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河是指由人工開挖的河道，并且與自然河道及其他河流相連，主要用于水上運輸和水利灌溉、分洪、排澇、給水等。運河是由勞動人民開挖的，運河的疏浚也是由勞動人民負擔的，在中國運河史上，無論是大運河、小運河，都是如此。但最近在讀《金史》時，其中記載有一次運河疏浚工程沒有讓農民參加，讓我感到十分詫異，難以忘懷。囿于我的閱讀視野，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了，由此引發了我對“中國大運河”有關問題的再思考。
《金史》卷九十二《曹望之列傳》有載；“頃之，運河堙塞，世宗出郊見之，問其故”。主者奏曰：“戶部不肯經畫，歲久以致如此。”上責望之曰：“有水運不濬治，乃用陸運，煩費民力，罪在汝等，其往治之。”尚書省奏：“當用夫役數萬人”。上曰：“方春耕作，不可勞民。以宮籍監戶及摘東宮、諸王人從充役，若不足即以五百里內軍夫補之。”
金朝前后有四個都城，金世宗完顏雍時，金朝的國都仍然在“中都”燕京，即后來的“元大都”、今天的北京市，大致位置在今天北京城西南一帶。
這年春季的一天，金世宗到京城郊外走訪，發現郊外的運河河道出現淤塞堙堵現象，運河功能幾乎作廢。回到金鑾殿后，他問大臣們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主管部門向皇帝奏明：“戶部不肯將運河河道治理的經費納入政府財政預算，幾年下來，沒有人力財力去不斷治理，就出現了眼下這種狀況。”
皇帝問戶部郎中曹望之：“京城有現成的運河水道對外，朝廷不去治理疏浚，反而用陸路來從事運輸，既費民力又浪費國家銀兩，罪責都在你們這幫人身上！朕暫先不治你們的罪，你們要抓緊落實運河治理疏浚工程。”
尚書省又稟報皇上：“如果開展運河疏浚工程，需要動用數萬名農民來充當夫役”。
金世宗馬上作出答復：“眼下正值春耕季節，不可動用春耕勞動力、驚動農民。可以派遣吃皇糧的‘宮籍監’的人員及太子東宮人員、諸王府及其身邊的人來充當役夫，如果人手還不夠，就派京城方圓五百里之內的軍隊將士來充任。”總之一句話：不能讓正在忙于春耕的農民來參加這一次的運河疏浚工程。
這次運河疏浚工程盡管工程量大到要達“夫役數萬人”，但全部由那些吃“皇糧”與吃“軍糧”的人去承擔了，農民兄弟第一次缺陣，這在中國運河發展史上，是應該永遠值得記住的一筆。
現在的問題是，這件事究竟發生在金世宗大定年間的哪一年？這條被疏浚的運河叫什么名字？不清楚。但在《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漕渠”條中終于找到了答案。其記載是這樣的：
初，世宗大定四年八月，以山東大熟，詔移其粟以實京師。十月，上出近郊，見運河湮塞，召問其故。主者云：戶部不為經畫所致。上召戶部侍郎曹望之，責曰：“有河不加濬，使百姓陸運勞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五年正月，尚書省奏，可調夫數萬。上曰：“方春不可勞民，令宮籍監戶、東宮親王人從、及五百里內軍夫，濬治。”
這段記載的內容與《曹望之列傳》所載意同。皇上意思很清楚，既要立即開展運河疏浚工程，又不能耽誤春耕生產，不得讓忙于春耕生產的農民參與這一次的河道疏浚工程。
這一段記載向我們透露了兩個重要信息：一是把疏浚運河的起因及實施年份明確了，是在金世宗大定四年至大定五年（1164-1165年）發生的事；二是把疏浚的運河名稱明確了，這條運河名叫“漕渠”，“漕渠”即“盧溝河”。
金大定五年，朝廷組織數以萬計吃“皇糧”、吃“軍糧”的人們前來疏浚盧溝河，沒有農民兄弟參與，這在中國乃至世界運河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
金代統治者發跡于黑水白山的東北大地，那里有森林，有牧場，更有大量的耕地，因此，統治階級對莊稼的重視程度要遠遠高于遼代。《金史》卷三《太宗本紀》反映：早在天會四年（1126年），金太宗就下詔，“令所在長吏，敦勸農功”。到了1128年，金兵將宋高宗趙構一班人馬追逼到揚州時，金兵主動撤軍，“以農時還師”，仗暫時不打了，春耕春播季節到了，“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要打勝仗，沒有糧食是不行的。《金史》卷四《熙宗本紀》反映：天眷元年（1138年）三月庚寅，“以禁苑隙地分給百姓”，讓老百姓在閑置的禁苑種上莊稼。金世宗不誤農時，不讓農民參與春耕時的運河疏浚工程，應該說是金朝統治者重視農業生產的傳統體現。
由“盧溝河”疏浚一事，促使我對“中國大運河”相關問題進行深層思考。
一是“京杭大運河”的起點燕京（北京），其運河的開挖時間是從元代才開始算起，于史符不符？從《金史?河渠志》“漕渠”記載情況看，在金代甚至之前，現在的北京就有運河了。在金都燕京以東五十里，有一“潞水”水系，通過“高良河”、“白蓮潭”節制閘調節，可以實現將山東、河北兩省的糧食運到京師的目的。沿途各州舟車并舉，以舟為主，通過節制閘來調節水位，最終實現“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閘，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師”的漕運目的。金世宗時，曾開挖盧溝河的“金口”以通漕運，所以就出現了大定五年（1165年）的“漕渠”即“盧溝河”的浩大疏浚工程。
我們現在講“京杭大運河”時，時間只是上溯到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的“會通河”，以及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的“通惠河”，根本沒有將金代即已存在的“盧溝河”以及與之相關的京師河道納入視野、綜合考量。
要知道，大部分運河在開挖時，都是合理利用了原來人工運河河道或自然河道。元代定都燕京，與金世宗時期的京師地點是同一所在。元代在開展由北京到杭州的運河直通偉大工程中，從理論上來分析，應該是很好地利用了原先京師境內的盧溝河等老河道，同時也利用了山東、河北的一些老水道，這是符合運河開挖特征的。如果我們將“京杭運河”的開鑿時間提前到金代，哪怕至少提前到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因為它符合元代“京杭大運河”北京至山東段的走向，那么，“京杭大運河”的開挖時間要比原來眼光僅停留在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是提前了近125年哪！
二是“中國大運河”構成問題。平素我們都約定俗成地稱“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因為要申報“世界遺產”，所以用“中國大運河”來作為固定名稱呈現在異邦面前。中國人對大運河的“歷史價值”認識是經歷了漫長的褒貶不一過程，其褒貶差別可以用“天壤之別”來形容。在唐代人眼中，“隋代運河”除被唐代人繼續使用并不斷疏浚拓展外，歌頌贊許之聲，我們可以通過詩人皮日休的《汴河懷古二首》領略到。其第二首有云：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把隋煬帝治水的功勞與大禹治水相提并論，倒也公允。
現代人們對大運河的重視，也是從其“文化遺產”價值引發開來的，并且還在逐步升溫。2013年5月3日，國務院公布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時，將“春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位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浙江省、江蘇省、安徽省、山東省、河南省境內的運河，與第六批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京杭大運河”合并，合并后的名稱為“大運河”。這樣做，不僅在名稱上將我國大運河文化遺產的內涵與外延作了進一步明確，也更加有利于整合大運河文化遺產資源，推動我國大運河“申遺”工作科學有效開展。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我國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
“中國大運河”由隋代大運河（習慣稱“隋唐大運河”）和京杭大運河兩大部分組成，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在有些媒體宣傳乃至研究文章、部門文件中，竟出現將“浙東運河”與“隋代運河”、“京杭運河”并列的現象，稱中國大運河由三部分組成。這種“三分天下”的做法不僅與中國大運河的實際內容不符，更與我國申報世界遺產時，對世界遺產“協約國”的承諾不符。
“中國大運河”申遺文本中明確寫明：中國大運河的主體工程主要集中在三個時期：一是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 5 世紀至公元前 3 世紀），這一時期最著名的事件就是“邗溝”的開挖，它溝通了淮河與長江，成為中國大運河河道成型最早的一段。二是隋朝時期（公元 7 世紀初），為了連通南方經濟中心和滿足對北方的軍事需要，隋朝先后開鑿了通濟渠、永濟渠，并重修江南運河和疏通浙東航道，從而將前期各地方性運河連接了起來，形成了以國都洛陽為中心，北抵涿郡、南達寧波的大運河體系，完成了中國大運河的第一次全線大貫通。三是元朝時期（公元 13 世紀后期），將大運河改造為直接溝通北京與江南地區的內陸運輸水道，形成中國大運河的第二次南北大溝通。由上我們已不難領會，“浙東運河”是包含在隋代大運河和京杭大運河的兩次南北水系大溝通中的。
隋代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分別由西向東南、向東北方向延伸，呈“Y”形或側臥“人”字形。京杭大運河以元大都為中心，由北向南縱向延伸，雖然名稱是卡位卡到杭州稱“京杭”，呈“I”形，但實際上與寧紹平原上的浙東段運河水系是相連的。歷史上，浙江的政治經濟中心在杭州，杭州的歷史地位高于紹興和寧波，因此，后人將由元大都南下通達的大運河命名為“京杭運河”而不稱為“京紹運河”“京寧運河”，是不需要討論商量的。我們的先人在給運河命名時，采用了兩種方法，一種是歷史標記法，如“隋代運河”（或曰“隋唐運河”），一種是地理標記法，如“京杭運河”。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要圍繞國家或地方政治中心來思考定位。
我國將“中國大運河”分為十大河段，由北向南分別為：通濟渠段、衛河（永濟渠）段、會通河段、通惠河段、北運河段、南運河段、中河段、淮揚運河段、江南運河段、浙東運河段。“浙東運河”與“江南運河”“淮揚運河”等其他九個河段一樣，只是“中國大運河”十大河段之一，是在第二層次，絕不可以僭越到與“隋代大運河”、“京杭大運河”相等的層次。通俗地講：“中國大運河”是“爺爺”，它有兩個“兒子”，一個叫“隋唐大運河”，一個叫“京杭大運河”，“浙東運河”等十大河段只是“中國大運河”的“孫子”。我們在制定中國大運河遺產保護規劃時，理念認識上一定要層次分明。
在中國大運河發展史研究過程中，尤其是對于“京杭大運河”源頭的認識，我們不應該忽略金代人所做出的貢獻，金代人創造了不讓農民參與運河疏浚工程的奇跡，這是其他朝代所無法相比的；金代人在京師大地上喊出了清清楚楚的“運河”二字，皇家檔案、歷史文獻有案可稽。金世宗深知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所以在即位五年后，注重發展與南宋的和好關系，“與民休息”。金世宗本人帶頭節儉，“崇孝悌，信賞罰，重農桑”，尤其注重太守、縣令這兩級官員的選拔任免，強調官員的品德，因為在他看來，這兩級官員代表朝廷直接與老百姓打交道，他們的為人與行政能力如何，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形象，關系到老百姓的口碑。與此同時，金世宗“嚴廉察之責”，拒絕大臣屬下對自己阿諛奉承，謹守君臣之道。曾“命有司，旱、蝗、水溢之處，與免租賦”，“勸農”“廉問”，關心民生疾苦。金世宗在位近30年，金朝出現“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余”，犯罪率極小的盛世局面，被譽為“小堯舜”時代，金世宗當然就是“小堯舜”了。我們從他對農民、農業的關心，從他對運河水利的重視，從他不讓皇宮人員享受特權待遇等做法，已然感受到了歷史上的那一幕。
有詩贊曰：
卻道金朝小堯舜，
不誤農桑重春耕。
運河疏浚無農夫，
燕都漕渠有奇聞。
2020年5月25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