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廷中有專門職掌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員，他們被稱為“史官”。朝廷規定，“君舉必書”，史官要負責記載當朝皇帝及其皇室和朝廷重臣的言行，同時對一些重要事件也須及時記載。
夏王朝雖為奴隸制社會，在國家機構中已經出現了史官。《呂氏春秋·先識篇》記載:夏桀荒淫無道，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進行勸諫，無效，即棄而奔商。
到了商代，在甲骨文中有“作冊”“史”“尹”等字,《說文解字》釋“史”為“記事者也，從又持中”，說明“史”字的初義是指古代記事之官吏即史官。金文中有“作冊內史”“作冊尹”字樣，“作冊”者的官位為“內史”“尹”，都是掌管文書、記錄時事的史官。
《周禮·春官》記載，周王室設有“五史”，即“大史”負責新王登基，參加策命典禮，備國君咨詢；“小史”輔佐大史開展工作，做一些具體事情；“內史”主要負責策命諸侯及卿大夫，掌書王命；“外史”職務主要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御史”又名“柱下史”，其職責是掌管國家圖書等，老子李聃就曾擔任過西周晚期的柱下史一職。
發展到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六史”，其職掌為：“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禮記·玉藻》稱之為，對于國君，“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史官的職責分工愈來愈細了。
各個朝代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不盡相同，主要為記錄類和編纂類。記錄類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皇帝或國君“起居注”史官，他們隨侍皇帝或國君左右，記錄皇帝或國君的言行與政務得失，并作為宮廷秘籍，由太史令專門負責保管，史官有記錄的特權，皇帝或國君是不能閱讀察看史官記載的記錄內容的。編纂類史官主要負責史料整理，其職能主要是負責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歷史，我國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就是這樣完成的。
在中國歷史上，史官確實有一定的政治地位，連皇帝或國君都不敢得罪他們。但這也是個高危職業，史官也有隨時掉腦袋遭厄運的危險。
歷史上著名的國史官員都是一些秉筆直書、不搞阿諛奉承的人物。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編寫魯國的編年史《春秋》時，“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筆則筆”就是應該寫的一定寫上去，“削則削”就是應該刪掉的一定刪掉。古代用竹簡記載文字，有所更改就用書刀刮削，所以稱為筆削。當孔子以《春秋》一書來傳授弟子時，不無感慨地說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這里的“丘”是孔子自謂，孔子名“丘”，字“仲尼”。孟子甚贊孔子編著《春秋》一書，令“亂臣賊子懼”。說明通過文字記載下來的歷史文獻具有使亂臣賊子心驚肉跳的強大威力，他們如有不法言行，就很有可能被史官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
孔子雖然不以史官著稱，但他的這種嚴謹治史態度與文風，卻被后人稱之為“春秋筆法”而為后來史官們所效仿。孔子春秋筆法的形成，也與他向前輩史官學習、將他們好的治史傳統加以繼承發展分不開。
在孔子比較尊敬的古代史官中，有一個名叫“史魚”的人，他是春秋時衛國大夫，在衛靈公時任祝史，負責衛國社稷神祭祀，故稱祝佗，字子魚；又因其職掌是“史官”，所以又稱“史魚”“史鰍”。
《論語?衛靈公》記載了孔子對史魚及蘧伯玉二人的敬仰之情：“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意思是說：史魚這個人真是正直啊!國家有道，他的言行像箭一樣直；國家無道，他的言行也像箭一樣直。蘧伯玉也真是一位君子啊!國家有道，他就出來做官，國家無道，他就辭退官職，把自己的主張收藏在心里。
《韓詩外傳》卷七記載，史魚曾多次向衛靈公推薦賢良的蘧伯玉為官，并多次建議衛靈公罷免奸佞之臣彌子瑕，但沒有被衛靈公采納。史魚臨死前，叮囑兒子：不要在正堂為自己辦喪事，想以此來勸諫衛靈公，希望他重用蘧伯玉，罷免彌子瑕。所以，史魚又有“生以身諫，死以尸諫”之譽，是剛直不阿的史官兼諫官典型。
蘧伯玉也以正直著稱，但他的性格與做法與史魚不一樣。用《韓詩外傳》的說法，他是“直己而不直人”，內直而外寬，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政治清明的時候就出來做官，政治黑暗就賦閑在家，是位能屈能伸、通權達變的高人。在孔子看來，史魚、蘧伯玉這兩個人都是賢臣，但蘧伯玉更合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君子通權達變之道。
我們再來看看孔子贊賞的另一位史官，他的名字叫“董狐”。
董狐是周太史辛有的后裔，是春秋時期晉國的太史，人稱“史狐”。又因他董督典籍，故姓董氏。董狐秉筆直書的事跡，實開我國史學直筆傳統先河。
據《左傳·宣公二年》載：“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趙穿殺死了“不君”的晉靈公，身為正卿的趙盾即趙宣子在出國逃亡到邊境時又返回了，但回來后沒有及時處理趙穿弒君一事，所以史官董狐認為，趙盾雖然沒有親自弒君，但也是間接弒君，所以就在史策上記載下“趙盾弒其君”五個字。
孔子對此稱贊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如果趙盾真的逃出國了，史官也不會把責任直接歸到他的頭上，孔子在這里有點替趙盾惋惜了。對天這樁公案，《史記·晉世家》引用了《左傳》的內容。
事情的大致經過是這樣的：魯宣公二年（前607年），晉靈公聚斂民財，殘害臣民，舉國上下為之不安。作為正卿的執政大臣趙盾曾多次苦心勸諫，晉靈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殘害，史書上用“晉靈公不君”來描述，意思是說晉靈公的言行不像一個國君的樣子。趙盾曾派人去刺殺晉靈公，未遂；后又于宴會上伏甲兵襲殺晉靈公，又未果。趙盾發動政變失敗，被逼無奈，只好出逃。但當他逃到晉國邊境時，聽說晉靈公被他的堂弟弟趙穿帶兵殺死了，于是又返回晉都，繼續執政。史官董狐在記載這件事的時候，不認為是趙穿有罪，而是把弒君罪名記在了趙盾頭上，以“趙盾弒其君”記載史冊，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筆伐。
趙盾辯解說，明明是趙穿弒殺國君，怎么倒成了我的罪過？
董狐申明理由說：“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意思是說，你趙盾作為執政大臣，在逃亡未過國境時，原有的君臣之義就沒有斷絕；回到朝中，你趙盾就應當立即組織人馬討伐亂臣，不討伐就是未盡到職責，這“弒君”之名應由你趙盾來承當。董狐特別理直氣壯地說，他這是按照寫史之“書法”來決定的。
當時史官既典史策，又充秘書，協助君臣起草并執行治國法令條文，扮演治史和治政雙重角色，具有褒貶臧否大權。
當時的記事“書法”即行文章法與內容要求是依周禮而制定的。周禮的核心在于維護君臣大義。趙盾不討伐弒君亂臣，失卻了君臣大義，所以董狐就定之以弒君之罪，并記錄在案，載入史冊。孔子對董狐“書法不隱”大加贊揚，稱其為古之良史，是自己學習的榜樣。后世也據此稱董狐為“良狐”，以褒美之。
春秋時期就完全形成的“書法不隱”史家傳統，不僅被孔子繼承了下來，也一直被延續著，但也常給史官的人生命運帶來悲喜兩重天結局。
據《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五《朱敬則列傳》記載，朱敬則在武則天時為官至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侍中韋安石在看了朱敬則寫的史稿后慨嘆道：“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說明后世已經將董狐作為史官的標桿，并且深刻認識到了史官地位的重要性。
但秉筆直書的史官遭到迫害的情況在歷史上也是屢見不鮮，他們往往因記載了國君或其他臣工的罪惡而隨時引來殺身之禍。如春秋時期，齊國太史就因為寫下了權臣崔杼“弒君”之罪，結果是史官連連被殺。
齊國的大臣崔抒與齊莊公為爭奪美女發生矛盾，崔抒借機殺了齊莊公，立了齊景公，自己做了國相。對此，齊國太史記道：“崔抒弒其君”。
崔抒不愿意在歷史上留下弒君的惡名，下令把這個太史殺了；繼任的太史還是這樣寫，又被殺了；第三個太史仍然這樣寫，也被殺了；第四個太史照樣直書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殺不絕的，只好作罷。與此同時，齊國另一位史官“南史氏”也做好了被砍頭準備，他聽說接連有三位太史因實錄國事而被殺，他害怕從此真的沒有史官再敢直書了，便直接帶上寫有“崔抒弒其君”的竹簡向宮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實記錄而沒有被殺，也就回去了。《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了齊太史“身膏斧鉞”和南史氏不畏強暴、秉筆直書的事跡，他們可謂是中國古代史官的典范群體。
漢武帝劉徹時，朝廷置太史令，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任其職。司馬談去世后，司馬遷繼其任。司馬遷繼承發揚了古代史官“書法不隱”的優良傳統，堅持“不虛美、不隱惡”，他的《史記》被魯訊先生贊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與漢武帝為同時代人，《史記》的下迄年限即為漢武帝時代。司馬遷遭“宮刑”大難，表面上看與他為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辯解有關，其真正原因與他在《史記》初稿中對漢武帝好大喜功等負面記錄有很大關系。
歷代帝王對于史官們載言記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計較。“君舉必書”表面看很公道，很得人心，但操作起來卻是有選擇、有條件的。帝王國君乃至大臣們有了功績，做了好事，當然要大書特書；尤其是帝王，倘若功績甚微，或根本沒干好事，也要虛構一些載入史冊；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顛倒黑白，把壞事說成好事。總之，對自己有利的事，必書無疑；對自己不利的事，盡量不見諸史冊。帝王和史官，一個要“掩惡揚善”，一個要“直書其事，不掩其瑕”；一個要文過飾非，一個要“君舉必書”；一個要為自己樹碑立傳，一個要對后人“申以勸誡”。兩種目的，兩個標準，必將形成兩種力量的尖銳矛盾和較量。較量的結果，常常是權力者壓倒亢直者，屠刀強過筆桿子。在封建君主專制下，史官們屢遭厄難，原因就在這里。
但不管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下，史官的地位仍然是崇高而又神圣重要的，是讓包括封建帝王將相在內的達官貴人們所感到懼怕的。我們再來看看《魏書》作者、“史官”魏收是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筆來大顯身手、干一番事業的。
據《北史》卷二十四《崔逞列傳》記載，崔?的五世祖崔逞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時的尚書、御史中丞，崔?可以說是出身名門望族，人又長得像貌偉麗，舉止投足都顯得優雅從容，年輕時就很有名氣。北魏宣武帝時，崔?踏上仕途，官至太學博士、散騎侍郞，后來又當上了高歡（即后來的北齊神武皇帝）的開府咨議參軍，歷任給事黃門侍郞、衛將軍；因與高歡一道擁立北魏孝武帝有功，被新皇帝封為武城縣公。仗著這層與新皇帝的關系，崔?大肆貪污受賄，被御史糾劾，最后逃到清河縣的鄉下老家避難。
當時的清河縣盜賊特多，后來當上北齊皇帝的高澄（文襄皇帝）任命石愷為太守，對全境進行巡視，發現盜賊，格殺勿論。一次，當石愷帶領隊伍經過崔?鄉下老家的家門口時，很不客氣地對崔家年輕人們說：“你們這些年輕人千萬不要做盜賊，我這個太守是不認官大官小的，誰做盜賊，我就殺誰。”
崔家后生把話傳給崔?，崔?卻口氣很大地說：“你們怎么不回擊太守，就告訴他，我們崔家就是做賊，也是只捉住一個天子，牽著他的手臂，請他從皇帝寶座上下來，走出金鑾殿，再捉一個天子，把他推上金鑾殿。我們從不作偷驢摸牛的賊。”后來，徐?因被皇上赦免，重又出來做官。
北魏被高歡分裂為東魏、西魏后，政權很快被高歡的后人高洋奪取，建立了北齊政權，當時許多官員都經歷了這樣的政權變化過程，先后在不同朝代做官。在這個過程中，與徐?一道為官、并且是同樣有學識水平的另一個人就是魏收。
魏收的父親是北魏驃騎大將軍魏子建，可以說也是名門之后，歷仕北魏、東魏、北齊三朝，魏收與溫子升、邢邵并稱“北地三才子”。據《北齊書》卷三十七《魏收列傳》：魏收初除太學博士，遷散騎侍郎，累官至尚書右仆射，掌詔誥，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曾參與修律令工作。天保二年（551年），魏收受命撰魏史，與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博總斟酌”，最終撰成《魏書》一百三十篇，記載了鮮卑拓跋部早期至東魏被北齊取代這一段歷史。
誰知書成之后，眾口喧嚷，被指罵為“穢史”。許多人上訴狀到朝廷，認為魏收假公濟私，利用寫史的權利來酬恩報怨，報復與他政見不合、平素關系不好的人。更為嚴重的是，參與修史的人利用手中筆桿子，以權謀私，為自己祖上貼金。《北史》卷五十六《魏收列傳》指出：“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 眾怒難犯，那些平素與魏收關系不睦的人乘機大肆宣講魏收的不是。
魏收確實有些著急了，但他干脆來個死扛到底，絕不示弱，經常在眾人面前口出狂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魏收如同操有生殺大權一般，可以讓那些“小子”上天，也可以讓他們入地。
據《北齊書》卷三十七《魏收列傳》記載，魏收擔任修國史任務時，年齡也只有26歲，是個極易憤怒的文學青年。
由于魏收在列傳人物的去取褒貶上觸犯了某些門閥地主，諸家子弟控訴“不平”的人有一百多人，“或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要魏收給個理由，為何如此。魏收只好一一“隨狀答之”。這在當時，是近乎一場修史引起的社會動亂了。
北齊文宣皇帝高洋對魏收寫的有些列傳也表示不贊成，把魏收找來，嚴厲批評責備，使之“無以對，戰慄而已”。但高洋看重魏收的才華，所以就同宰相楊愔、高德正竭力庇護魏收，還逮捕了一些控訴魏收的人，把他們關進大牢治罪；同時下令《魏書》暫不施行，不對外發布，這場風波才算被平息了下來。后來，高演、高湛兩次命魏收修改《魏書》，始成定本，也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魏書》樣子。
就是這樣一個能文能武、出生門第也不低的魏收，徐?偏偏與他關系不好。因為徐?本人也很刻苦用功，飽覽群書，文學水平很高，辭藻優美，自北魏中興元年（531年）安定王元朗到北魏孝武帝元修的四、五年時間里，朝廷的詔誥表檄等都出自徐?的手筆。
前面講到，徐?長相是相貌堂堂，平日話語不多，端坐在那里，給人一種神圣不可侵犯的威嚴之感。《北史》稱徐?“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嶷如神，以簡貴自處”。徐?在任常侍一職時，曾經為皇帝修“起居注”而選拔人才，有人就推薦了魏收。徐?一聽，連忙搖頭說：“魏收是一個輕薄之徒，不可以。”最后這件既光榮而又神圣的任務交給了一個叫祖鴻勛的人去完成。后來，徐?又向朝廷告發魏收有不孝之罪，最后把魏收的中書郎官銜也給弄沒了。
這兩件事讓魏收很是不開心，從此兩人關系緊張，結下了梁子。當然，這些都是在魏收還沒有接到修史任務之前發生的。
問題關鍵在于，徐?的為人也有許多不足之處。首先是沒有管好身邊的人。徐?有個寵妾馮氏，“長且姣”，身材窈窕高挑，面如桃花，膚色嬌嫩雪白，在徐家比徐?的正妻地位還要高，大家都尊稱她為“成母”。馮氏不守本分，與邢邵等人都有一腿，“朝士邢子才等多奸之”。也正是憑著這種色情關系，所以馮氏作威作福，大肆收受錢財，極大地影響了朝廷風氣，史稱“風政不立”。徐?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任其所為。北齊天保五年（554年），徐?到東兗州任刺史，也帶著馮氏赴任。馮氏利用巫蠱術控制了徐?，致使徐?頭腦糊涂，很快出現中風偏癱現象。馮氏趁機大肆受賄，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最后被御史臺彈劾，詔付廷尉，夫妻雙雙被收進了大牢。
馮氏被關進監獄后，因其貌美年輕，加之之前就名聲在外，被如狼似虎的囚犯們奸污，幾乎每個囚犯都與她發生了肉體關系。馮氏后來被朝廷下詔斬于都市，尸體被支解為九段，下場十分凄慘。徐?也因疾病在獄中結束了一生。當然這是后話。
再說徐?本身也存在貪財好色等問題，史書上用“性侈，耽財色”來況之。還有一點是，徐?雖然自己升官發財，但不能關心照顧自己的兄弟姐妹，與兄弟們關系緊張，史書上稱之“于諸弟不能盡雍穆之美”。
正因為有這三點不足，所以，徐?經常遭別人背后議論。徐?也知道自己的不足，開始沒當回事，后來聽說自己的老冤家魏收要掌管國家歷史記載大權、“專典國史”，徐?有些害怕了。他害怕魏收用“惡言”來寫他，給他不好的評語，所以就立馬換一副臉孔，轉過身來，使勁拍魏收的馬屁。有一次，他瞅準了機會，肉麻地對魏收說：“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把魏收比作了編撰《漢書》的班固。
魏收已經與徐?結怨在先，根本不吃徐?這一套，當聽了徐?的吹捧話之后，故意做了一個鬼臉：“縮鼻笑之”，擠擠鼻子，聳聳肩膀，意思很清楚：你徐某人這時候來拍我馬屁，已經遲啦！
徐?看到魏收這副得意而又不屑一顧的樣子，心想完了，我死之后，魏收不知道把我寫成什么樣子呢。
徐?的擔心后來證明是多余的，因為現在我們所能看到《魏書》，幾乎沒有把徐?太當回事，我們所知道的徐?許多不足，也大多出自唐代李延壽編撰的《北史》中。
當時懼怕魏收的還有一個人，就是后來被北齊追封為神武皇帝的高歡。
據《北史》卷五十六《魏收列傳》記載，在東魏孝靜帝元善見時期，高歡被授為相國。高歡故作推讓，就讓魏收幫著起草呈文給皇帝，說自己不愿當相國。孝靜帝天平四年（537年），高歡在西門豹祠堂中宴集眾大臣，席間，對司馬子如說：“魏收為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仆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意思是說，北伐時，那些貴族們經常送東西賄賂史官，你司馬子如有沒有這樣做呀？高歡又對魏收說：“卿不要以為元康等人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趨走過日子，就認為我很勤勞，他們也很服從我。我后世的身名，都捏在你的手中了，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魏收后來又被皇帝封為著作郎、太子少傅，監國史，又參加律令的修訂，天保十年（559年），除儀同三司，后又遷太常卿、除侍中。高洋在北齊都城晉陽去世后，其謚號、廟號、陵名，均由魏收來主持議定。魏收于北齊后主武平三年（572年）去世，贈司空、尚書左仆射。北齊亡后，其墓冢被仇家開挖，尸骨被拋于原野，是否遭到“鞭尸”，不得而知。
史官一職有風險，而懼怕史官現象一直伴隨著封建政權存在著。
《舊唐書》卷八十《褚遂良列傳》記載，褚遂良在唐太宗李世民時，在朝廷任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李世民有一次問他：“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意思是說，你負責皇上的起居記錄，記錄的內容，作為皇帝的我，可不可以看看？
褚遂良說：“今之起居，古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鑒誡，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褚遂良把負責皇上“起居”記錄的官職與歷史上的“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史官職能等同起來，專門負責記錄人君的言和行，善惡好壞都要記載，目的是希望人君不要做非法的事。但他又毫不隱瞞自己的想法，告訴皇上說，之前還沒有聽說哪一位皇帝要親自審核史官的記錄。
唐太宗一聽，有點發慌了，問道：“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我如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你也要記載下來呀？
褚遂良說：“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回答得一點也不含糊，大有壓倒皇帝的氣勢。
此時，站在一旁的黃門侍郞劉洎也幫腔說：“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假如褚遂良不如實記錄皇帝的一言一行，天下老百姓也會記在心上的。
唐太宗聽了二人的話，“以為然”，覺得有道理，就很知趣地不再討論了。
唐太宗的這次君臣對話，《新唐書》中也有同樣記載。據《新唐書》卷一百五《褚遂良列傳》，當時唐太宗還向他們慷慨陳詞說：“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皇上向史官表態要好好干，這也是李世民這位皇帝的開明之處。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三《鄭朗列傳》記載，唐文宗李昂大和末年（835年），社會風氣崇尚奢侈，唐文宗本身是恭勤節儉，希望能夠改革社會風氣。一些宰臣們夸贊并安慰皇上說：“陛下節儉省用，社會風俗已經移改，長裾大袂，漸以減損。如果再命令皇室戚屬們杜絕侈靡之風，不擔心基層社會不跟隨響應。”
唐文宗說：“此事亦難做到家喻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內庫唯有二件錦袍，用金鳥來裝飾，一件是玄宗皇上到華清池沐浴湯泉時所穿，一件是貴妃所穿。當時貴重如此。如今侈靡之風甚行，這些都算不上珍貴了。我料想，當今富家往往都有。左衛副使張元昌用的唾壺就是純金制作的，昨天已經將他誅殺了。”
這時，起居郞鄭朗正“執筆螭頭下”，作現場筆錄。
等到其他宰臣們退下后，唐文宗對鄭朗說：“剛才朕與大臣們的議論，你記錄下來沒有？把記錄呈給朕看看。”
鄭朗回答說：“臣執筆所記，便被稱之為歷史。對不起，按照以往定下的規矩，帝王不可以看起居朗的筆錄。之前，唐太宗想觀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回答說：‘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看。’又，褚遂良曾經也說過：‘今之起居郞，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鄭朗用兩位前輩的話來回答皇上，意思很清楚：皇帝不可以看起居郞的現場筆錄。
唐文宗還是不放心，又說：“你剛才所記錄的，也沒有什么值得評論是非的，朕看一下，又有什么不可呢？”于是，又把那些退出去的宰臣們召回來，對他們說：“鄭朗遵守以往的做法，不想讓朕見到起居注的內容。是的，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只是擔心平常的一些閑話，并不關涉到重要事理和實質性問題，如果也記錄下來傳給后人看，心里會覺得這是一種羞恥啊。他日臨朝，希望能夠將朕的講話稍作修改，何妨讓朕看看記錄內容，以去掉那些不雅致的話。”
鄭朗見皇上當作眾宰臣們的面把話說到這個份上，“遂進之”，于是只好將記錄呈給皇上審閱。
從此以后，唐文宗對鄭朗更加重用，提拔他為“考功郎中”，過了四年，又提拔他為諫議大夫，專門負責向皇帝進諫提意見。鄭朗后官至御史大夫、禮部尚書、加中書侍郞、集賢殿大學士，在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年），進加檢校右仆射兼太子少師、上柱國。
我們再看一則宋太祖趙匡胤懼怕史官的事例。
有一次，趙匡胤在皇宮后花園拿彈弓打鳥雀，玩得興致大發的時候，有一個臣子突然跑過來說有急事求見。趙匡胤只好放下手中的彈弓，以為發生了什么大事，趕快讓那位大臣到后花園中的茶房再詳細稟報。君臣坐定后，趙匡胤問有什么要緊事。那位大臣一本正經地把事情說了一遍，原來只是宮庭中的一件日常小事。趙匡胤一聽，氣得臉色鐵青，心想你這狗奴才純粹是來搗蛋的，把我的雅興全給破壞了，厲聲責問他為什么要這樣做。誰知那位臣子不知死活，還是不緊不慢地回答說：“臣以為尚急于彈雀。”意思是說，我覺得這件事比用彈弓打鳥更急更重要。
趙匡胤本來就窩著火，發現這狗奴才竟然還敢頂撞解釋，愈發憤怒，拿起身邊用水晶制作的一只小斧頭，用斧頭柄去撞摑那位臣子的嘴巴。瞬間，那臣子兩顆牙齒被打落了，滿嘴是血。只見那個臣子忍著痛，慢慢低下頭，撿起了落在地的兩顆牙齒，小心地揣到自己懷中。趙匡胤見狀，又罵道：“你把牙齒放到懷里，是不是想告我的狀啊？”那位臣子滿口流血地回答說：“臣不能訟陛下，然自有史官書之”。意思是說，我沒有資格狀告陛下，然而自有負責記錄皇上一言一行的史官會記錄下這件事。
趙匡胤一聽“史官”二字，像唐僧念緊箍咒一樣靈，頭腦一下子冷靜多了，立馬對那位臣子和顏悅色起來，令人拿來黃金和絲織品來安慰犒勞他。這場皇帝打人的風波雖然平息了，但還是讓史官給記錄傳載了下來。
這就是史官的威力，更是史官“書法不隱”的魔力所在。史官“書法不隱”及其傳統，猶如懸掛在封建王朝上空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令封建統治者們不得不謹言慎行，去力爭多做有利于國家、民族和人民大眾的事。
束有春
2022年7月19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