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宋代撫州臨川（今江西境內）人，出生于1021年12月，2021年是王安石誕生1000周年紀念。驀然回首，當年“安石亂天下”一事又有幾人知曉。
對于王安石，一般人主要通過他的那首著名詩篇《泊船瓜洲》來曉知：“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我因專業與職業關系，知道他是中國古代文學“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答司馬諫議書》是我在上大學時的課本上見到的，后來我在寫作《理學古文史》一書時，也曾對唐宋八大家古文中的理學問題作過鉤沉；在從事全省文物工作時，讓我知道了王安石在南京“半山園”還有個舊居，現坐落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指揮學院內。而通過讀《宋史》，又讓我對歷史上的王安石曾經“亂天下”的經過有所了解。
一．王安石生來“眼多白”，穿著不修邊幅，也曾不屑為官。
王安石年少時就喜歡讀書，具備過目不忘的特異功能。寫起文章來，動筆如飛，開始看起來不經意，文章寫成后，見者無不稱其精妙。王安石有位好朋友叫曾鞏，與歐陽修關系較熟，曾拿著王安石的文章去向翰林學士歐陽修推薦。歐陽修見到王安石文章后，十分贊嘆，就利用自己“文章太守”的威望和在朝廷中任禮部貢舉主考官的資歷為王安石宣傳延譽。王安石后來考進士，得“上第”成績，被朝廷破格任職，派到淮南任判官；朝廷后來又召試館職，讓他到京城為官，但王安石均“不就”，不愿意。歐陽修又推薦王安石到朝廷來做諫官，王安石又以母親年事已高為由，仍然不愿為官。后來還是歐陽修，考慮到王安石的俸祿生計，就讓他在地方任個群牧判官，開始是到常州任知府，后來又到江東任刑獄。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來到朝廷，任度支判官，負責國家財賦事宜。
王安石未富貴時，雖然名震京師，但這個人生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甚至有時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一副不修邊幅的樣子。當世人多稱其賢時，唯獨蘇軾父親蘇洵對王安石的為人本質看得很透，說：“凡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 。蘇洵又作《辯奸論》來諷刺王安石。《宋史》卷三三二《李師中列傳》記載，當時李師中進士及第后到地方任官，朝廷此時也在重用包拯，大家就在一起議論說，從此朝廷事情要多起來了。李師中對同僚們說：“包拯何能為。今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二十年以后，李師中的話果然應驗了。后來不僅曾鞏同王安石離得遠遠的，王安石也不把歐陽修放在眼里，這一切都在王安石后來的“變法”實踐中呈露無遺。
據《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列傳》記載，王安石在朝廷任度支判官一職后，議論高奇，能言善辯，旁征博引，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他給仁宗皇帝上萬言書，要求國家加強“法度”建設，認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愿監茍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于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所表達的思想，在他日后執政過程中被不斷付諸實踐。
正是由于王安石一次次拒絕館閣之命，士大夫們都以為王安石有這等大才卻無意于官場，就更加想結識王安石，恨沒有機緣與之謀面。這一來，朝廷只要有“美官”即重要官職，大家都想到王安石，就擔心他不來。朝廷讓他去修皇帝的“起居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官位，可以整天在皇帝身邊，皇帝的言談舉止都逃不過他的眼睛，并且還要記錄在案。王安石對此不感興趣，辭謝推讓了好多天。朝廷又派閤門吏將皇帝的敕書送到王安石門上，他仍然拒不接受。閤門吏追隨在王安石身后，要給他拜呈道喜，王安石竟然跑到茅廁里去躲避！閤門吏沒辦法，只好將敕書放于案上而回，王安石又令人追上送還。就這樣往返“上章”了八九次,方才接收下了皇帝的敕書，遂“知制誥”，擔負起為皇帝起草詔書制諭的重任，同時負責糾察在京師的刑獄。
王安石終于有了可以施展才華的平臺，所以再也不辭官了。
但后來又因為在對一些案件的處理中，與朝廷大理寺意見不一致，并且講話的內容都是沖著當今“執政”者，所以也就與許多人相忤，人際關系緊張起來。后又因母親去世，在整個宋英宗朝，他都“召不起”，不去做官。據《宋史》卷三四四《鮮于侁列傳》記載，王安石居住在金陵時，“有重名”，名氣很響，許多人盼著王安石能夠當宰相，但進士出生的鮮于侁卻對王安石“沽激要君”的做法深惡之，經常對別人說：“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
二．“熙寧變法”引來朝野嘩然，皇帝提醒：要畏懼百姓輿論。
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王安石在“巨室”人物韓絳、韓維、呂公著等引薦下，被起用為江寧知府，相當于當上了今天的南京市市長。但旋即被詔到朝廷，“入對”講席，任翰林學士兼侍講，成為神宗皇帝的智囊。
王安石希望皇上為政要“擇術為先”。熙寧二年（1069年），拜參知政事，又進言皇上：“變風俗，立法度，最為方今之所急也。”宋神宗十分欣賞王安石才干，覺得王安石講的有道理，為擺脫北宋政權積貧積弱的局面，消除政權鞏固的危機，于是拜王安石為相，專門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掌管經劃邦計，統籌國家財政度支，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并任命王安石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共同負責“變法”事宜。但是到了具體實施變法行動時，王安石只讓同黨呂惠卿來專門負責此事。
變法涉及到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場、保馬、方田諸役等方面，朝廷同時派遣提舉官四十余人在全國各地進行宣傳督辦，“熙寧變法”正式拉開戰場。
王安石為人，性格強忮，遇事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為了推行新法，他甚至說出這樣的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下定決心要大干一場。“新法”是一個系列，熙寧二年出臺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條約；熙寧三年頒布募役法（免役法）、保甲法；熙寧四年頒布方田均稅法，改革科舉制度；熙寧五年頒行市易法；熙寧六年頒行免役法。在這過程中，他將朝廷內外的“老成人”罷黜殆盡，多用自己門生中“儇慧少年”，因為這些人能說會道、敢做敢為。
所謂“青苗法”，就是“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于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意思是說，在每年農歷的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貸款、貸糧，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別隨夏秋兩稅歸還。這樣可以大大增加政府收入，限制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但強制農民借貸，利息偏高，農民負擔依然沉重，朝野反對聲一浪高過一浪。《宋史》卷三三七《范鎮列傳》記載：王安石改“常平法”為“青苗法”，翰林學士范鎮言：“常平之法，起于漢盛時，視谷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苖行于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值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宰相韓琦也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右正言、諫官李常也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析，范鎮皆封還，以示對皇上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不滿。
“常平法”始于漢代。《新唐書?劉晏傳》記載：“劉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宋神宗曾問開封府判官趙瞻：“卿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欲為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希望朝廷還是用“常平法”對待百姓，不要搞“青苗法”。
所謂“均輸法”，就是“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意思是說，政府設立的發運使掌握各地生產情況及政府宮廷需求，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統一收購、統一運輸，這樣可以降低國家支出，減輕納稅戶的額外負擔，限制富商大賈對市場的操縱和對民眾的盤剝，便利市民生活。但利用國家行政權力強制進行收購運銷，以此積累國家財富，違背了客觀經濟發展的市場調節規律，雖然對市民生活帶來便利，但加大了生活成本，不符合民生利益需求。
所謂“保甲法”，就是“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將鄉村民戶加以編制，十家為一保，民戶家有兩丁以上抽一丁為保丁，發放弓弩武器，農閑時集中接受軍事訓練。這為維護農村社會治安，建立全國性的軍事儲備，節省了大量的訓練費用，但“保甲法”在推行時，為了逃避供養軍隊的高額賦稅與被抽去當兵的雙重威脅，民間發生多起自殘事件，嚴重者甚至砍下了自己手臂。熙寧五年（1072年），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聚眾抗議事件。
“免役法”又稱募役法，就是“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意思是說，將原來按戶輪流服差役，改為由官府雇人承擔，不愿服差役的民戶則按貧富等級交納一定數量的錢，稱為助役錢，官僚地主、女戶、單身漢概不例外。這種做法，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但對貧苦百姓是沉重的負擔。老百姓叫苦不迭，連擔水、理發、茶販之類的小買賣，不交免役錢都不許經營，稅務向商販索要市利錢，稅額比本錢還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爭，變法引起了擾民損民的后果。
“市易法”是“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 意思是說，在縣級政府設置市場交易場所，允許任何人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在市場短缺時再行賣出，政府收取五分之一利息。這樣可以限制大商人對市場的控制，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但老百姓獲利甚微。
“保馬法”就是“凡五路義保愿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值，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意思是說，將原來由政府牧馬監來養馬，改為由保甲民戶來養馬。保甲戶自愿養馬，可由政府給以監馬或者給錢自行購買，并可以免除部分賦稅。這樣做，使馬匹的質量和數量得以提高，政府節省了大量養馬費用，但老百姓的負擔加重了。
“方田法”就是“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意思是說，下令在全國清丈土地，核實土地所有者，將土地按土質的好壞分為五等，作為征收田賦的依據。結果是清丈出了大量隱瞞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農民免除賦稅后得到了實惠。
另外還有“農田水利法”，鼓勵墾荒，興修水利，費用由當地住戶按貧富等級高下出資興修水利，也可向州縣政府貸款。結果是：水利工程廣為修建，保證了灌溉，耕地面積增加，農業生產得到發展，政府稅收增加。但由于興修水利數量逐漸成為官員政績考核標準，一些地方政府強制百姓修建水利，加重了老百姓負擔。北宋政府奉行養兵政策，士兵雖多，但良莠不齊；軍權集中、更戍法直接削弱了部隊戰斗力；將不識兵，將無常兵，將帥指揮受制太多，其積極性得不到充分發揮；士兵經常換防，缺乏訓練，素質低下。為此，王安石還推行了“裁兵法”和“將兵法”，整頓廂軍及禁軍，規定士兵五十歲后必須退役；測試士兵，禁軍不合格者改為廂軍，廂軍不合格者改為民籍，從而提高了軍隊士兵的素質。廢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把各路駐軍分為若干單位，每單位置將與副將一人，專門負責本單位軍隊的訓練，以提高軍隊素質，改變了兵將分離的局面，有利于加強軍隊的戰斗力。
王安石變法得到了皇帝宋神宗的支持，在開始時，只要有人反對變法，皇上就會力挺王安石，并對有些反對變法者進行懲處。御史中丞呂誨反對王安石變法，曾列舉“過失十事”，結果被皇上趕出了朝廷。韓琦、御史中丞司馬光又向皇上反映，變法帶來了“士夫沸騰，黎民騷動”社會不穩定現象。
開封有一戶人家為了避免保甲稅，寧愿將自己的手指手腕截斷。知府韓維向皇上稟報后，皇上把王安石召來，告訴他民眾反映強烈，抵觸情緒很大。王安石聽了后說：“這事不一定是真的，即便是真的，也不足怪。現在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況于二十萬戶老百姓，肯定有那些愚蠢的人容易受人蠱惑煽動。我們不能因為這一件事就啥事也不敢做呀。”神宗皇帝對王安石說：“老百姓的話如果合理，我們采納了，改革就會取得勝利，老百姓的輿論也不可不畏懼啊！”但是，王安石十分強辯悖理，皇上的話也聽不進去。
《宋史》卷三三四《蕭注列傳》記載，蕭注進士及第，為人有膽氣，嗜殺，但能夠看人面相。有一次，宋神宗問他王安石這個人怎么樣，蕭注說：“王安石牛目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宋神宗一想到目前正對王安石委以重任，也就不再多計較他與王安石之間的君臣關系了。
三．與同僚鬧翻，神宗皇帝面露憂色，皇太后哭喊“安石亂天下”。
王安石本來是由曾鞏引薦給歐陽修的，當歐陽修因年老請求致仕時，參知政事馮京要求挽留歐陽修。由于歐陽修對王安石的變法持與司馬光一樣的反對態度，所以當聽說歐陽修要退休時，王安石不同意馮京的請求，對皇上說：“如此一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皇帝果然聽了王安石的話，讓歐陽修退休。
當時，朝廷一大批官員中，歐陽修、文彥博是向皇帝舉薦過王安石的人，司馬光、范鎮與王安石原先也是關系比較好的朋友，王安石為了變法的推行，對這些人的排斥是不遺余力，不留情面，有的被趕出朝廷，發配到地方當苦差。富弼、韓琦二人是王安石身邊的人，當他們對王安石“青苗法”提出異議后，也被王安石比作共工和鯀二人，是頑固忤逆。
據《宋史》卷三三六《司馬光列傳》記載，王安石與司馬光同朝，針對國用不足問題，宋神宗詔學士議。王安石認為，“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司馬光說：“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王安石回答說：“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司馬光說：“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雙方爭執不已。王安石主政推行新法，司馬光上疏言其利害。司馬光主張“祖宗之法不可變”。但呂惠卿與王安石意見一致，說：“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司馬）光言非是，其意以風（諷）朝廷耳。”宋神宗問司馬光：呂惠卿講得有沒有道理。司馬光回答：“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司馬光與呂惠卿進行辯論，呂惠卿不能對，就用其他事情來詆毀司馬光，遭到了神宗皇帝的批評。
宋神宗在竭力調和變法派和反對變法派兩個陣營的矛盾，尤其希望司馬光能很好地發揮作用，輔佐自己早日挽救國家危機，實現國家的振興。熙寧三年二月十二日，又擢升司馬光為樞密副使。但司馬光以“不通財務”“不習軍旅”為由，堅決辭請，從十五日到二十七日，連上五封札子，自請離京。后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現陜西省西安市）。
熙寧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司馬光看到他的好友范鎮因直言王安石“進拒諫之計”“用殘民之術”而被罷官，憤然上疏，為范鎮鳴不平，并請求任職西京留司御史臺，自己退居洛陽，絕口不論政事，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鑒》。司馬光在洛陽一呆就是15年，編纂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天下老百姓都認為司馬光是真宰相，因為他更多的是關心基層老百姓的疾苦，所以，田夫野老皆稱之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司馬光，字“君實”。
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久不雨，饑民流離失所。宋神宗整天面露憂色，對朝嗟嘆，欲去掉變法內容中那些不善者。王安石卻說：“水旱常數，堯舜禹和商湯也不能避免，此不足以引起圣慮。皇上但當修人事以應之。”
神宗皇帝說：“此豈小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甚至有人口出不遜語言。自朝廷近臣以至皇宮后族，沒有一個不說變法帶來危害。兩宮太后常對朕泣訴。朕擔心京師會出現騷亂，加之天旱，更易失去人心。”王安石對皇帝的擔憂仍不當回事，還說自己從未聽說過有這等事，并且把責任推到其他官員身上。
新法推行后，“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列傳》）也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名叫鄭俠的京城衛官，將自己所見到的“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繪成圖卷，將圖呈獻給神宗皇帝。鄭俠對皇帝說：“老天干旱嚴重，完全是由王安石所致。革去王安石，老天必定會下大雨消除旱情。”神宗皇帝把“饑民圖”給王安石看，王安石不但不反思，還下令將鄭俠發配到嶺南去了。
這邊，慈圣太后、宣仁太后又流著眼淚抹著鼻涕地對皇上說：“安石亂天下！”
神宗皇帝終于對王安石的變法有所懷疑了。熙寧七年（1074年）四月，宋神宗下決心罷免了王安石宰相職務，將其降為觀文殿大學士，再任江寧府知府，由呂惠卿接替王安石原先從事的工作。
四．王安石三任江寧知府，司馬光扭轉“國富民貧”，大宋國力增強。
熙寧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接到圣旨后，王安石晝夜兼程，倍道而還。回到朝廷后，王安石任命自己的兒子王雱為龍圖閣直學士，但兒子不從。王雱后來在處理王安石“私書”問題上，遭到王安石的嚴厲責咎，因憤恚而背部發疽病死。
宋神宗很欣賞一個名叫鮮于侁的人，這個人的文采與為人都令皇帝滿意，就通過下詔求“直言”方式，讓鮮于侁來到了皇帝身邊。鮮于侁上書論時政，其中有：“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概舉。”矛頭直指王安石。王安石很是憤怒，就跑到神宗皇帝那里說鮮于侁的短處與不是。宋神宗回答王安石：“侁有文學，可用。”王安石問：“陛下何以知之？”神宗回答：“有章奏在。”王安石一聽，不敢再說話了。鮮于侁后來到地方任官，對于王安石的變法并沒有完全執行，而是以不害民為前提，他說：“青苗之法，愿取則與，民自不愿，豈能強之哉！”蘇軾稱贊鮮于侁是：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實為“三難”。
王安石自從重新走上宰相位置后，脾性較前似有所收斂，變法派內部也分裂嚴重，支持者愈來愈少。同時他也明顯感覺到，神宗皇帝對他的信任程度在降低，神宗的變法決心已經在動搖。變法很難繼續推行下去，于是就經常向皇帝請病假，要求退休。加之兒子王雱死后，更令他常悲傷不堪，力請辭去宰相一職。
神宗皇帝對王安石確實有點厭煩了，熙寧九年（1076年），同意王安石辭去宰相職務，將王安石降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這是王安石第三次出任江寧府知府一職了，從此，王安石隱居江寧“半山園”。熙寧十年（1077年）又改封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元豐二年（1079年），朝廷又復拜王安石為左仆射、觀文殿大學士。
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在汴京去世，其子趙煦年僅十歲即位，是為宋哲宗。因哲宗年幼，宋神宗的生母高太后（即宣仁太后）被尊為太皇太后，實際“垂簾”秉持朝政大權，前后長達9年之久。
宋神宗去世后，司馬光從洛陽進京奔國喪。洛陽老百姓在道路兩旁“遮道聚觀”歡送他，高喊“無歸洛陽，留相天子，活我百姓”。老百姓希望他能留在京城汴京以輔佐皇上，讓百姓過上好日子。洛陽百姓圍觀相送，致使司馬光的馬車一時前進不得。
到了京城后，高太后派使者詢問司馬光當務之急。司馬光連續上了好幾篇奏札，歸納起來就是：廣納諫言，廢除新法，尤其對王安石“新法”持全盤否定態度，認為變法派們完全是在“舍是取非，興害除利”。
高太后執政后，“以復祖宗法度為先務，盡行仁宗之政” ，起用司馬光等為相，廢除王安石新政，放逐變法派，史稱“元佑更化”。
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去重斂、寬農民、國用可足、民財不匱”，但在實際操作時，偏重于謀求開辟財源，獲取盡可能多的國家財政稅收，導致“國富民貧”。加之新法在實行過程中過于急進，前期宣傳鋪墊不夠，造成社會逆反現象嚴重。新法廢除后，百姓歡天喜地，社會開始穩定，國力開始增強。契丹遼國和西夏的使節到來時，必定拜訪司馬光，他們告誡本國的邊吏們：“中國現在是司馬光當宰相了，你們不要輕意在邊境生事端，制造摩擦。”
五．王安石與司馬光：生前均懷報國志，名垂青史千秋頌。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享年66歲，朝廷贈太傅。但到了宋哲宗紹圣元年（1094年）才獲謚“文”，給予蓋棺論定，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有一個學生叫陸佃，是越州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曾不遠千里來到金陵，拜王安石學習經學。熙寧三年，陸佃應舉入京，恰逢王安石當國“變法”，推行新政。有一次，王安石問他對新政的看法，陸佃說：“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如青苗是也。”王安石大為吃驚，想不到自己的學生也持不同意見。王安石說：“這件事情，我是與呂惠卿研究商量，并且又進行了外部走訪后才決定下來的。”陸佃也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對王安石說：“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王安石笑曰：“我哪里是拒諫這種人？但邪說營營，故無足聽也。”陸佃說：“這就是人們說你拒諫的原因了。” 《宋史》卷三四三《陸佃列傳》記載，在朝廷“去安石之黨”后，士多諱變所從，朝野反對王安石已成一面倒態勢。王安石去世后，陸佃任中書舍人、給事中，他不懼政治風險，“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為王安石舉行悼念活動。由此可見，王安石變法失敗，對他產生的政治上負面影響是相當大的。
再說司馬光從洛陽回到汴京后，先以門下侍郎入朝，呂公著也以尚書左丞被召，文彥博、韓維、歐陽修、富弼、韓琦、范縝、蘇軾等相繼得到重用。司馬光執政后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請更張新法》，他把新法比成毒藥，認為必須全部廢止。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宰相蔡確與韓縝，知樞密院事章惇都是王安石變法派人物，有的被貶，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逐出朝廷政府機關。
司馬光為了報答朝廷和百姓，立志要像諸葛亮那樣，“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就連生病做夢，夢中語言都是朝廷天下事。司馬光去世時，年僅68歲。太皇太后與皇帝都十分悲慟，親往吊唁，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吊”，有些人雖然沒有錢，寧愿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司馬光后來歸葬陜州，出殯那一天，哭者如哭其私親。司馬光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陜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就問到：“君實得無知之乎？”
歷史有時會出現驚人的相似一幕布。也就在宋哲宗紹圣元年（1094年）朝廷為王安石贈謚號“文”、予以肯定時，隨之而來的就是對司馬光的否定聲音出現了，這種聲音一直持續到宋徽宗朝。
御史周秩及宰相章惇、蔡卞、蔡京等都曾翻案，否定司馬光，要求奪職奪謚，甚至要對司馬光“發冢斫棺”，但都遭到了皇帝反對。當時被太學生指責為“六賊之首”的蔡京在任宰相時，曾撰《奸黨碑》，令郡國皆刻石。
長安有一個石工名叫“安民”的人，拒絕將自己的名字鐫刻在石碑上，哀求說：“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安民哭泣著說：“遭遇勞役，我不敢拒絕，乞求不要讓我的名字‘安民’二字刻在石碑的末端，恐怕得罪后人。”當時負責監工的官員感到十分慚愧，同意了這位石匠的請求。
一直到靖康元年（1126年），司馬光才得以還贈謚；到了南宋高宗趙構的建炎年間（1127-1130年），司馬光才得以配饗宋哲宗廟庭。
王安石與司馬光，都是我國歷史上可圈可點、名垂青史、千秋贊頌的杰出人物，但在如何關心國運民生問題上，王安石留給人們更多的是教訓，司馬光留給人們的更多是經驗。司馬光的經驗源于他對人的生命的愛憐，我們可以從他小時候在危急關頭能“砸缸救人”的智慧中見出，更可從他編撰的《資治通鑒》皇皇歷史巨著中領悟。作為歷史上的南京市“老市長”，王安石始終以文學名世，在南京這方土地上創作了不少佳作，今日之南京成為“世界文學之都”，這位“老市長”也應該有一份貢獻吧！
束有春 2021年11月19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