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現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古文獻整理研究所所長。兼任國家留學基金委“外國學者中華文化研究獎學金”指導教授，中國韻文學會會長，全球漢詩總會副會長，中華詩詞學會顧問，中央電視臺“詩詞大會”總顧問、小樓聽雨詩刊顧問、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特聘教授等。曾應邀在美國耶魯、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講學。
重審宋詞“剽竊”唐詩案之三：“竊字”“竊意”與“竊格”
宋詞“剽竊”唐詩，不僅“竊句”一端，比它低一級的形式還有“竊字”，比它更高級的形式還有“竊意”與“竊格”。關于宋詞“竊”唐詩字面、唐人詩意、唐人詩格，“畫虎不成反類犬”那樣失敗的個案，“秋水共長天一色”那樣不分勝負的個案，這里就不討論了。讓我們重點來關注一下那些代表著宋詞“竊”用唐詩的較高水平，“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個案。
“竊”用唐詩字面的成功之作，可舉趙彥端《謁金門》詞為例：
休相憶。明夜遠如今日。樓外綠煙村冪冪。花飛如許急。〇柳岸晚來船集。波底斜陽紅濕。送盡去云成獨立。酒醒愁又入。
“紅濕”二字，唐以前詩中所無，首見于杜甫《春夜喜雨》：“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老杜第一次這樣用，生動新鮮，固然可喜；但雨后的春花，那“濕”是真“濕”，還在人情物理之中，故只能算“妙語”。而趙氏移用于“波底斜陽”，“熟悉”的舊字面寫出了一種“陌生”的全新的美。想那水中的“斜陽”只是一抹光影，看得見卻摸不著，如何能“濕”？但任何物體扔進水里都會“濕”，所以詞人不妨巧妙地想象那倒映在水的“斜陽”也是“濕”漉漉的。這就把非物質的光影物質化了。文學之所以是文學，不是“科學”，區別就在于，它在許多情況下是“不講理”的，所謂“無理而妙”。即如此例，“斜陽”之倒影本不能“濕”，而詞人偏將它寫“濕”，而且“濕”得那么美，這就是絕妙好詞！想落天外，匪夷所思，可稱“神悟”！應當承認，僅就“紅濕”二字的使用技術而言，趙詞似優于杜詩。它給我們帶來的美學享受，是在老杜“曉看”二句之上的。
“竊”用唐人詩意的典范，當推李清照的杰作《如夢令》。硬要說它“實有其事”，筆者也無可奈何。但是請注意，晚唐韓偓的五言排律《懶起》，末尾4句有“專利”在先：
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陣寒。海棠花在否？側臥卷簾看。
基本構思大體一致，且“昨夜”“雨”“海棠”“卷簾”，那么多的關鍵詞相重合，無論如何，易安女士也擺脫不了“偷竊”韓公子的嫌疑！不過，倘若韓公子地下有知，想必他非但不會惱怒，相反會感到無比榮幸。因為他的詩竟被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杰出的才女看中，為她所創作的一首經典宋詞提供了原始素材！同時，我們也永遠不要因為逮著了易安女士“盜竊”的“現行”而抹煞她“二次創作”的功績。你看，在韓詩為美人惜花、卷簾自看的一幕獨角啞劇，到了李詞中卻被演繹成感情細膩的女主人公與粗心大意的小丫環之間饒有生活氣息的一場對白，情境是不是變得更生動、更活潑、更有趣味了呢？“知否知否”兩個短句，利用《如夢令》詞調特殊的疊句格，表現女主人公糾正小丫環關于“海棠依舊”的錯誤觀察時的急切語氣，真是惟妙惟肖！此等處，一般作者往往為格律所苦，勉強湊拍趁韻；而李清照乃能因難見巧，游刃有馀，是何等的精靈！至于“綠肥紅瘦”之以俗為雅，新警妥溜，當行本色，那就更不用說了。“舊”題材翻出了“新”意境，引發了“新”而奇、“新”而妙的藝術語言表達，誰敢說宋詞用唐詩是“剽竊”，不是一種付出了自己的勞動與智慧的“再創造”？
無獨有偶，南宋另一位優秀女詞人朱淑真的《清平樂》，也是“竊”用唐人詩意的佳作：
風光緊急，三月俄三十。擬欲留連計無及，綠野煙愁露泣。〇倩誰寄語春宵？城頭畫鼓輕敲。繾綣臨歧囑付：來年早到梅梢！
所“竊”用之唐詩，是賈島的《三月晦日贈劉評事》：
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
賈詩是寫“惜春”，而且是在春天的最后一天“惜春”。朱詞沿用其意，并及其“三月三十”、“風光”等語。與賈詩比讀，它顯然也更勝一籌。上片“綠野煙愁露泣”一句，移情于物的對象化描寫，韻味便比用主觀的口吻直接抒情要深長。況且“綠野”無垠，景象闊大，也使女詞人那本來就難于測量的惜春之情得以形象而充分地展現。下片愈出愈奇：將春天擬人化，欲向她“寄語”，這是一奇；而所請的傳話者，竟是城樓上報時的更鼓，這又是一奇；至于口信的內容，則更加奇妙，居然央求春天明年務必要早早歸來！如此構思，波詭云譎，環環相扣，摶轉關生，不由人不擊節稱嘆。
說到“竊”用唐人詩格，李之儀的《卜算子》詞是當之無愧的極品：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〇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上片完全是套用唐人姚合的《送薛二十三郎中赴婺州》：
我住浙江西，君去浙江東。日日心來往，不畏浙江風。
但又有不少翻換：其一，姚詩寫友情，李詞轉寫愛情，主題已經改變。其二，姚詩中的“江”，是將“君”“我”兩人隔開的障礙，詩人乃借彼此之“心”對這障礙的逾越，來突出友情的深篤；而李詞中的“江”，卻是聯系雙方的紐帶，詞人就讓“我”以能與戀人共飲這一江之水的不幸之幸作為精神慰藉，從而凸顯愛情的纏綿：表現手法也不雷同。其三，姚詩寫滿4句便戛然而止，又暗用“心來往”3字婉言“相思”，好在含蓄雋永，節短韻長；而李詞則衍為8句，“心”“思”迭見，好在明快發越，詞淺情深：美學趨向亦迥然有別。比較起來，李詞的民歌色彩更濃一點。姚詩今已鮮為人知，而李詞卻膾炙人口，經久不衰。譬如積薪，后來居上，文學接受史的現實已經做出了無聲的結論。
以上諸例，一次又一次雄辯地證明：宋詞“竊”用唐詩，不僅僅是消極的、被動的、為了快速成篇并遷就聽眾而不得不采取的權宜之計，有時還是——至少對于那些優秀的詞人來說——積極的、主動的、充分利用“游戲規則”來展示自己學養與才華的恒定方略；不僅僅是對唐詩的欽服，更是對唐詩的挑戰；不僅僅是對唐詩的學習和接受，更是以某種特殊方式與唐詩進行的一場場寫作藝術表演賽。
當然，我們當代人作詞，不一定非要用前人詩不可。但知道詞的傳統技法、特殊技法中，還有這么一種花樣，是必要的。俗話說，技多不壓身。多一門技術，寫起詞來總是多一種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