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母張兆和與賢契汪曾祺
□ 金實秋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病逝于北京友誼醫院。得知這一噩耗的當天，張兆和就送去了花籃，花籃兩旁的黑色緞帶上寫著：賢契曾祺安息（上款），兆和率晚輩敬挽（落款）。花籃置放在汪曾祺家靈臺的前面，這是靈堂中唯一置放的花籃。5月28日，北京八寶山公墓吊唁大廳舉行了汪曾祺遺體告別儀式，年近九旬的張兆和執意要去送汪曾祺最后一程，她不僅是前來告別汪曾祺人群中最年長的一位，也是來得最早的一批人。張兆和手執一朵待放的玫瑰，飽含著淚水，兩位晚輩攙扶著她，在《天鵝》樂曲聲中一步一步地緩緩挪行……作家顧村言看了當時拍攝的照片，十分感動，在《清冷與小溫》中寫了這樣一句話，“照片上的張兆和眼睛里滿是淚水，浸滿了悲痛”。那天，張兆和對汪曾祺子女說：“汪曾祺是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當晚，有一位記者電話采訪了張兆和，她嘆惜道：“像他（汪曾祺）這樣下筆如有神的作家，今天是沒有了。”這兩句話，當時就在媒體上廣為傳播，而在之后評價汪曾祺的文章中，其引用率也極高；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大概是關于汪曾祺評價的最具有概括性和影響力的兩句話了。
張兆和曾給汪曾祺寫過一封“很長的信”，這是他終生難忘的信，汪先生曾多次與別人說過，也在文章中再三提及。1946年，汪曾祺在上海一時找不到職業，生活困窘，情緒極壞，甚至有了自殺的念頭。汪曾祺說，沈先生得知后，立即寫信“把我大罵了一頓”，“同時又叫三姐從蘇州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安慰我”（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信中說的三姐，即張兆和也，她在張家姐妹中是老三。這兩封信，是老師、師母對他生命的挽救，給了他生活的希望，對汪曾祺的一生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使汪曾祺終生銘記，終生感恩。
1958年，汪曾祺又因“右派”問題下放到張家口農科所勞動，有時不免會消沉迷茫、心灰意懶。沈從文寫信鼓勵汪曾祺不要忘了寫作，他勸慰弟子說：“你至少還有兩個讀者，就是我這個老師和三姐，事實上還有（黃）永玉！三人為眾，也應當算是有了群眾！”汪曾祺一直保存著這封信，可惜在動亂年代遺失了，但信中重要的話，他記得清清楚楚，腦海中常常縈回著信中這一段貼心的激勵之言。
1961年，汪曾祺寫了小說《羊舍一夕》，隨即給了沈從文和張兆和，并寄交《人民文學》編輯部。當時《人民文學》編輯部負責京津及華北地區初審的崔道怡看了，十分喜歡“這種純正優美、詩韻溫馨的小說，隨即提交復審”。其時張兆和也任職于《人民文學》，與崔道怡同事，她向崔道怡介紹說，曾祺是從文的學生，文筆很好，并建議請黃永玉為小說畫插圖。當時，張兆和的話，無疑是有一定分量的，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沈先生八十壽辰，不告訴人準確日期，汪曾祺去問，沈則說已經過了。汪曾祺“只好寫了一首詩補為之壽”，隨后寫信告訴林斤瀾：“他一家看了都很高興。”當然，這個“一家”，首先就是沈先生和沈師母啦！
對三姐給他的肯定和贊許，哪怕只是一言兩語，汪曾祺都是很在意的。有一次在沈先生家，師生倆聊起了沈先生的《月下小景》，汪曾祺說：“‘菌子已經沒有了，但是菌子的氣味留在空氣里’，這寫得很美，但是我還沒有見到一個作家寫到甲蟲的氣味！”這時，張兆和因為汪曾祺發現了這一點而很興奮，說：“哎！甲蟲的氣味！”（汪曾祺《與友人談沈從文——給一個中年作家的信》）
至于張兆和對孩子、對保姆的“抒情氣氛”，汪曾祺也在文字間流露了他對師母的“尊崇”。比如，“沈先生、沈師母和兒子、兒媳、孫女是和睦而平等的。”“有一陣，兒子、兒媳不在身邊，孫女跟著奶奶過。這位祖母對孫女全不像是一個祖母，倒像是一個大姐姐帶著最小的妹妹，對她的一切情緒都尊重……去年春節，孫女要搞猜謎活動，祖母就幫著選擇、抄寫，在屋里拉了幾條線繩，把謎語一條一條粘掛在線繩上。有客人來，不論是誰，都得受孫女的約束：猜中一條，發糖一塊。有一位爺爺，一條也沒猜著，就只好喝清茶。”沈從文先生請過一位保姆叫王嫂，和沈家一直相處極好，離開沈家多年，還一直和沈家來往。王嫂“去年在家和兒子慪了一點氣，到沈家來住了幾天，沈師母陪著她出出進進，像陪著一個老姐姐”（汪曾祺《我的老師沈從文》）。
因有刊物約汪曾祺寫關于沈從文“轉業”的文章，汪曾祺要夫人施松卿打電話給張兆和，張兆和很是支持，說“叫曾祺來一趟，我有話跟他說”。張兆和給了汪曾祺幾封沈從文的信，汪曾祺說，“看了這幾封信，我對沈先生轉業的前因后果，逐漸形成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汪曾祺《沈從文轉業之謎》）。
1992年10月24日，學者巨文教就沈從文研究中的一些問題，專程拜訪請教了張兆和。臨別前，巨文教告訴張兆和，第二天將去拜訪汪曾祺。張兆和對他說：“到汪先生處，會有更多收獲。”這一句話，使我們真切地感受到張兆和對汪曾祺的信任與贊許，并由此感悟汪曾祺對沈先生的了解與理解已達到何等的廣度和深度。
沈從文先生去世后，汪曾祺協助張兆和參與了《沈從文全集》和《沈從文別集》的編輯出版，并應邀擔任這兩本大書的顧問。同時先后參加這兩本大書編輯工作的張永中先生還記得一個細節：在編輯《全集》期間，張兆和曾幾次請有關同志吃飯，“一次是專門去全聚德吃烤鴨。那天，汪曾祺先生也在，還喝了點酒，臉呈了醬紅，講話聲音有點嘶啞，卻洪亮”（張永中《杜鵑聲里的記憶——關于沈從文墓的一些舊事》）。沈從文先生在世時，曾有個愿望，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選一下，印一套袖珍本小冊子，便于收藏攜帶，便于翻閱”，并基本選定了作品。他去世不久，岳麓書社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迅速就編輯工作進行了溝通、磋商并達成共識。在為這套袖珍本定書名時，汪曾祺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借汪朗的話說，這書名是老頭兒“踅摸”出來的。開始，這套書書名擬叫《沈從文作品選》，大家認為太俗，不好。叫《沈從文作品精選》吧，感覺流于一般了。最后，汪曾祺建議叫《沈從文別集》，張兆和與同事們都覺得好，一致欣然從之。
用學者郜元寶的話說，“汪曾祺對這位師母是非常崇敬的”（郜元寶《汪曾祺寫滬語》）。此言不虛也！這個崇敬，雖與老師沈從文不無關聯，但三姐的文學天賦和仁者情懷，是汪曾祺由衷崇敬的根本緣由。張兆和是名副其實的才女，早在中學二年級，她就創作了劇本《王昭君》，并發表在樂益女中的畢業校刊上。她的第一篇小說《湖畔》，于1934年刊發于巴金主編的《文學季刊》，巴金說，“她的短篇小說《湖畔》受到讀者歡迎”（巴金《懷念從文》）。這一年，張兆和才24歲。1941年，她以《湖畔》為書名的五篇小說結集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面世。1999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將《湖畔》列為民國女作家“虹影”系列叢書，與蘇雪林、張愛玲、林徽因等排為一列。有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者認為，張兆和的小說“若署上她丈夫的名，也看不出絲毫端倪”。也有人認為她“是現代文學史上一位被深深遮蔽掉的作家”。盡管這只是一家之言，但張兆和卓越超凡的文學才華卻是不可否認的。還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33年，她就翻譯了英國女作家瑪麗·安·蘭姆的小說《我的水手舅舅》，刊發于《西湖文苑》第一卷第三期。于此，亦可窺見她的閱讀層面和翻譯才華。
至于張兆和對沈從文在文學上、學術研究上的作用，那幾乎就是公認的了。尤其是沈從文去世后，她對整理出版沈從文作品集以及沈從文研究的貢獻，更是得到了文學界的高度評價。《沈從文傳》作者、美國漢學家金介甫說，“我每次訪問沈從文，至少有張兆和先生在場幫助翻譯”。因為沈從文只會說湘西話，別人很難聽得懂，這時張兆和就起到了“翻譯”的作用。學者陳子善也采訪過沈從文，也聽不懂沈先生的“湘音”。他說，“老人家很風趣，他講了以后會笑，但我不知道他笑什么。有時候張先生在，她會做翻譯；有時候張先生不在，只能不懂裝懂”。
張兆和不僅充當了“翻譯”的角色，有時也是沈從文作品的助編與審讀。沈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是三姐幫助整理校對的。有時，她還要為沈先生改信里和作品中的訛誤。在一封信里，張兆和直率地批評沈先生：“你這個字，老是用錯，我給你改過多少次，你還是用錯！”蓋沈先生用字不規范也。汪曾祺說張兆和是沈先生文集的“一個極其細心、極其認真的義務責任編輯”，毫不夸張，確實如此；這兩個“極其”，亦表達了汪曾祺對三姐的崇敬之心、感佩之情。
汪曾祺寫張兆和的文字雖著墨不多，但小中見大，寄情深厚；張兆和對汪曾祺的評論也不過是片言只語，卻言簡意賅，一語中的。說起汪曾祺，沈從文與汪曾祺的師生情誼自然是眾所周知、膾炙人口；然而論及張兆和與汪曾祺的交誼，所知者則不多矣。以愚之管見，這是不應該被歲月淡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