派了十數名軍警直撲黎里，入室搜捕，柳亞子藏身于樓上的“復壁”間才幸免于難，雇了一葉小舟裝扮成漁民，隱姓埋名取道上海亡命日本。
1927年4月2日，侯紹裘率領省黨部遷抵南京，受到南京市黨部和全市各界人民群眾四五萬人的熱烈歡迎。在國民革命軍第六軍政治部協助下，取締了南京偽市黨部及勞工總會，改組了支持革命的市總工會、教育協會、婦女聯合會、學生會、商民協會和農民協會，又與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等積極籌備江蘇省政府，擬定于4月11日舉行江蘇省政府成立大會。在這關鍵時刻，蔣介石使出了釜底抽薪的殺手锏，他借口繼續北伐，下令將同情革命的第二、第六軍調往江北，開赴徐州。4月10日深夜11時，侯紹裘他們正在南京大紗帽巷10號召開緊急會議，11日凌晨2時，會場被包圍，侯紹裘、劉重民等十人被秘密逮捕，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四一０”反革命事件。張應春風塵仆仆趕到南京，她先找到中共南京市委委員陳君起，然后兩人一起前往大紗帽巷，被潛伏在那里的偵緝隊逮捕，沒過幾天就被秘密殺害。
懷 念
1928年初，國內局勢逐漸安定，柳亞子帶領全家于4月6日離開日本返回上海。4月26日，柳亞子專程前往南京，拜謁孫中山陵寢，同時希望探得張應春遇難的準確消息。可是傳說始終紛紜：有說張應春剛到南京就被軍警捕獲，后與國民黨婦女部長陳君起同處了絞刑；有說她和侯紹裘在秘密會議時被抓，同被縛置麻袋中，用亂刀攢刺，死后投到通濟門外九龍橋下的秦淮河里......同年8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柳亞子以中央監察委員的身份出席了會議，期間他一心尋訪張應春遺骸，可是遍尋不得，想替張應春、侯紹裘等人昭雪，時機沒有成熟。自從參加了這次“斷命的魂靈頭會”，從此柳亞子再也沒有出席過國民黨中央的任何會議。
上海一別，柳亞子與張應春終成永訣。柳亞子一再自責，是自己把張應春推入了政治斗爭的風口浪尖，使她年僅27歲就被殺害，此恨綿綿無絕期。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早在日本避難的時候，柳亞子時時預感到危機迫近。一天晚上，柳亞子忽然在夢中與張應春相會，應春伸手扯了扯他的衣服，急促地說：“黨禍已迫，速自為計！”柳亞子大吃一驚，醒了過來，久久無法再寐。第二天早晨，四妹均權來信說：應春在南京殉難！聞此噩耗，柳亞子如雷轟頂。歷歷往事，如在目前，那風雨中頻頻揚起手絹的一幕，更是永遠定格在亞子的腦屏上，揮之不去。悲憤交加的柳亞子，和淚感成一絕：
血花紅好胭脂，英絕眉痕入夢時。揮手人天成永訣，可憐南八是男兒。
仍在日本避難期間，柳亞子讀到了蔣光慈的中篇小說《野祭》，發現女主人公章淑君的性格與張應春十分相似，于是寫信給國內的姜長林說：自己沒有蔣君的小說才能，否則一定要為春姐撰寫一部小說，使春姐的事跡留芳百世。后來，柳請姜長林把張應春的事跡寫成書面材料，提供給蔣光慈，希望蔣君動筆，可是蔣氏沒能完成，柳亞子遺憾萬分，“春姐事竟無人能寫，悵極悵極。”
歸國后，對應春的思念，已經滲入到柳亞子的每一個細胞，睡夢里有應春，清醒時有應春，待人接物觸目皆是與應春相關的人事。一次，女兒無垢要求父親以玫瑰為題作詩，柳亞子隨即撰下五律一首，父女倆細細品味，發覺此詩儼然是為應春而作。多次外出，途中遇到應春故交，都會觸動柳亞子那根敏感的神經，或黯然無語，或潸然淚下，詩人都會情不自禁地把所見所聞所感系之于詩。
對張應春的悼念，柳亞子化成了刻骨的相思。1928年暮春，上海寓所的樓上，柳亞子設置了一個龕，龕，本是供奉神像的石室或柜子，而柳亞子懸掛的卻是張應春的一幀像片，把自己的書齋取名為“禮蓉招桂龕”。張應春出生于農歷十月初一，農諺云“十月芙蓉應小春”，所以取名蓉城，字應春，慘遭殺害時應春化名金桂華，故柳亞子有“禮蓉招桂”之署。古時有“心喪”之禮，老師亡故，弟子不穿喪服，心里時時悼念稱為心喪；佛家又有“心香”一語，說衷心虔誠就能感通佛道，如同焚香一樣，后來借指真誠的心意。由此我們不難想見柳亞子對張應春烈士執“心喪”獻“心香”的痛徹和真誠。柳亞子年長張應春15歲，當然不是張應春的學生，相反張應春對柳亞子常執弟子禮。不過柳亞子對這位老鄉、同志兼戰友的悼念之情與心喪無異。“禮蓉招桂龕”也作“禮蓉招桂庵”，柳亞子請南社社友沈劍霜刻成印章，經常鈐用。他曾經不止一次對朋友說過：“那禮蓉招桂庵，是從日本回來用起的，將以紀念我的亡友，也是終身長用，不會廢掉的。”的確，柳亞子從日本回國，東搬西遷，上海、香港、桂林、重慶、北京，至少遷居了七次，而這“禮蓉招桂龕”則伴隨始終。
為了無盡的紀念，1928年開始，柳亞子請南社舊友陳樹人、諸貞壯各繪了一幅《秣陵悲秋圖》，請于右任寫了“秣陵悲秋圖”五字作題首，柳亞子自己作了《秣陵悲秋圖敘》，接著廣征題詠，計有柳亞子自己、陳樹人、諸貞壯、沈長公、林庚白等17人，計詩84首，詞19闋，曲4首。沈長公的四子沈哂之，不僅題了詩而且畫了一幅畫，取名《悲秋》，內繪芙蓉和桂花，還有一只杜鵑不停悲鳴。從畫面到題名處處點明題旨，為哀悼張應春烈士而作。柳亞子把這些題詠匯成一巨冊，寄托了對張應春綿綿的哀思。秣陵是南京古稱，張應春犧牲在南京；悲秋，柳亞子曾為張應春取字“秋石”，秋含肅殺之氣，與鑒湖秋俠同調，此圖道盡了柳亞子以及南社舊友對張應春為革命捐軀的悲憤。
四年以后，柳亞子將全部題詠編成《禮蓉招桂龕綴語》32則，部分登載于上海《時事新報》，解放后由香港《大公報》補登全卷。
扶桑歸來，遍尋應春遺骸不著，柳亞子與南社舊友沈長公多次商量，為張應春營建衣冠冢。張應春家在分湖北邊的蓮蕩灘畔，10年前柳亞子在這里的亂石荒草中覓得了明末吳江才女葉小鸞之墓，曾為小鸞重刻墓碑種植梅叢以為紀念，柳、沈兩人認為把應春安置葉小鸞墓側那最是適當不過。迫于政治壓力，1931年底，僅用一夜時間，應春的衣冠冢迅速建成。棺木內，應春生前用過的一個梳妝盒戴上帽子，作為烈士之首，隨葬的物品有上衣、長褲、鞋襪，墓前立著一方石碑，上書“嗚呼秋石女士紀念之碑”，那是柳亞子請南社舊友于右任所書。
柳亞子和張應春的革命友誼，生死不渝，萬古流芳！
張應春雕像及張愛萍題詞
主要參考資料：
張應春給柳亞子的信（共九封） 張應春《辛酉日記》柳亞子編訂稿本《秋石遺文》
張應春《吳江婦女》雜志 張應春烈士紀念館編印《張應春紀念集》
江蘇文史資料第117輯吳江市政協學習和文史委員會第17輯《張應春紀念集》
柳無忌《柳亞子年譜》柳亞子《磨劍室文錄》《磨劍室詩詞集》《自傳．年譜．日記》
柳亞子《新黎里》報1923年4月──1926年2月檔案出版社《柳亞子早期活動紀實》
張明觀《柳亞子傳》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黎里鎮志》
中共吳江縣委黨史辦公室編印1988年《吳江革命史料選》
江蘇省婦女聯合會編（1981年）《革命戰士張應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