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蒔秧要唱蒔秧歌，兩腿彎彎泥里拖。背朝日頭面朝水，手拿仙草蒔六棵。”這是一首流傳于江南沙上的蒔秧山歌。山歌響起，一股濃釅的鄉愁，止不住漫延開來。
我出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經歷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經濟年代。在兒時的記憶中，每年夏初“雙搶”來臨，便會在布谷鳥的鳴唱里，遇見非常壯觀的蒔秧景象。水田里，人影稠，眾聲喧，秧兒蕩，水汪汪。在生產隊長的統籌安排下，除年老體弱的社員負責拔秧、不會蒔秧的男社員負責挑秧外，其余青壯社員全都下水田蒔秧。
一切準備停當，伴著生產隊長一聲“開工”的號令，二三十位站成雁陣，原本嘻嘻哈哈、互相打趣的青壯男女社員立馬鴉雀無聲，打響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斗。彎腰低頭背朝天，眼疾手快腿后挪。左手分秧，右手蒔秧，節奏輕快，你追我趕，猶如在舞臺上表演一出集體舞，而“撲、撲、撲”的擊水聲，則成了美妙的伴奏。其間，負責挑秧的男社員，頸上掛一塊半干半濕的毛巾，哼唱著自編的挑秧號子，在田埂上來回穿梭：“吆嘿！一聲號子震天響哎！秧苗到來手弗停呀！又快又好不馬虎哎！秋后好收萬擔糧呀！……”有人把捆扎好的秧苗拋向田間，因用力過猛，濁水污泥濺在某位女社員的屁股上，霎時，笑聲四起。生產隊長和會計手持長竹竿，負責檢查蒔秧的質量，看秧苗蒔歪了還是蒔斜了、蒔多了還是蒔少了、蒔深了還是蒔淺了……嚴格標準，決不含糊。倘如遇見不達標的，翻工、扣工分不算，免不了還要呵斥一通。不一會兒功夫，白茫茫的一大片水田，被巧手編織出一方整齊的綠毯。綠油油的秧苗，一行行，一列列，橫平豎直，整齊劃一，儼然列隊出征的戰士。
那時候，人民公社、縣政府在蒔秧季經常組織蒔秧大賽，給予優勝者工分獎勵的同時，還給他們頒發印有“蒔秧能手”紅字的熱水瓶、臉盆、茶缸等獎品，讓蒔秧能手們倍感榮耀。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改革春風吹遍神州大地。國家在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我家分得了四畝半承包地。自此，除草、割麥、脫粒、蒔秧、施肥、撿稻穗、打農藥等填滿了我的少年生活，成了課余生活的全部。于我而言，在所有的農活中，蒔秧是最苦最累的差事，不僅耗費體力，而且考驗耐力。夏天到了，在外打工的父親抽空回家，把水田耥好后，便把拔秧、蒔秧的活撂給了我們母子三人。那年，我13歲，弟弟10歲。
炎炎烈日下，母親負責拔秧，我和弟弟負責蒔秧。剛開始時，在那爛乎乎的水田中，秧苗怎么蒔都蒔不好。手指抽出時，蒔下去的秧苗屢屢被帶了出來。好不容易蒔成一行，也大多東倒西歪，看不順眼。母親見了，停下拔秧的活，邊示范邊給我們講解。持秧苗的左手，不能拽太緊，得保持放松狀態。在拇指、食指和中指的協調配合下，掭出五六根秧苗。右手接過后，拇指挾緊，食指和中指并攏伸直，緊貼苗根，快速下插，使秧苗直立于水田。切不可用大拇指代替中指和食指蒔秧。否則，蒔下的“煙桿頭秧”（指攔腰蒔入泥土、根梢朝上的秧苗），必定會爛秧、缺棵；秧苗必不可傾斜著蒔下泥土，否則會成“面水秧”（指斜插泥土、貼近水面的秧苗），遇到大水或大風，必然出現倒伏、爛苗。蒔秧時，眼睛要盯牢行與行、株與株的間距，橫豎都要對齊，切不可“前清后白”（指前三棵秧擠在一起，后三棵秧間距過大）。——此正是俗話所說的“蒔秧看上埭”。
經過四個下午加黃昏的苦熬，我家的四畝半水田，在沒請幫工、不誤農時的情況下，蒔上了秧苗，鄉親們紛紛點贊：“這兩個孩子真了不起，將來定有出息！”母親聽了，淺淺一笑。她以她獨有的方式，給兩個兒子上了一堂“身泡稻田水，方知粒粒苦”的人生課。
“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凈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布袋和尚《插秧詩》）少年蒔秧的經歷，為我注入了“勞動吃苦”的“成長養分”，擁有了更多抵御風霜的能量。現如今，土地流轉，規模經營，農活由職業農民干，全程機械化作業。原先的農民漸漸退隱，蒔秧成了陳年舊事。如此，我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也就缺失了接觸土地和農作物的機會。他們知道稻谷是怎么長的，米飯是怎么來的嗎？……
時間過得真快，一晃，我離開家鄉、疏于農活已有三十多年了。少年蒔秧的經歷，讓我明白，人可以遠離農活，但不能忘記農民；人可以遠離家鄉，但不能忘記那片生養自己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