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17日 1版《新華日報》關于民主建國會成立的報道；
1946年4月10日，九三學社在《新華日報》發表對東北問題的意見；
1946年5月6日，《新華日報》刊登《九三學社開成立大會》消息……
在歷史的長河里，《新華日報》恰似一把火炬，又如同一個舞臺，先后直接或間接推動中國民主建國會以及九三學社的成立，并為各民主黨派發聲提供暢通的渠道，見證著多黨合作的輝煌歷史。
九三學社的籌建、成立，《新華日報》留下了珍貴的歷史存照。
“1945年9月3日，日本簽字投降正式生效。就在這舉世慶祝的一天，九三學社的前身‘民主科學座談會’舉行擴大座談會。” 九三學社江蘇省委副主委蒯建華告訴記者，就是在這次會上，決定以九月三日這個日子給組織命名，稱“九三座談會”。
九三學社江蘇省委副主委蒯建華 張琦 攝
之后，在中共領導人，也是新華日報主要領導人周恩來以及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幫助下，在九三學社主要發起人之一潘菽介紹之下，盧于道、梁希、金善寶、涂長望、謝立惠、干鐸、李士豪等科技界人士先后加入了“九三座談會”。
“有意思的是，時任《新華日報》社長、被稱為‘中共第一報人’的潘梓年和親兄弟潘菽、潘美年以及堂兄弟潘漢年等潘氏兄弟，都為新中國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蒯建華說。
時間來到1946年，新年剛過，1月9日出版的《新華日報》刊載了一條消息，標題為《政治協商只許成功——學術界舉行九三座談會，決定籌組九三學社，聲援政治協商會議各代表，完成歷史任務》。
1946年1月9日新華日報二版《學術界舉行九三座談會 政治協商只許成功》的消息
報道指出，此次座談會首先檢討新疆問題，其次交換政治協商會議意見，發言踴躍，一致認為，政治協商會議必須完全公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最后決定推褚輔成、許德珩、張西曼等籌組九三學社，聲援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各代表，完成他們所負的歷史任務。
座談會召開的日期是1946年1月6日，通過《新華日報》的這則報道，“九三學社”的名稱首次見之于世。從這條簡短的消息可以看出，九三座談會的召開，實為形勢所迫，因為就在四天之后的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就要開幕了。
“九三座談會之所以選擇此時召開，并決定籌組九三學社，就是希望來之不易的團結局面不要破壞，希望政治協商會議能夠開好，取得成功。”蒯建華表示，在這決定國家命運的關鍵時刻，流寓重慶的科學文化教育界人士，再也不能置身事外，他們迫切希望喊出自己的聲音，并且決定組織起來，采取行動，聲援政協代表。
就在政協會議召開、會上充滿分歧和斗爭的情況下，1月18日，九三學社籌備會再次發聲，對政治協商會議提出了關于開放政權、民主與自由權利、停止軍事沖突等九條意見，發表于報端。并且再次強調，政協會議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敗則混亂分離”，“置國家于萬劫不復之境”，后果不堪設想。
1946年2月10日，重慶各界在較場口舉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由于國民黨特務的破壞，發生“較場口事件”
記者注意到，九三學社籌組期間，還多次在《新華日報》發表政見，申明立場。例如，1946年2月10日，在重慶較場口舉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時，國民黨特務暴徒數百人，有計劃有組織地搶占會場前排坐位和主席臺，主席團和群眾被打傷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舉國矚目的“陪都血案”。
“為了民主，為了正義，你們受了傷，流了血，但你們所受的傷所流的血，是有代價的……”事發之后，九三學社籌備會派人慰問受傷進步人士并發表談話，談話在1946年2月14日的《新華日報》發表。
“九三學社于五四紀念日下午三至七時開成立大會……”1946年5月6日，《新華日報》刊登的一則消息，宣告經過數月籌備，1946年5月4日下午三點，九三學社成立大會在重慶青年會大廈召開。褚輔成、盧于道、黃國璋、許德珩、稅西恒、潘菽、黎錦熙、涂長望、吳藻溪等五十余人出席，會議推舉褚輔成、許德珩、稅西恒為主席團成員。
與成立大會消息一并刊登的，還有會議通過的《九三學社緣起》《成立宣言》《基本主張》《對時局的主張》等。至此，九三學社正式踏上中國的歷史舞臺。
“黃炎培、胡厥文、李燭塵、章乃器、黃墨涵、彭一湖、施復亮等發起的民主建國會，已于昨天（十六日）下午一時在西南實業大廈舉行成立大會……”1945年12月17日，《新華日報》刊登了民主建國會成立的消息。
如今再看這段數百字的消息，隨之掀開的，是一頁特別的歷史。1945 年 12 月16 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新華日報》的努力下，中國民主建國會在重慶成立。周恩來說：“1941 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攏我們，1945 年民族資產階級也靠攏我們了。”
民建江蘇省委副主委常本春 張琦 攝
“民建的成立，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背景。中國的民族資本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下艱難地成長起來的。” 民建江蘇省委副主委常本春說，抗戰勝利后，在中共和平民主政策的影響和具體幫助下，以黃炎培為首的中華職教社和以胡厥文為代表的遷川工廠聯合會以及與他們相聯系的文教界上層知識分子和民族工商業者，醞釀成立了代表他們利益的這個政治性組織。
民建成立時，并沒有取得當局的認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會公開。因此舊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時，民主建國會并沒有正式代表參加。黃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參加的，李燭塵則是以社會賢達身份參加的。
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國會舉行招待會。圖為參加招待會的各方面人士的簽名。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前兩天，即1月8日，民主建國會舉行政協代表、各界名流和新聞記者招待會，公告民主建國會的成立，散發了政綱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協商會議提出了《八點意見》，這是民主建國會登上政治舞臺的第一步。
招待會召開隔日，1946年1月9日出版的《新華日報》二版醒目位置，刊登了《支持政治協商會議 中國民主建國會招待各代表》的消息，從消息內容來看，這次會議主張在1月10日的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前，內戰要先停止，人民的基本自由必須迅速獲得。
參加招待會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對民建八點意見給予了肯定。他說：“民主建國會對協商會議的初步意見，首先在《新華日報》登載，可見我們對貴會的態度。”
董必武在會上表示：“貴會所提的意見，大體與本黨向協商會所提出的相同。至于具體意見如‘組織顧問團’問題，我們也同意。”
民建召開會議 多方及社會名流代表參會
“其他如‘須有廣大民意的反映’，我們也贊同，因為會議本身很狹小，一切的決定都要人民支持，如果沒有人民支持，即使決議是好的，也不易實施，壞的更不必談了!希望協商會的議決公諸社會，得到群眾的批評。”董必武當即安排《新華日報》對《民主建國會向政治協商會議提供初步意見》全文進行了刊載。
“民建始終與中國共產黨保持一致，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著英勇的斗爭。”常本春說，由于抗戰勝利后政治形勢的變化，國民黨政府遷返南京，1946年2月24日民建重慶分會正式成立。
此后，在重慶的和平民主斗爭，如舉行李公樸、聞一多追悼會，揭露蔣介石法西斯暴行，聲援學生運動，發動宗教界舉行祈禱和平大會等，都是在中共地下黨領導或影響支持下，民建重慶分會聯合其他渝地政團協力進行的。民建始終以民主和建設為宗旨，與中國共產黨和各界人士一道積極投入到反內戰、保和平的民主斗爭中，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其他如‘須有廣大民意的反映’，我們也贊同，因為會議本身很狹小，一切的決定都要人民支持，如果沒有人民支持，即使決議是好的，也不易實施，壞的更不必談了!希望協商會的議決公諸社會，得到群眾的批評。”董必武當即安排《新華日報》對《民主建國會向政治協商會議提供初步意見》全文進行了刊載。
“民建始終與中國共產黨保持一致，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著英勇的斗爭。”常本春說，由于抗戰勝利后政治形勢的變化，國民黨政府遷返南京，1946年2月24日民建重慶分會正式成立。
此后，在重慶的和平民主斗爭，如舉行李公樸、聞一多追悼會，揭露蔣介石法西斯暴行，聲援學生運動，發動宗教界舉行祈禱和平大會等，都是在中共地下黨領導或影響支持下，民建重慶分會聯合其他渝地政團協力進行的。民建始終以民主和建設為宗旨，與中國共產黨和各界人士一道積極投入到反內戰、保和平的民主斗爭中，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通過《新華日報》開展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是毛澤東、周恩來賦予報館全體人員的一項重大任務。由于黨在國統區的組織是秘密的，利用報紙這個合法的輿論陣地，發揮它的宣傳者、組織者的作用，來團結左派，爭取中間派，分化、孤立右派，鞏固擴大統一展現，尤為重要。
除了九三學社和民建的成立離不開南方局以及《新華日報》的努力和推動，中國民主同盟會的成立和上述二者之間，也有一段特別的緣分。
1939年10月，在董必武的積極推動下，參加國民參政會的一些熱心國是，贊成中共“團結抗戰”方針和主張實施憲政的人士，包括沈鈞儒、鄒韜奮、張瀾、黃炎培、梁漱溟等，發起組成了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統一建國同志會”。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人中，不乏常常在《新華日報》發表政見、刊登文章的人。
1940年5月，周恩來向南方局和《新華日報》的人員傳達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要加強中間勢力的工作，并親自和沈鈞儒等中間派負責人士談話。從“統一建國同志會”到“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再到“中國民主同盟”，到1944年，中國民盟已經成長為除國共兩黨之外最具影響的一個黨派。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愛國統一戰線的民主黨派和有關人士提供發聲渠道，《新華日報》總是不吝紙墨。這里，就不得不提到1942年誕生“友聲”專欄。
“我今日卻甚愿《新華》，假使可能的話，肯在此作一度地公開的聲明，再確定一個公開的園地。”《新華日報》創刊4周年時，時任民盟中央常委張申府撰寫文章熱情贊美新華日報是全國最好的報紙，并希望《新華日報》能給共產黨以外的愛國人士一個說話的空間。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1942年起，《新華日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接受了張申府的意見，開設《友聲》專欄，確定要“把黨報變為容許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說話的地方”，先后刊載過不少民主黨派人士、進步學者等人士的文章，對于推進愛國民主運動起到很大作用。
1942年2月20日，《友聲》專欄首次出刊時，周恩來以編者的名義親自撰寫了一段前言，說明專欄的意義：“本報特辟‘友聲’一欄，歡迎各方面朋友，對于各種問題，提出真知灼見，賜予本報發表，以便公開討論，這就是本報的嚶嚶之鳴，想為讀者諸君所樂于贊助的罷。”
據記載，《新華日報》自1942年到1945年刊載的各類文章多達200多篇，利用“友聲”開辟了新的戰線，在當時國統區很受民主愛國人士的歡迎和重視，擴大了該報在中間黨派中的影響力，將自己變成一切抗日力量的喉舌，在國統區向全國傳播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聲音。
從內容上來看，“友聲”專欄所發表的內容，多是中間黨派人士和無黨派愛國人士對社會問題的具體意見，話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多個方面，文章作者來源大為拓展。
1944年9月12日，“友聲”發表張申府的《我們為什么要民主和自由》，這篇文章大大激發了中間黨派爭取政治民主的斗爭熱情。接著，“友聲”又發表了鄧初民的《論民主政治的研究法》、朱麓陽《我們的呼聲》等文章，均受到關注和熱議。
友聲 我們為什么要民主與自由
民主黨派擅于獻智獻策共謀發展的優勢，從那時起便可見一斑。對于抗戰時期社會生產水平下跌、人民生活質量下降的狀況，《戰時工業·戰后工業·戰時財政》《談談興辦小工廠的幾個技術經驗》《確定花紗布的自給自足政策——天氣多么冷啊，我只要買一張平價布》等文章在“友聲”陸續發表，對社會問題提出不少真知灼見和有益參考。此外，在文化、醫療、反法西斯等話題上，中間黨派亦筆耕不輟，貢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質量“發聲”。
透過這一頁頁早已泛黃的老報紙，記者深刻感受到，“友聲”專欄的“嚶嚶之鳴”踐行著抗戰、民主、團結這個時代主題，使黨外人士與中國共產黨逐步成為親密與共、合力抗戰的親密戰友，從而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向了空前的廣度，其致力于抗戰事業的功績將永載史冊。
總策劃：雙傳學 顧雷鳴
執行策劃：王曉映
記者：林元沁
視頻：張琦
歷史顧問：趙劍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