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個皇帝，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孫子。
朱元璋共生有25個兒子，原先選定的皇位繼承人是大兒子朱標，洪武元年（1368年）立為皇太子。可惜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標從陜西考察回到南京后，很快就身患重病，第二年就不治而亡。太子去世，是朱門不幸，更是國家不幸，朱元璋痛哭不已。朱標的大兒子早夭，至此可以說，朱元璋的“長頭兒子”和“長頭孫子”都不在了。
朱標生病及去世期間，朱標的第二個兒子朱允炆當時雖然只有14歲，但侍奉父親十分細致周到，“晝夜不暫離”；朱標去世后，朱允炆更是“居喪毀瘠”，人消瘦得不成模樣。少年朱允炆如此孝順懂事，祖父朱元璋看在眼里，喜歡在心里，但又擔心孫子因憂傷過度而損害了身子骨，朱元璋又轉過來勸慰朱允炆說：“你如此純真孝順，難道就沒有顧及到我嗎？”祖父二人“隔代親”溢于言表。此時的朱元璋是否已經產生將來要把皇位隔代傳給這個孫子的想法，史書上沒有交待。但據《明史》卷四《恭閔帝本紀》交待，太子朱標去世后的第二年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九月，朱元璋就立朱允炆為“皇太孫”，法定為將來皇位的接班人。此時的朱允文，也只有16虛歲。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當得知已故太子哥哥的兒子又被父皇列為皇太孫后，自己的內心是充滿了失望與不解，所以當皇室成員議事結束后，他就以叔叔的口吻，上前拍了拍朱允炆的肩膀說：“不意兒乃有今日!”意思是說，沒想到你小子還會有今天這樣的好運氣。朱棣的這個舉動剛好被朱元璋看見了，當面對朱棣進行了批評，他要在眾兒孫面前樹立起皇太孫這個未來接班人的形象。
朱棣的這一小小動作，有沒有給年輕的皇太孫心靈留下一層抹不去的陰影？從后來出現的“削藩”風暴看，肯定是存在的。
在中國封建帝王世襲制中，“嫡長子”繼承制與“兄終弟及”繼承制并存，皇位不一定非要傳給“嫡長”一脈。朱元璋這種隔代傳位法，在中國封建王朝皇權更迭中實屬罕見，稍有不慎，極易引起皇室內部紛爭。由于朱元璋的過于強勢，太子朱標雖然很早就被作為皇位接班人，但在20多年的太子生涯中，連“太子監國”的經歷都沒有；作為皇太孫的朱允炆更是缺少歷練，其在皇室成員中的威望和知名度就更無從談起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閏五月，朱元璋駕崩，遺詔朱允炆接皇位。也就在這一年的六月，時年21歲的朱允炆正式登基，第二年改元“建文”，是為明惠帝，又稱“建文帝”。
朱允炆在確立了他皇太孫地位那天起，心理因素就不夠健全，加之缺少歷練，底氣不足，所以就缺乏信心，這樣一來，在登基做皇帝后，就把治國理政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如何對付那些擁有重鎮的叔叔輩“藩王”們身上。他覺得那些叔叔們是他的心頭大患，尤其是四叔朱棣的那一句話、好一個動作，讓他心里始終不是個滋味。他要削弱叔叔們的藩鎮力量，以防止他們尾大不掉，不聽朝廷指揮。“削藩”成了建文帝皇權生涯的頭等大事。
后來事態發展的悲慘結局說明，建文帝在“削藩”問題上，至少犯了四個致命性錯誤：第一是不讓藩王叔叔們進京為朱元璋守孝送葬，第二是在上任很短時間內就倉促展開大規模“削藩”行動，第三是犯了“打草驚蛇”之兵家大忌，第四是沒有一鼓作氣將“削藩”行動進行到底。
在朱元璋“遺詔”中，明確規定：“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 奔喪；“王國吏民聽朝廷節制”。要求各路藩王在自己的封地國土內堅守，不得赴京師奔喪。但諸王們認為，這是朱允炆身邊的齊泰、黃子澄等奸人在“矯皇考詔，間骨肉，皆不悅。” 這種不讓藩王兒子們向父皇奔喪守孝的行為，究竟是朱元璋生前的意思還是朱允炆的意思，難以斷論，但無論如何，在外的藩王們對此是難以接受的，朱元璋是他們非常尊敬的父親，藩王們認為，這個遺詔的內容是假的，是有人在離間朱家父子骨肉之情。
據《明史》卷五《成祖本紀》記載，燕王朱棣在獲知父親朱元璋去世消息后，立即從北平出發，回南京奔喪。但在奔喪途中接到“遺詔”，說讓各路藩王在各自領地堅守，“毋得至京師”南京，這才不得不停止奔喪的步伐。他連見父皇最后一面的權利都給剝奪了，可以想象，這時的朱棣是何等地痛苦、怨恨、憤怒，甚至仰天長嘯、嚎啕大哭！正是鑒于此，朱棣認為，這是朱允炆聽取了齊泰、黃子澄的陰謀，是在有意離間皇室骨肉親情、制造皇室矛盾。其他幾路藩王的遭遇與心情，與燕王肯定是相同的。
朱允炆上任伊始，就做讓皇室宗親長輩們傷心的事。失去家族人心，比失去一般人心，后果更加糟糕。
再說這齊泰、黃子澄是何等人物？
據《明史》卷一百四十一《齊泰列傳》，齊泰是溧水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歷禮、兵二部主事，后擢升為左侍郎。此人記憶力超強，朱元璋曾經問他邊將的姓名，齊泰歷數無遺；向他詢問古書圖籍，他就從袖中拿出一本手冊以進，內容簡要詳密。朱元璋“大奇之”。后來與黃子澄一道參與建文帝的新朝國政，被任命為尚書。黃子澄是分宜（今江西境內）人，于洪武十八年以“會試”第一名而進入官場，開始伴讀于皇太孫朱允炆的東宮，累遷至太常寺卿。
在齊、黃二人中，黃子澄的“伴讀”身份，使其思想對建文帝影響最直接、最深刻。有一次，還是皇太孫的朱允炆在東宮的東角門請教黃子澄：“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
黃子澄回答說：“諸王護衛兵，才足自守，倘若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滅亡。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朱允炆認為他講得有道理，把黃子澄講的話牢牢記在了心中。殊不知，黃子澄的話，誤導了他短暫的皇帝生涯。
朱允炆即位后，任命黃子澄兼翰林學士，與齊泰同參國政。有一天，他還特別提醒黃子澄：“先生還記得當年在東角門講的話嗎？”黃子澄頓首說到：“不敢忘。”退朝后，黃子澄就開始與齊泰密議“削藩”一事。
由此可以看出，建文帝登基執政后，在治理國家、鞏固政權問題上，一開始就著了魔似的走偏了，心中想的是如何削弱各位藩王叔叔們的權勢。在兩個書生的參謀指導下，朱允炆竟很快啟動了這場規模浩大、傷筯動骨的“削藩”運動。這充分反映了朱允炆不僅缺少政治家的眼光與治國理政經驗，更缺少政治家應有的膽略與氣度。先天不足，必然導致后天失常與失敗。
洪武三十一年八月，當上皇帝不到三個月，建文帝就將“有罪”的周王朱橚（sù）“廢為庶人”，流放到云南；至了第二年即建文元年（1399年）四月，湘王朱柏被迫自焚死亡，代王朱桂、齊王朱榑也因“有罪”而被“廢為庶人”；同一年的六月，岷王朱楩又因“有罪”而被“廢為庶人，徙漳州”。正在他大刀闊斧進行“削藩”時，最難啃的硬骨頭終于出現了：七月，地處北方的燕王朱棣開始舉兵造反了！他殺死了朝廷派去監督他的許多大臣，打著“清君側”的旗號，揮師南下，發動了“靖難之役”。
建文帝面臨著“削藩”不成反被藩王“削”、引火燒身的危險。
據《明史》卷五《成祖本紀》記載，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長得相貌奇偉，美髭髯，智勇雙全，文韜武略，洪武三年被封為燕王，洪武十三年被正式派往藩鎮北平前線工作。他曾奉朱元璋命，“節制沿邊士馬”，威名大振。在得知朝廷開始削藩，并派兵將自己的王宮把守，自家處境十分險惡的情況下，朱棣開始是一面“佯狂稱疾”示軟，一面在道衍和尚姚廣孝的幫助下，在王府中“潛納勇士八百人”，以保障自己全家生命的絕對安全。這八百勇士為朱棣后來殺出重圍、率領千軍萬馬開展“清君側”的“靖難之役”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建文帝對朱棣稱病一事一直心存疑慮，專門派大臣葛誠去臥底，任燕府長史，以隨時暗中觀察朱棣的動靜。
朱棣為了蒙蔽皇帝安插在自己身邊的人，將他潛在的“表演”才能悉數發揮了出來。為了裝病，他在火熱的夏天，能夠做到“盛暑擁爐坐，呼寒甚”。在酷熱的夏天還要靠近火爐來取暖，嘴里還不停地哼嘰著“太冷、太冷”。這種表演假象還是被長史葛誠給識破了，他“密疏聞于帝”，通過秘密渠道讓建文帝知道真情。
朱棣之所以裝病示弱，主要原因是他的三個兒子此時還在都城南京。他向朝廷請求，自己因為病重，希望三個兒子能夠回到北平自己身邊。
在這個問題上，齊泰與黃子澄意見不一。齊泰認為不能放人，趕快把朱棣的三個兒子收押起來，作為人質。但黃子澄認為，不如放他們回去，以向朱棣示好，表示朝廷還沒有懷疑他，朝廷可利用他防備麻痹的時候“襲而取”之。
建文帝果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竟然采納了黃子澄的建議，放走了朱棣的三個兒子。
朱棣無后顧之憂了，很快就組織力量，揮師南下，向京師南京發兵。他滿臉淚水地向將士們發出戰前誓師動員令，說：“陷害諸王，非由天子意，乃奸臣齊泰、黃子澄所為。”齊、黃二人本是一介書生，兵事非其所長，為逞“削藩”之能，換來的將是“清君側”之厄運。
朱棣在向京師發兵前，給建文帝上書一封，書信中援引《祖訓》說：“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書信中，朱棣只強調了前兩點，而忽略了“天子密詔”這一關鍵前提條件。他是在皇上沒有下達任何“密詔”要他“勤王”的情況下，就打起“誅奸臣，清君側”的旗幟，并將自己的燕軍美其名曰“靖難之師”。其實質是沖著侄兒皇帝朱允炆來的。
消息傳到京師南京，齊泰又向皇帝進言，削掉燕王的“屬籍”，還要“聲罪致討”，將朱棣定位為“賊”，視為敵人，要布告天下；同時派朝廷“六師”去討伐燕王的軍隊。內戰之火就這樣因“削藩”而燃燒了起來，呈燎原之勢。
此時的朱明王朝軍隊中，當年跟隨朱元璋打天下的“開國功臣”已存活不多，到了“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時候。建文帝讓長興侯耿炳文為大將軍，帥師分道北伐，結果到了真定（今河北正定），就被朱棣燕軍打得大敗。這時，黃子澄又推薦明朝開國將領、曹國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來掛帥。由于明朝對封侯實行由皇帝賜與的“世券”制，所以李景隆仍稱“曹國公”。建文帝批準曹國公李景隆帶五十萬兵馬去打朱棣，他以為多動用兵馬，就能夠在旦夕之間滅掉朱棣。因為當年黃子澄曾經對他說過，“倘若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這句海口，讓建文帝信以為真，他們都低估了朱棣這位“藩王”的作戰能力。（未完待續）
束有春
2020年9月1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