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熔爐”錘煉 槍林彈雨洗禮
卞之琳：浪漫詩人鑄成戰地記者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海門著名詩人卞之琳的不朽之作《斷章》，字里行間透露出這位“新月派”代表詩人的浪漫細膩。卞之琳是我國著名詩人、文學評論家、翻譯家，一生出版了大量優秀文學作品和翻譯作品。1938年的一天，這位瘦弱文人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程，懷揣一顆愛國之心勇敢地沖上抗日第一線，在槍林彈雨中完成了一篇又一篇重要的文學作品。而在延安的所見所聞所感，也讓他的人生發生了重大轉折。
卞之琳在延安時期的照片
1938年11月，卞之琳出發去太行山采訪
壯志為國
文弱詩人奔赴延安
南通海門湯家鎮，臨江擁海，與上海隔江相望，這是卞之琳出生的地方。早在童年時期已讀完《千家詩》《唐詩三百首》《孟子》《左傳》等大量古代文學作品的他，因熱衷文學，初中畢業后考入上海浦東中學，就此離開了家鄉。14歲那年，卞之琳擁有了人生第一本詩集——《繁星》，那是他第一次接觸新詩，興趣油然而生。
卞之琳對語言頗有天賦，高中畢業后考上了北京大學英文系，在那座包羅萬象的學府中，他陸續接觸了英國浪漫派、法國象征派詩歌，并開始了新詩創作。如果說童年時期對于文學的愛好只是萌芽階段，那么在這里，卞之琳的才華越發突顯，引人注目。在人才輩出的北大校園里，他是幸運的。“1933年，卞之琳從北京大學英文系畢業，求學期間他曾師從徐志摩，深受其賞識。徐志摩不僅將卞之琳的詩歌在其編輯的《詩刊》上發表，還代為決定匯編詩集《群鴉集》擬出版，并請沈從文先生寫《附記》。因為這段經歷，卞之琳被公認為新文化運動中重要的詩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寶塔山下江蘇文藝人》作者、南京圖書館館長陳軍教授介紹。
卞之琳勤奮且擅于從生活中尋找靈感。他憑借獨特的創作才華寫下經典名篇《斷章》后，又相繼出版了《魚目集》、《漢園集》（與李廣田、何其芳的詩作合集）等，在當時的詩壇名聲大噪。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當時卞之琳已經在大學里任教，但眼看著國家正處于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滿腔愛國熱血的卞之琳萌生了去延安的想法，并立即付諸行動。
海門卞之琳藝術館對于卞之琳去延安這一段經歷，有這樣的資料記載：卞之琳的延安之行，特別是深入戰斗前線，歷時一年，這一驚人舉動，令他的朋友們幾乎不敢相信。一個單薄的文弱書生，大家無不認為他是“不堪戰爭驚濤駭浪的一擊”，怎么可能會有如此的壯舉呢？有專家和學者綜合分析后認為，一方面，卞之琳有一種十分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另一方面，也許是他要以行動證明給朋友們看他有凌云之志。后來，他在《〈雕蟲紀歷〉自序》中寫道：“全面抗戰起來，全國人心振奮。炮火翻動了整個天地，抖動了人群的組合，也在離散中打破了我私人的一時好夢……大勢所趨，由于愛國心、正義感的推動，我也想到延安去訪問一次，特別是到敵后浴血奮戰的部隊去生活一番。”
或許，這正是卞之琳當時毅然投奔延安的真實內心寫照。
1985年，卞之琳（中）同金克木（左二）、季羨林（右二）合影
上世紀80年代末的卞之琳
不懼艱險
隨軍記錄前線親歷
關于卞之琳的延安之行，記者在相關文獻以及海門卞之琳藝術館提供的大量資料中收集到一些經過與細節。
決定去延安的那一年，卞之琳正任教于四川大學。1938年暑假，他與何其芳，沙汀、黃玉頎夫婦等好友悄悄地準備起了去陜北的行囊。同年8月的一天清晨，他們從成都出發，踏上了經西安至延安的坎坷路程，足足用了半個多月才抵達。當他們住進西北旅社，換上當時延安干部和士兵都穿的灰布制服時，卞之琳心中的愛國熱血已如翻滾的河流涌動不止。
卞之琳與大家一起前往鳳凰山下的吳家窯院子，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鼓勵他們去前線真實體驗戰斗生活，一個與紙筆為伴的愛國文人，在受到領袖的如此鼓舞時，毅然決定上前線。“沒有真情實感，我始終是不會寫詩的。”這是一位詩人對創作的堅持，或許也是他毅然決然以瘦弱身軀迎接巨大挑戰的另一個原因。
出發前的等待漫長又焦急，卞之琳抽空仔細研讀了《聯共（布）黨史》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為上前線做足思想準備。同時，他也不忘自己的本職工作。為響應寫“慰勞信”的號召，卞之琳以詩體創作了兩封《寫給抗日戰士》和《寫給修筑延安飛機場工人》。同年11月12日，卞之琳終于隨朱德總司令部人員出發奔赴晉東南前線，當時一同出發的“文藝工作團”還包括“團長”吳伯簫，以及成員馬加（白曉光）等。他們渡過黃河，迂回曲折地在山間走了近兩個月，終于在1939年初追蹤到了陳賡旅的第七七二團，“文藝工作團”開始了隨軍生活。
卞之琳跟隨軍隊在抗戰前線，感受到了槍林彈雨和生死存亡。這樣深切的戰地體驗遠遠區別于安穩的后方，在他內心也掀起極大波瀾。“卞之琳不畏艱險，深入廣大軍民，采集素材，陸續寫出《垣曲風光》《山道中零拾》等10篇戰地通訊，又寫了《五個東北工人》《鋼盔的新內容》等散文。這些作品后結集為《晉東南麥色青青》一書。戰斗間隙，卞之琳俯身在農家場院石磨上，寫出反映游擊隊戰斗和生活的小說《紅褲子》，后發表于重慶《文藝月報》。”陳軍在收集了大量資料后，在《寶塔山下江蘇文藝人》中總結了卞之琳于延安時期的一些創作。
卞之琳跟隨著部隊出入于冀晉之間的山區，在炮火中生活了幾個月后從太行山回到延安。對于數月的隨軍生活，卞之琳與吳伯簫做了總結：“除了對于前方民眾、前方部隊的若干程度的認識，（我們）還得了一點在前方從事文藝工作的經驗以及前方對于一般文化人的印象和要求。”此時，恰逢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人手短缺，卞之琳便被留在魯藝文學系代課。三個月后卞之琳告別延安回到了四川大學復職，延安的經歷在他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記。他在教學間隙根據這一年間獲得的材料和所見所聞，陸續寫成了長篇報告文學《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與新體詩集《慰勞信集》，于1940年上半年先后由香港明日社出版。
《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因有著真實的參與感，內容刻畫引人入勝，生動地記述了包括在長生口、七亙村、響堂鋪、長樂村等地七七二團的戰斗經過和艱苦歷程。據了解，1980年，《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在香港再版，三年后這本書第一次在內地由三聯書店出版。卞之琳用生動的文字，把每一個他所經歷的戰斗場景和許多個在戰爭中堅強勇敢的人物，栩栩如生地“放映”在人們眼前。同時，《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也記錄了卞之琳從一個極具浪漫主義色彩的“文弱書生”到一位不懼艱險的戰地記者的轉變。延安之行竟成為他今后文學創作以及人生選擇的重要轉折點。
2000年12月16日《新華日報》
卞之琳《慰勞信集》1940年版
以文言志
筆耕不輟享譽詩壇
“與大地相連，自由的鷲鷹，要山河干凈，你們有敏眼。也輕于鴻毛，也重于泰山，責任內逍遙。”從《給空軍戰士》簡短精悍卻鏗鏘有力的詞句中不難看出，延安的那段重要經歷，不僅讓卞之琳人生獲得錘煉，也對他之后的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正是在延安真正體驗了時代的脈動和抗戰的力量后，卞之琳才對文體的選擇有了新的認識。”四川大學的任杰在《空間轉換與藝術主體的精神嬗變——論卞之琳的延安書寫》一文中這樣寫道。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易社強著作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一書中也寫道：“隨著戰事的爆發，他（卞之琳）的生活和工作轉到另一片天地。”
離開延安后的卞之琳，并沒有停止他以文言志的愛國抱負，先后任教于西南聯合大學和南開大學。上世紀40年代末，卞之琳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英國學習，當聽聞國內發生巨變的消息后，毫不猶豫地踏上回國的路程。回國的路途并不容易，乘客輪、坐貨船、坐火車，甚至冒充過押貨員……幾番輾轉，他終于和好友戴望舒一同回到北京。“到達北京后，周恩來專程到卞之琳和戴望舒下榻的招待所看望他們，同他們親切交談。再次見到周恩來時，卞之琳感覺格外親切。1949年10月1日，卞之琳作為進步和愛國人士，應邀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世界文學》主編高興刊登于《中國社會科學報》上的文章《卞之琳：既眼望天宇，又面對大地》中有著這樣詳細的描寫。
卞之琳回京后擔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和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之后的日子，他除詩歌、散文的創作以外，還從事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工作，先后翻譯了《布萊希特戲劇印象記》《莎士比亞悲劇論痕》《西窗集》《維多利亞女王傳》《阿道爾夫》《阿左林小集》《新的糧食》《紫羅蘭姑娘》《莎士比亞悲劇四種》等著作。
2000年，由中國詩歌學會主辦的“中國詩人獎”首屆頒獎禮在北京舉行，卞之琳與臧克家一起榮獲了首屆“中國詩人獎·終身成就獎”，這一年，卞之琳90歲。“父親非常在意這個榮譽，當時已經很少出門的他，很高興地走出來捧回了這個獎。”卞之琳的女兒回憶說。卞之琳始終懷著一顆為國家建設貢獻力量的心，背井離鄉大半生，在文學領域里不斷耕耘，為中國新詩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江海間一塊只有一二百年歷史的新沙地，住的百分之八九十是南岸來避難或開墾的移民，說不上羅曼蒂克。”這是卞之琳對家鄉海門的描述，即便如此，家鄉于他而言卻始終有著不可替代的分量。90年始終不改一口海門腔的卞之琳，懷著江海般廣闊的胸襟，以其精巧細膩的筆觸，波瀾不驚地寫下了眾多彌足珍貴的故事和他豐富曲折的一生。
（江南時報記者 徐曦 圖片由海門卞之琳藝術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