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產觀察】“蘇式江南文化”生活方式與鄉村美學探索
—— “五種江南文化模式”研究
□ 張鴻雁（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江蘇揚子江創新型研究院院長、江蘇城市經濟學會會長）
江南文化的魅力在于文化創新和“文化自覺”，創造了獨立的、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也是人們向往的一種江南生活方式和生活美學，其中具有典型性文化意義的是“蘇式江南文化”。以蘇州為代表的“蘇式江南文化”是中國近代江南鄉村美學及鄉村文化產業振興的發源地和創新地。在現代化進程中，從中國文化根柢的再建構、再創新角度來看，作為江蘇應該敢于有這種文化創新的擔當！
之所以如此說，主要是因為“文化自覺”概念是由出生在江蘇蘇州的費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從1936年開始，費先生在蘇州吳江開弦弓村陸續開展了十幾次調研，創作了《江村經濟》，人類學家馬林諾斯稱其為“將被人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研和理論工作中的一個里程碑”。此后，費先生提出了鄉村“文化自覺”主張，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更值得我們重視和為之大力推廣、呼號的是，費先生在1990年提出的著名觀點“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從中我們可以這樣說：近代“蘇式江南”鄉村美學與鄉村文化振興緣起于蘇州開弦弓村。
一、多類型的文化——“五種江南文化模式”
在文化長河中，江南是一個自然地理區域——長江以南，亦是一個行政上的、社會結構意義上的、政治區域上的、文化意義上的多類型文化的空間組合，而其中的文化主脈是相通的，江南文化在整體上是中國文化底色的一種集中表達。
有《史記》以來，“江南”一詞就因長江流域的開發而越來越富有文化和人文區位價值。古代的大運河開發，江南溫和的氣候，加上耕讀人家的地域文化風格，可謂人杰地靈，鐘靈毓秀。唐朝官方將江南作為行政區域的名稱，唐太宗曾將領土分為10道，其中便有“江南道”，此后“江南道”的所轄范圍和名稱歷經多次演變，此不贅述。
文化上的“江南”既是超越自然空間的“文化區”，更是心理上的“文化區”，是深層次的“鄉土文化區”。唐、宋、明、清時期以降，江南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獲得諸多文人雅士的青睞，至此江南成為中華文脈最為昌盛的人文區位。
文獻和詩書中的江南，展現了一種“飯稻羹魚”“火耕水耨”的生活樣態，也延續了蘇南世家大族家譜中的“木本水源”和“書香之家”的肥沃土壤，是一種源于自然生活又高于自然的審美精神和詩性氣質，可謂“粗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在某種意義上表達了一種更高層次的自我探尋和自我實現。從某種意義上講，讀懂蘇州，就讀懂了江南，特別是“蘇式江南”……粉墻黛瓦神州底色，吳歌昆腔華夏聲音。
在富庶繁華、溫婉柔情的外表下，“蘇式江南”蘊藏著“上善若水”的柔情和“天行健”自強不息的文化氣質。在賞析江南詩歌的內涵中，可以看到，蘇州既有“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的嫵媚，亦有“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的豪情。在研讀江南文化的過程中，我們熟悉了無數江南名士……這一切，已交織成一種文化定式——江南成為許多人向往的地方。一種意境，一種詩情，一種畫意，蘊含在山山水水之中，纏綿在雨露嵐霧中，描繪出禪意般的美麗……
江南文化作為廣義的地域文化，在不同區域和空間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質和“地點精神”。理性意義上，江南雖然也有著某種同一性文化表征和基本的地域范疇，但是，傳統意義上的江南文化，內部不是“鐵板一塊”，有本質的同一性，又有多類型文化的差異性。當然，江南文化必然是一個多類型化的“文化區”；必然是由有著不同“文化特質”的“文化叢”，不同文化差異的“文化叢”，組成的一個個具有共同區域、地理、人文特點的“文化圈”，進而組合演化為一種“江南文化模式”。但是，經過深入研究不難發現，江南文化基本分為：一是上海為代表的“海派江南文化”，二是安徽皖南為代表的“徽派江南文化”，三是浙江部分地區的“浙派江南文化”，四是江西的“贛派江南文化”，五是江蘇蘇州為代表的“蘇式江南文化”。大體上說，江南文化在同一性的基礎上，是由五個有明顯特色的文化類型組成，或曰“江南五種文化模式”。
意象中的江南——通過簡單的大數據梳理，傳統區域中的江南文化，已經沉淀為某種文化屬性的類型化存在樣態，既有特殊符號化的表征，又有一般意義上的不同文化屬性，這五種江南文化區別是：1、不同的自然空間，2、不同的集體記憶，3、不同的地點場域精神，4、不同的原鄉文化，5、不同的人文區位，6、不同的風俗人情，7、不同的日常習慣，8、不同的人情世故，9、不同的飲食構成及偏好，10、不同的時尚格調，11、不同的語言特質和方言……
通過大數據分析，可以看出蘇南、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的江南文化不同文化符號化的表現以及構成的文化符號簇群。我們強調江南文化類型之一的“蘇式江南文化”的要素特質，旨在說明以蘇州文化為代表的“蘇式江南文化”的“文化區”模式和類型。
在文化地理學上，“文化區”有兩種形式，一是有行政范圍的文化區，如某省、某市的文化，有行政邊界作為區分；另一種是無行政邊界的“形式文化區”，往往是以某種流行時尚區、一種或多種文化行為禮儀認同區、或以某種特定的語言語調流行區、或以某種流行的鄉土音樂為代表形成的“文化區”等，如蘇南某地流行的“跳舞猖”，在南京的高淳、溧水；常州的溧陽、金壇；在安徽宣城的郎溪、廣德以及無錫、蘇州的部分地區都有文化遺存流傳。
當你深入某一“文化區”進行深入研究時，你會發現蘇南文化有著本質上同一性的“文化類型”表現，而且有長久文化脈絡的一致性、根柢性和強烈的認同性。即以江蘇長江南岸及太湖文化圈為主要地域，已形成以蘇州為代表的“蘇式江南文化區”，在田野調查中，這一帶的人都自覺不自覺地說自己是“蘇南人”或“江南人”，“蘇式江南文化”的自我認同度非常高。
當你深入“蘇式江南文化”某一“文化區”進行深入研究時，你會進一步發現，“蘇式江南”的典型性被更多的人認同。和北方的粗獷相比，“蘇式江南”表現出極強的地域文化特色：精致的生活空間、精致的生活方式……這里沒有宏大的敘事方式，而是從精致中顯現“蘇式江南”。
“蘇式江南文化”根植于中華文化主脈，在時空的變化中不斷發展，呈現出“無邊界的、流動的”人文魅力和美學精神，它代表中國人對美好、精致、高雅生活的向往。
之所以強調要把江南文化作為“文化類型化（cultural taxonomy）”來研究，是從哲學與美學意義上對江南文化的高度認可。“類型化”的分析有助于提高我們對“文化區”“文化模式”“蘇式江南文化”發展與創造的規律性把握。
二、“蘇式江南”前提下的“文化類型區”特質隱喻
“蘇式江南文化”與其他類型的江南文化可比的內容不勝枚舉，這里僅從生活樣態的角度來看：“蘇式蘇樣”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符號、一種類型和一種象征。從一種極簡的角度認識，把江南文化分為“五種文化類型”本身便是一種文化創新。
自唐以來，以“蘇意”“蘇樣”“蘇作”為代表的“蘇式江南文化”曾引領華夏風潮，在發展中不斷創新，蘊藏著高雅的、與時俱進的中國文化韻味，是東方美學的代表之一。
蘇州，從春秋的“闔閭大城”，到唐朝時的“江南唯一雄州”，從明代的“天下四聚”，到曹雪芹筆下“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無不體現了蘇州“中華文化守望者”的價值。
吳冠中說：“我這一生， 總在陸陸續續畫江南……”他的畫作中的“蘇式江南”，就是人們生活中的江南美好。江南文化的偉大價值之一是，一直比較完整地保留了江南鄉村美學，“蘇式江南”的生活美學，耕讀人文的價值美學，并給人們勾畫出“蘇式最江南”的生活方式，也表現了“蘇式江南美學”的擔當。如蘇州狀元文化甲冠天下，科舉施行期間，蘇州狀元共有51名，或有族內連番鼎甲的現象，堪稱奇跡。
隨意從“蘇式江南文化”中勾連點滴，可見其現代性的文化建構：蘇州吳中區出臺許多鼓勵民宿發展的政策，引領旅游業從“農家樂”逐步升級，倡導民宿向集聚化、品牌化和個性化發展。現在，吳中區共有千余家民宿、備案旅游民宿299家，形成了數個民宿集聚區，成為吳中區甚至是蘇州市生態旅游、鄉村旅游的新引擎——展示了全球化鄉村美學的價值。
南京江寧“美麗鄉村”覆蓋率已達76%，20個鄉村被評為中國最美鄉村，33個鄉村被評為江蘇省省級美麗鄉村，5個鄉村被評為江蘇省特色田園試點村，116個鄉村被評為南京市美麗鄉村，江寧區鄉村旅游在“五朵金花”帶動下，已形成全域“金花朵朵”。蘇州昆山大力實施“文旅融合”推進“美麗鎮村”建設，以鄉村文化旅游的標準打造“美麗鄉村”，推動“美麗鄉村”產生“美麗效應”，在社科院2020年公布的《全國縣域經濟綜合競爭力100強》中位居首位。常州溧陽“1號公路”是江蘇省第一批旅游風景道，年吸引600多萬游客，實現農旅總收入40億元，拉動5.4萬農戶增收。
多元的江南文化，構成江南文化世界，而這個世界一樣是百花齊放，也體現了現代意義上“全球化鄉村”的時代價值。
三、“蘇式江南”：開弦弓村是近代中國鄉村美學的發源地
在鄉村振興——“再地方化”的圖景中，全球化中的城市化將城鄉關系裹入更復雜的境地，處于節點位置的鄉村地方行動者參與全球生產網絡的響應，被概念化為“全球鄉村”，使原來封閉的鄉村以鄉村特色產業形態參與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帶來鄉村振興經濟的“文化反哺”。
以蘇州吳江的“江村”（即開弦弓村）為樣本，來研究“蘇式”江南美學建構的路徑。上世紀三十年代，費孝通先生就在江村進行了實際調研，對江村的鄉鎮工業、居民生活方式和小城鎮發展等進行系統研究，費孝通先后探訪江村26次，開啟鄉村的文化自覺，并在發展中付諸實踐。開弦弓村村民也在費孝通的指引下獲得物質和精神文化的雙重富足。1981年費孝通因此榮獲人類學科最高榮譽“赫胥黎獎章”。
從江南鄉村美學創新的角度講，至少有三個第一：一是地方性文化自覺。以江村為首的蘇南鄉村，建構了“蘇式江南文化”鄉村的剪影。二是全球性的文化識別。江村是世界認識中國鄉村的窗口。它的價值在于費先生所倡導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美學理念，開創了我國鄉村變遷研究范式。三是時代性的文化自為。江村是中國近代首個探索現代化、探索鄉村文化自覺和江南鄉村美學的村莊。國人創造了江南文化，江蘇人創造了“蘇式江南文化”，現在我們要創造新時代的江南文化，使其成為未來人類的集體記憶。基于此，我們在江村進行了深入規劃，賦予其特色定位：即產業美、文化美、生態美、環境美、生活美、鄉風美，強調打造“三產聯動”“三生融合”“產城融合”的示范區，也是“六次產業”革命的文化融合和文化自覺的創新。
費孝通創作了社會學名著《江村經濟》。我們則以“鄉村文化自覺”概念為基底，提出“鄉村文化自為”，指出江村的文化價值兼具地方性、全球性、時代性，是“蘇式江南文化”“最江南”文化符號之一。同時建議對江村進行更深層次的規劃，福民富民，實現鄉村文化資本的再生產。
近代的鄉村文化自覺從開弦弓村開始，這一文化資本應該進行進一步的“文化資本再生產”，而“蘇式江南”應成為中國鄉村現代化的典范。
【智庫觀點】激發長三角萬億級城市群文化消費活力
□ 張蘇秋（中國傳媒大學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副教授，南京大學長三角文化產業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發展壯大城市群和都市圈，推動城市群一體化發展。2020年全國23個城市GDP超過萬億元，其中長三角地區占8個，分別是上海、蘇州、杭州、南京、寧波、無錫、合肥和南通，且GDP總量達13.5萬億元，占全國比重為13.29%。這意味著，長三角地區具有發展萬億級城市群的天然基礎。立足“十四五”發展城市群戰略規劃，發揮長三角地區萬億級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先發優勢和產業資源、資本和勞動要素的地理集聚優勢，有助于激發長三角地區文化和旅游市場消費活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和構建內外雙循環經濟新發展格局。
發揮長三角萬億級城市群經濟社會發展優勢
長三角地區萬億級城市群具有經濟社會發展的先發優勢。長三角地區是中國近現代工業化發祥地，率先實施產業數字化、現代化轉型。其一市三省經濟發展體量大、產業創新能力強、工業化和信息化水平高、社會開放程度高、文化底蘊厚、自然生態環境好，無論是在科技創新還是在人文都具有其他地區難以比擬的先發優勢，且在長期區域發展中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應和帶動作用。近年來，在《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指導下，長三角一市三省為打造全國重要的創新策源地，不遺余力地加大區域間合作。通過共同打造的長三角科技資源共享服務平臺、共建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等等，為資源互換、產業創新鏈一體化提供了基礎，逐漸形成區域文化共通、要素共享、產業共建、政策共商的一體化、城市群協調發展的新局面。
此外，長三角地區萬億級城市群具有產業資源、人口要素的地理集聚優勢。不論是軌道交通，還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長三角地區相對較為完善，是全國物流、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源的重要集散地。如上海市是全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在“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28）”中上海位列第三；在國家設立的電子商務示范城市中，長三角地區有十三個城市率先入選；全國快遞業務量排名前50的城市中，長三角地區占1/3以上，共17個；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人才核心區之中，長三角人才數量最高，占全國比例近20%。
因此，長三角地區萬億級城市群率先積累了經濟發展的規模優勢。截至2020年末，長三角地區已經產生了8個萬億級城市，其中GDP排名前十的有上海、蘇州、杭州和南京，區域經濟規模進一步擴大。有研究顯示，近年來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的中心極化趨勢在不斷減弱，尤其是江浙滬一市兩省的差距幾近于零。[1] 這就意味著，長三角地區已經逐漸由區域中心城市主導模式轉向區域萬億級城市群協同發展模式。
繁榮區域內外雙循環的文化消費市場
激發長三角萬億級城市群文化消費活力，繁榮區域內外雙循環的文化消費市場，根本要繼續夯實長三角一市三省的區域協同效應。一是要消除長三角區域內文化消費市場壁壘，避免虹吸效應，暢通文化旅游產品和服務的區域內循環。在此基礎上，強化與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經濟區等區域聯動，由點及面，分步驟地實現文化和旅游產品和服務的走出去，實現長三角區域外更大范圍的循環。二是要建立長三角地區標準化、統一化的一站式人才服務平臺，幫助文化和旅游相關人才和企業家落戶長三角萬億級城市群。探索建立適合文旅類人才發展的彈性戶籍制度，以眾創空間、文化街區為空間載體，建設區域間人才集聚試驗區。三是充分挖掘區域內外文化和旅游遺產資源，讓能夠喚起消費者文化認同的符號、故事、形象、建筑、價值觀、生活方式等為文旅產品和服務的生產開發賦能，通過文化產品生產和旅游開發為長三角地區政治和經濟塑造文化景觀，消除區域間文化距離，促進區域一體化協同發展。
激發長三角萬億級城市群文化消費活力，繁榮區域內外雙循環的文化消費市場，重點要利用長三角萬億級城市群的先發優勢，創新優質文化和旅游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一是在城市文化旅游資源利用與項目開發方面創新。注重將傳統文化遺產和新興文化業態相接合，更大程度上發揮文旅產業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以數字文化產業為抓手推動文旅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二是要以人民為中心，深入開展文旅市場調研。在了解不同階層、身份、背景消費者的潛在需求基礎上，厘清文化消費主體迭代和升級的多元化特征。既要在收入、稅收、社保等制度方面增加人民的獲得感，提高人民的文化消費能力，又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去產能、補短板，分級、分類、分區地開發生產消費者喜聞樂見的文旅產品和服務，既要讓消費者消費得起，又要讓消費者消費得好。三是率先深化實施文化消費試點，在發放文化消費券、舉辦文化產品和服務促銷活動、辦理文化消費惠民卡等措施之外，從積極推廣、教育培訓、示范引導等方面提升消費者文化素養，培養居民文化消費習慣，構建懂文化、愛文化、文化生活豐富的美好生活方式，使文化消費成為新的社會風尚。
激發長三角萬億級城市群文化消費活力，繁榮區域內外雙循環的文化消費市場，關鍵要利用長三角萬億級城市群的集聚優勢，擴大文旅產品和服務市場的集群效應。一是建立長三角萬億級城市聯盟，構建長三角文旅產品和服務交易平臺和文化消費集聚區，縮小區域間制度壁壘和交易成本。二是發揮第三部門協同監督管理作用，探索建立長三角萬億級城市群文旅市場自組織機制。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作用，鼓勵生產要素和產品服務的自由流動與公平競爭，暢通市場競爭機制下的優勝劣汰，同時嚴懲盜版侵權和行業壟斷行為。三是正確認識集聚優勢下的外部規模經濟特征，防止文旅資源錯配，警惕集聚不經濟情況的出現。這就要轉換思想，不以一味追求規模體量的粗放型發展模式為圭臬，而以多元并蓄、創意創新的集約型經濟為目標，保障長三角萬億級城市群文化消費可持續性發展。
[1] 劉天宇 長三角城市群人口、經濟規模分布與產城人融合發展研究[D] 蘇州大學，2020：61
本欄目由南京大學長三角文化產業發展研究院供稿
【“數”讀】數說江蘇文化產業“這十年”
□ 新華日報全媒體記者 周 嫻
江蘇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及占GDP比重 2008年—2019年
江蘇規模以上文化企業數及從業人員數 2019年—2021年
江蘇各設區市文化產業增加值及占GDP的比重 2019年
文化大省如何加快建成文化強省？十年來，江蘇用實實在在的業績給出了答案。
2009年，江蘇文化產業增加值1065億元；2019年，江蘇文化產業增加值達到4834.2億元，緊隨廣東，位居全國第二；2021年前三季度，江蘇8403家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產業實現營業收入8847.2億元，同比增長20.5%。這一個個搶眼的數字，一張張驕人的圖表背后，閃動著江蘇近十年文化發展的諸多亮點。
文化產業增加值10年翻了近五倍
用“加速度”一詞概括近十年江蘇文化產業的發展，一點不為過。2009年，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南京會議”推廣“江蘇經驗”后，江蘇文化產業異軍突起，實現“驚人一躍”。這一年，江蘇的文化產業增加值首次破千億大關，達到了1065億元，直追廣東，名列全國第二。
接下來的突破快且頻繁，文化產業增加值從1000億元到2000億元，用了3年；從2000億元到3000億元，僅用了2年；從3000億元到4000億元，用了3年；2017年，江蘇文化產業增加值已突破4000億元大關，2019年，江蘇文化產業增加值達到了4834.2億元。2021年前三季度，江蘇8403家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產業實現營業收入8847.2億元，同比增長20.5%。從2009年至今，江蘇文化產業增加值在全國各省市中僅低于廣東，位列全國第2位。
隨著文化產業增加值快速提升，其占GDP的比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穩步提高：2009年3.1%、2019年5%，年均提高0.2個百分點。在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江蘇的文化產業甚至跑贏了“大盤”，逐漸成長為江蘇支柱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十四五”期間，江蘇90個重大文旅項目投資超萬億，也對文化產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力爭達到6%，努力成為全國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先行區。
規模以上文化企業的發展，是一面“鏡子”，折射出文化產業區域發展質量。自從2012年開展規模以上文化單位認定之后，江蘇規模以上文化企業迅速增長，僅五年時間增加了3489家，到2017年，全省文化產業法人單位超過10萬家，其中規模以上文化企業有7884家。2021年前三季度又創新高，達到8403家，規模以上文化企業的從業人員超百萬。
不斷深化的文化體制改革，使得江蘇文化企業實現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整合，社會資本大規模進入，民營文化企業和小微文化企業快速發展，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2012-2017年，我省中小型文化企業由7.2萬家發展到11萬余家，占全部文化企業的93%以上。盡管營收只占全部文化產業的四分之一，但在吸納就業上發揮著獨特優勢，2017年江蘇中小型文化企業從業者有97.9萬人，占全部文化企業的一半，是社會發展的“穩定器”。據統計局數據，2020年，江蘇3萬多家文化產業法人單位，70%來自民營企業，創造的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全省半壁江山。
新興產業的貢獻率逐年增高
從文化產業組成部分看，文化核心領域包含新聞信息服務、內容創作生產、創意設計服務、文化傳播渠道、文化投資運營、文化娛樂休閑服務。
2004年，江蘇文化核心領域實現增加值116.1億元，占全部文化產業增加值的44.9%，此后，逐年穩步增長，2017年實現增加值2131.9億元，占全部增加值的53.6%，尤其是2009年，江蘇文化產業中，網絡、動漫、網游、旅游、經紀代理、廣告會展等新興文化服務業的增長最為強勁。2015年，江蘇文化服務業增加值在文化產業增加值中的比重首次過半，進一步顯示出江蘇文化產業從制造業為主逐步向文化創意、內容生產、新興文化等高附加值產業轉型發展。
據統計，江蘇文化創意設計服務的增加值從2012年的409.7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846.7億元，年均增長15.6%，明顯高于同期文化產業增加值的增速。2021年前三季度，江蘇內容創作生產達1338.7億元，增長了20.7%，創意設計服務達1121.3億元，增長了25.7%。新興文化產業規模的不斷突破，既提升了文化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也成為了江蘇經濟轉型發展的強勁動力。
“南北發展不平衡”，南京、蘇州、無錫穩居前三
文化產業跑得快，全憑“車頭帶”，江蘇文化產業從數量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區域發展就是“牛鼻子”。
江蘇的文化產業區域發展同經濟大局一樣，也是梯度式的：蘇南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文化產業競爭力更強，蘇中次之，蘇北地區相對較弱。
2011年，江蘇13個設區市文化產業競爭力排名中，蘇南5市穩居前列，其中，南京、蘇州、無錫穩居前三。蘇北地區，文化產業競爭力相對較弱，徐州略強，其他地市分居第10至13位，整體比較穩定。
2019年，全省文化產業的發展幾乎延續了這個趨勢，蘇州的文化產業增加值突破1000億元，在全省遙遙領先。南京達到了884.8億元，占GDP的6.3%。無錫位居第三，文化產業增加值達489.8億元。蘇中地區，波動較大，南通上升較快，以479億元位列全省第四，泰州有下降趨勢，文化產業增加值不足200億元。蘇北五市中，徐州、鹽城分別達到了271億元、232億元，位列全省中游。宿遷、淮安、連云港三市墊底，均不足150億元。
2021年前三季度，蘇南地區實現營業收入6758.4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7.7%。蘇中和蘇北地區的營業收入不及蘇南的1/6，但同比增長均在30.0%以上。
【樣本觀察】栽下一棵棵“金梧桐”，引來眾多“金鳳凰”
“金梧桐獎”：用數字化引擎改變一座城
□ 江南時報全媒體記者 王琦 見習記者 張梓揚
往屆“金梧桐獎”頒獎典禮現場
近日，南京市第九屆文化產業“金梧桐獎”獲獎名單正式發布。30家企業、4個數字文化產業示范園等榜上有名。盤點2021年南京文化產業的“大事記”，“金梧桐獎”背后的獲獎“密碼”在哪里？栽下這一棵棵“金梧桐”，又引來了哪些“金鳳凰”？帶著上述疑問，記者進行了調查走訪。
數據：利潤增幅52.6%，見證南京文企風起云涌
2021年，對于南京文化產業是碩果累累的一年。根據2021年前三季度數據，南京市1825家規模以上文化企業實現營業收入2445.90億元，比2020年同期增長20.9%，比2019年同期增長17.6%，兩年平均增長8.4%，從業人員人數同比增長4.1%，達29.23萬人；資產總計6709.32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3.3%。企業經營水平總體仍處于“上升”通道，規模以上企業實現營業利潤144.94億元，同比增幅達52.6%，兩年平均增長12.7%。
本屆“金梧桐獎”共設置五個獎項，分別是“文化企業十強”“創新成長企業”“年度貢獻人物”“數字文化企業十強”“數字文化產業示范園”。其中，匯通達網絡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業入選“文化企業十強”；德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等10家企業入選“創新成長企業”；焦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業入選“數字文化企業十強”；新城科技園等4個載體入選“數字文化產業示范園”；南京硅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CEO兼董事長司馬華鵬、匯通達網絡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兼總裁徐秀賢、南京達斯琪數字科技有限公司CEO周全當選“年度貢獻人物”。在獲獎榜單中，記者看到很多耳熟能詳的知名公司，阿里巴巴、今日頭條、網易、樂金……這些巨無霸企業走進南京文化領域，給南京文化產業界帶來的海量資源和巨量動能。
特點：加速產業融合，打開文化數字化大門
在各類產業中，文化產業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既有經濟屬性，又有文化屬性，但根本與創造美好生活息息相關。數字技術則構筑了賦能美好生活的“能量場”。在秦淮區老門東景區，3D立體投影秀吸引眾多市民前來打卡，明城墻化身巨幅銀幕，在流光溢彩中講述歷史；在南京城墻神策門至太平門段，一條“最美徒步智道”鋪展開來，健走愛好者們通過手機App就能監測運動信息，得到科學運動指導。邁入“十四五”，南京加速推動文化與科技的融合，打開了一扇數字文化產業的大門。
“我們出臺了關于數字產業的一些具體實施方案，讓文化科技融合的體驗成為本屆‘金梧桐獎’評選的重點。在此基礎上，評選出南京市首批數字文化產業園區。”南京市文化產業協會秘書長顧軍向記者介紹，本屆“金梧桐獎”與往屆相比，入選標準的最大變化是重點關注數字文化企業和文化科技融合體驗。
南京硅基智能把企業的服務內容輸入到其知識圖譜中，打造“數字人”；南京達斯琪研發“光場成像”設備，無需介質承載即可實現裸眼3D影像……達斯琪、網覺、硅基智能等一批“金梧桐獎”獲獎企業正順應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發展趨勢，不斷拓展文化發展新業態、開辟文化體驗新場景、創新文化消費新模式。在南京硅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廳里，就有一位“健身數字人”，它能指導來訪的人一起完成深蹲、開合跳、肘膝碰等多種健身動作。據了解，硅基智能采用的AI+數字人復刻技術被廣泛應用于咨詢、娛樂、教育、醫療、旅游、政務、交通等眾多行業的數字化商業服務交互場景中，承擔起智能客服、新聞主播、銷售顧問、旅游向導等角色。目前，硅基智能已創造100多萬“數字人”，投入服務40多個行業4萬多家企事業機構，到2025年預計為全球輸出1億硅基“數字人”。
實踐：文化跨界發展，激發城市產業新能級
2021年，一批以新業態打開新市場、以新技術開拓新場景、以新模式助力新消費的文化企業，為南京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添磚加瓦。他們依托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不斷探索具有智能交互特征的文化產業新內容、新產品、新服務。
在本屆“金梧桐獎”入選的名單中，就有這兩家企業將數字文化融合著眼在教育領域，圍繞“雙減”政策找出了一片產業藍海。網易有道信息技術（江蘇）有限公司入選“數字文化企業十強”，在AI在線教育領域，有道自研可“整頁判題”的“公式OCR識別技術”，可糾正學生的英語發音、輔助教師進行英語口試測評語音識別和語義分析技術。這些AI技術所抓取和積攢出來的數據反饋，能讓教師隨時觀察學生的學習軌跡，調整教學進度，進一步成為教師因材施教的教學依據。
大數據潮流下，教育信息化迅猛發展，學校傳統線下教育如何尋找突破口？入選“文化企業十強”的江蘇歐帝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了一條通道。“所有學校教室都安裝了黑板，如何讓黑板智能化，與時俱進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滿足教學的多樣化需求，是歐帝一直在探索的目標。”歐帝董事長周雪松說，“歐帝希望用最先進的加工方法，設計一個平臺，使它能夠容納更多的技術內容。”譬如歐帝最新研發的一款電子黑板，可將板書書寫同步至中間大屏上，更容易讓學生看清教師板書，它還能完整記錄老師在黑板上的板書，讓板書成為教育信息化的一部分，沉淀為學校的教育資源。
根據南京文化產業發展藍圖，未來南京將堅持以產業數字化作為發展主要引擎，進一步推動全市文化產業與數字經濟、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文化產業改變一座城，讓城市閃耀信仰之光，讓城市彰顯時代氣息，文化融入城市肌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