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新華日報報報史館的來賓都會被一段視頻吸引。視頻中，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人之一董必武正在接受國外記者的采訪，一位美麗優雅的女性正在為他做翻譯。她就是龔澎，燕京大學歷史系的高材生，流利的英語使得她被中共中央組織部點名派往南方局擔任外事工作。
龔澎為董必武翻譯，攝于20世紀40年代
抗戰時期，《新華日報》是黨的新聞宣傳走向世界的“橋頭堡”，為改善和提升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和國際地位做出了重要貢獻。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已遷移到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在其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當時，中共中央南方局不少外事活動通過《新華日報》去實施。《新華日報》編輯記者在通過報紙版面加強外宣報道的同時，積極參與版面外的外宣活動，龔澎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重慶時期的龔澎，攝于1943年
當時，作為南方局新聞發布員和《新華日報》記者，龔澎每天都會出現在位于重慶兩路口附近巴縣中學內的外國記者站，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記者發布中共中央南方局和解放區的新聞和消息。她的優雅大方、敏銳堅定贏得了外國記者們的欽佩。龔澎在重慶的工作是極為出色的。“凡是在那一段時期在重慶待過的外國記者后來寫書時幾乎都無例外地相當突出地寫到龔澎。”上世紀70年代，周恩來宴請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等人時，談話就是以“你知道龔澎嗎？”來開場的。可以想象龔澎當年在重慶的影響力之大、之廣、之深。1949年美國國務院為棄蔣發表的中美關系白皮書作者之一的約翰·麥爾比表示，龔澎改變了他對共產黨人的偏見。
龔澎（1914-1970），安徽合肥人，原名龔維航。大學時，因敬仰革命烈士彭湃，她將名字改為“龔澎”。龔澎所在龔氏家族是合肥一戶大姓。父親龔鎮洲是辛亥革命時期安徽著名的革命黨人，在保定軍官學校時與蔣介石是同期同班同學；母親徐文，是由辛亥革命的先驅和領袖之一黃興介紹給父親，是黃興夫人徐宗漢的堂妹。二次革命失敗后，父親龔鎮洲遭袁世凱通緝，帶著家人流亡到日本橫濱。同年10月，龔澎出生。1916年袁世凱死后，龔澎才得以隨家人回國。
龔澎與父母，左四為龔澎
父親龔鎮洲先后被任命為粵軍支隊司令、廣東虎門要塞總指揮，后移居上海，賦閑在家。盡管家境不寬裕，但他堅持把兩個女兒送到上海圣瑪利亞女子教會中學就讀，龔澎和姐姐龔普生因此打下了良好的英語基礎。
從圣瑪利亞女子中學畢業后，龔澎考入北平燕京大學，念歷史系。1935年，北平爆發“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燕京大學是學運的策源地之一，龔澎是運動骨干。學生游行示威后，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于12月12日在未名湖畔的臨湖軒主持召開了外國記者招待會，龔澎姐妹倆主持，她們以出眾的才華和睿智的語言，及時地把學生救亡運動的真實情況公之于眾，給到會的西方記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次記者招待會，可以說是龔澎外交生涯的一次成功預演。
燕京大學畢業照，攝于1937年
經過“一二·九”的洗禮，龔澎的政治立場也發生了根本轉變。1936年，經燕京大學同學陳矩孫介紹，她加入中國共產黨。因敬仰革命烈士彭湃，她將名字由原來的龔維航改為“龔澎”。1937年龔澎從燕京大學畢業后，回到母校圣瑪利亞女中任教并做賑濟工作。1938年春，她從上海取道香港到達延安，在延安馬列學院受訓3個月。10月，龔澎結束了在馬列學院的學習，被分配到《新華日報》社（華北版）工作。從延安出發到太行山的路途中，她恰巧與第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同行。一路交談后，彭總愛惜人才，他決定把龔澎留在八路軍總部秘書科工作。龔澎隨彭總東渡黃河，進入太行山區，來到在八路軍總部秘書處。在這里，龔澎結識了朱德總司令和左權將軍，并在他們直接領導下工作。
1939年在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左四為龔澎
在太行山，龔澎收獲了一段愛情。與德國留學歸來的，同在八路軍總部秘書處工作的劉文華結為夫妻。但新婚不到一個月，他們卻面臨分離。為了抗戰需要，設在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急需懂英語的外事工作人才，龔澎被派前往。
組織的命令大于一切，揮別新婚愛人，1940年9月底，龔澎來到重慶曾家巖南方局駐地。她被分配到外事組工作。她擔任周恩來的外事秘書，公開身份是《新華日報》記者。她是周恩來與外國記者、外國使節打交道的聯絡員和新聞發布員，負責國際統一戰線以及外國記者的聯絡工作，以開創對外宣傳的新局面。在這里，龔澎融入了新的戰斗生活。很快，成熟的政治見解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使龔澎贏得了同志們的任可和信任。周恩來既是她的上級又是導師，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是幸運的，每天的耳濡目染使龔澎獲益匪淺。漸漸地，龔澎的“一舉一動體現著大家所熟悉的‘周恩來工作作風’。”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周恩來連夜召集外事組全體同志，要求他們將皖南事變的真相迅速告知全世界。緊急會議結束后，龔澎與同事們立即分頭行動起來。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龔澎用大量事實揭露了皖南事變的真相。為了及時將《新華日報》上發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對局勢的講話翻譯成英文，龔澎承擔了大量筆譯工作，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她在打字機上翻譯成英文的。
1942年夏，龔澎患病，又接連接到父親和愛人劉文華去世的消息。特別是周恩來把劉文華彌留之際口述的遺書轉交給她，遺書最后幾句寫道：“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測，讓她嫁人。只要她不脫離革命，她就永遠對得起我……”龔澎深深陷入悲痛中，經過鄧穎超的撫慰和與周恩來的長談，她的心情才漸漸平復下來。
1942年12月7日的《新華日報》刊登了龔澎撰寫的《悼文華》，文章中，她寫道：“親愛的朋友，我和你一樣地愛著太行山這塊貧瘠的土地。因為它是被我們最親愛的同志們的血滋養著的。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一段的見證；它本身包藏著我的丈夫的尸骨。我更愛在那堅持抗戰和敵人作殊死戰的同志們，老鄉們……你放心，我會頑強地接受文華遺留下來給我的責任。我會更注意自己；并不是希望多活幾年，但愿能使活著的時候，多做一些有益于民族，于黨的事。在這大時代中，我絕不會被私人感傷所湮沒，因為這便不是父親教養成人的我，也便不是文華所期望的我。”
沒有被痛苦壓垮，接下來就是涅槃重生。用緊張的工作來疏解喪父失夫的悲痛，她全身心投入到繁忙的工作當中。這時，另一位才子喬冠華來到她的身邊。他們性格、工作互補，同事們稱之為“絕配”。1943年深秋，龔澎、喬冠華喜結良緣。后來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稱龔、喬二位“天生麗質雙飛燕，千里姻緣革命牽”。
喬冠華、龔澎結婚照，1943攝于重慶
重慶談判期間，龔澎擔任毛澤東的翻譯。無論會見赫爾利大使還是接見外國記者，或是其他外國朋友，都由龔澎陪同，其才華深受毛澤東的贊賞。
1945年9月，毛澤東（中）與美國士兵、龔澎（右）在紅巖村
1949年10月1日，龔澎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她穿著一身寬大的舊軍服站在迎風飄揚的五星紅旗下。新中國成立后，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情報司（后更名新聞司）成立。同年12月26日，35歲的龔澎被任命為情報司司長。
龔澎在天安門城樓上，攝于1949年
從邁進外交部這一天起，龔澎就與新中國外交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從此，龔澎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14年。她是建部初期十幾名正司級以上干部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外交部至今為止擔任司級職位最長的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