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達于六十歲全家照
一、收藏世家的累世收藏
潘達于先生原名丁達于，生于1906年，父親為晚清縣令，1923年18歲時嫁與潘承鏡先生為妻，她的姐姐丁燮柔則嫁與潘博山（承厚）先生，姊妹二人同為潘家的媳婦。潘達于先生結婚三個月，她的丈夫潘承鏡先生就去世了。潘達于作為嗣祖父潘祖蔭、祖父潘祖年的孫媳婦，繼承了潘氏家族以潘祖蔭、潘祖年兄弟為主的收藏。她所捐贈的著名的大克鼎、大盂鼎等諸多青銅器、宋、元、明、清書畫、古籍等藏品都主要來自于潘祖蔭、潘祖年兄弟的收藏。
潘氏家族的文物收藏，如果從乾隆時期的潘冕算起，到潘達于這一代，一共延續了近二百年的收藏累積時間，經歷了六、七代人的努力，才形成了如此的規模。據記載，潘冕曾為侯選布政司理問，他在世時，潘家開始逐漸進入家族文化發展的旺盛時期。他的兒子潘奕雋、潘奕藻先后考中進士，在北京分別擔任戶部主事、刑部郎中的職務。潘奕雋兄弟二人辭官后，便回家讀書治學，優游林下，進行文物典籍的收藏和研究。潘奕雋的“三松堂”藏書先后收藏歷代典籍達數萬卷，與大藏書家黃丕烈、袁壽階齊名，其所收藏僅經黃丕烈校跋的珍貴典籍即達100種以上。潘奕雋的“三松堂”藏書分別有其孫潘遵祁（香雪草堂藏書）、潘希甫（遞藏第三子潘介祉“淵古樓”、“桐西書屋”）遞藏，各自擁有數萬卷，并陸續有所新補。
潘冕幼子潘奕基一系，亦數代致力于歷代文物典籍的收藏，在潘氏族家族的收藏中最為杰出，這一系不遺余力收藏歷代古籍、青銅器、書畫，經過百余年的積累，在潘氏家族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潘達于所接受的藏品，即來自于這一支的祖傳收藏。潘奕基之子潘世恩，為乾隆57年狀元，曾先后歷任翰林院侍講學士、禮部侍郎、工部、戶部、吏部尚書、軍機大臣、武英殿大學士等職，贈太子太保、太傅，道光年間為相達二十年，潘世恩詩文、書法，著作，均有相當的造詣，他的長子潘曾沂好藏書，藏書數棟，善畫，三子潘曾瑩進士出身，官至吏部左侍郎，擅長書畫，筑有“小鷗波館”， 收藏歷代典籍、書畫。潘世恩的孫子潘祖蔭（潘世恩四子潘曾綬長子）、潘祖年（潘世恩四子潘曾綬子）、潘祖同、潘祖頤（潘世恩五子潘曾瑋子）等，亦都是著名的收藏家，潘祖蔭的“滂喜齋”、潘祖同的“竹山堂”，都擁有大量的文物典籍。
潘祖蔭為潘世恩的孫子，咸豐年間中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軍機大臣等職，是我國著名的收藏家、刻書家、金石文字學家，收藏金石圖書之富，甲于天下，許多重要的文物典籍即在他手中成為潘氏的家藏之物。所收宋元珍本古籍亦達58部，是我國近代最為著名的藏書家之一。西周史頌鼎、大克鼎、大盂鼎等也都出自于他的收藏，潘祖蔭收藏青銅器、古籍、金石書畫的活動，將潘家的文物典藏推進到歷史的高峰，潘家終于成為晚清以來一、二百年來收藏歷代典籍文物最為著名的文化家族之一。
潘氏家族到了潘達于這一代，繼續處于收藏的高峰狀態。潘祖蔭、潘祖年的收藏，大都為潘達于繼承保存下來。抗戰爆發前，為躲避戰禍，她曾攝制了家藏青銅器380塊玻璃底片，以防不測，一旦原物不存，能為后世留下基本的原始收藏資料。抗戰時期，潘達于先生擇要將家藏金石、書畫、古籍妥善秘密保藏，她把大盂鼎、大克鼎等重要物件埋藏在地下，亦將宋、元、明、清書畫等裝了三十余箱秘密藏在不為人知的隔壁空間之中封藏起來。避過了戰亂，最終將這些東西保存下來。潘世恩四子潘曾瑋之子潘祖疇的孫子潘博山（承厚）、潘景鄭（承弼）兄弟，即是潘家“承”子輩的著名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他們在繼承嗣祖父潘祖同“竹山堂” （1919年潘氏兄弟將其改為“寶山樓” ）四萬卷藏書的基礎上，繼續搜羅歷代典籍，曹元經的“筆經室”、莫棠的“銅進文房”、孫毓修的“小綠天”等舊家藏書，都為潘博山兄弟所購藏，同時也留心祖傳三松堂散佚在外的藏品，它們也留心妥以收回，豐富了“寶山樓”的收藏。經過幾十年不懈的購買、收集，“寶山樓”典藏歷代典籍竟達三十萬卷之巨，達到了潘氏家族藏書的鼎峰時代。除書籍外，潘博山兄弟的收藏當然也包括歷代書畫、青銅器以及石刻拓片、元代以來名人尺牘等，這些都是“寶山樓”藏品的重要組成部分。
潘達于初到潘家時像
二、潘氏家族收藏文物的流散
由于戰爭、社會動蕩以及家人因各種原因的變賣出售等各種復雜的主、客觀原因，潘家的文物典藏，早在收藏之初，同其他收藏家的收藏一樣，就不斷面臨重新散佚的局面，經歷了不斷的離合、聚散過程。
1、潘氏家族文物典籍建國前的散佚
潘奕雋的“三松堂”藏書，遞藏到潘遵祁時，在太平天國戰爭中全部損失殆盡，以后雖然有所收藏，但散佚的速度更快，連同“三松堂”剩下的幾百部古籍于1934年最后全部出售。潘奕雋遞藏給潘希甫的藏品，亦不斷地散佚，到光緒年間也已經被兒孫斥賣一空了。“三松堂”的藏書經過170年左右的風風雨雨，終于走完了它的收藏道路。
潘世恩的四子潘曾沂所收大批藏書，本擬營建藏書樓，將所藏典籍以供吳中學子使用，咸豐九年遇火，一生積蓄，付之一炬，同清初錢謙益 “絳云樓”藏書的命運一樣，所有的藏品從人間永遠消失，令人惋惜。
潘祖頤的藏品，在他在世時就因收藏的興趣驟減而散佚，最終將自己的收藏以四千元的價格售與了翰文齋書肆，從而結束了個人的收藏活動。
潘祖蔭的藏品，在他夫人去世前，在北京寓所就已經遭盜流散，有了相當的損失。潘祖年赴京搬運潘祖蔭的遺產回蘇時，便發現許多潘祖蔭所藏宋版書缺了首卷，其損失當不在少數。以后潘祖蔭所藏南宋版《竹友集》曾被著名藏書家孫伯淵所有，孫氏1980年又將此捐贈上海博物館。由茲可見，潘祖蔭的藏品遞藏到潘達于時，已經有不少藏品曾被散佚出去。潘達于繼承的主要是潘祖蔭、潘祖年的多年收藏，她雖然嚴遵祖訓，付出了相當的精力妥善保存祖上傳下來的文物典籍，但由于偷盜、戰爭，其所收藏損失散佚也相當嚴重，如她在抗戰前就曾在家發現遭盜沒有運出的青銅器；抗戰期間，日本人曾先后七次來潘家搜查、劫掠，潘家收藏損失之嚴重，可以想見。到建國前，剩余也不是太多了，所幸家族收藏的精華大都保存下來，這也是不幸中的萬幸。
不僅由于戰爭、社會動蕩的原因使潘祖蔭、潘祖年兄弟的收藏大量散佚，世誼、親姻之間的索要、饋贈等，也是不斷散佚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如我國著名的收藏家、畫家吳湖帆收藏的一些重要珍貴文物如歐陽詢的《化度寺塔銘》、《九成宮醴泉銘》、《皇甫誕碑》以及清帝御賜的玉華硯等，便是潘祖年的小女兒潘靜淑嫁與吳湖帆時從娘家帶來的重要藏品。
潘博山（承厚）、潘景鄭（承弼）兄弟“寶山樓”的藏品，亦在早年就開始散佚，由于人為地毀棄和戰禍殃及而不斷消失。抗戰爆發，“寶山樓”毀于戰火的藏品幾達十分之三、四，隨著1943年四十歲的潘博山英年早逝，“寶山樓”收藏的黃金時代便悄然消失了，剩余的一些藏品也被陸續售出，成為他人的收藏。如明代文俶1300余幅的《金石昆蟲草木狀》繪畫，即被售與中央圖書館，成為中央圖書館的永久藏品。抗戰勝利后，“寶山樓”的諸多藏品被潘博山之子論斤售賣，三萬塊書板也被燒棄，進一步加速了“寶山樓”收藏的散佚速度。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上半期，是潘氏家族收藏活動的活躍時期，由于這一時期也是我國處于內憂外患、社會動蕩的特殊歷史時期，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必然會影響到潘氏家族的收藏活動。潘氏家族收藏文物典籍的遭遇是我國近一二百年以來文物典籍所面臨命運的一個縮影。
2、建國后潘氏家族文物典籍的陸續散佚
建國后，隨著新的社會條件變化，許多私家收藏的歷代文物典籍已經不可能為個人所擁有，大多通過捐獻、征集的方式為國家所有，成為國家專門文化機構、收藏機構的收藏。個人收藏的社會環境和條件已經不再具備，潘氏家族的收藏在這一社會條件下也不斷加快了散佚的過程。自1951年起，五、六十年代以來，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潘氏家族經過數次文物捐贈活動，潘家幾乎所有家藏的文物典籍最后都轉化為國家所擁有的重要藏品。
五十年代初，潘家開始分批大量捐獻家族收藏的文物，包括古籍、青銅器、書畫、工藝品等。如潘景鄭先生，他在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徐森玉的鼓勵下，將歷經劫難存留下來的大量剩余的珍貴古籍捐贈給了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今上海圖書館），所藏六朝、隋唐墓志、六朝造像、宋遼金元經幢以及漢磚瓦、唐代殘石、唐代井欄拓片等，則悉數捐贈蘇南文管會。潘博山先生的夫人丁燮柔先生則將家藏青銅器、書畫等文物典籍捐贈給了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等單位，西周恭王時的師遽方彝、春秋魯國之魯伯禽鬲，都是潘博山先生的重要收藏，丁燮柔先生最終也將他們捐贈給了上海博物館，成為上海博物館非常重要的青銅器藏品。丁燮柔先生又曾與妹妹潘達于先生一道將家藏明清書畫向國家收藏機構捐贈，1959年曾同丁燮柔先生一次向南京博物院捐贈明清書畫161件。
潘達于先生建國后多次向國家捐贈緘藏文物，她的捐贈在潘氏家族的捐贈中最為人們所稱道。1951年7月，潘達于先生致函華東軍事委員會文化部，要求將大克鼎、大盂鼎捐贈國家，華東軍事委員會文化部接受了她的捐贈要求，大克鼎、大盂鼎被捐贈給政府收藏。大克鼎目前保存在上海博物館，成為上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大盂鼎則被上調中央，成為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重要藏品。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為之特地舉行了潘氏捐獻盂、克兩鼎授獎典禮，中央文化部也為之頒發了褒獎狀，對這一行為予以表彰。其后，潘達于又陸續捐出了大量藏品，如1956年捐贈的99件字畫、1957年捐贈的150件字畫等，都是潘達于先生的捐贈手筆，豪爽而大氣，確實讓人感動。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沈周《西湖名勝冊》、弘仁《山水卷》、倪元璐《山水花卉冊》等，都來自潘達于先生的捐贈。建國后，潘達于先生將自己精心保藏的祖傳文物典籍悉數捐贈給國家收藏，終于為它們找到了最終的妥當歸宿。
潘達于家族舊藏明人肖像冊李日華像
三、潘達于先生向南京博物院的捐贈
在潘達于先生向國家的歷次捐贈中，南京博物院也接受了潘達于先生為數不菲的祖傳文物藏品，僅1959年（與丁燮柔一起共同捐贈）、1961年兩次捐贈即達163件之多。潘達于先生所捐南京博物院藏品主要包括書法、繪畫、木刻古籍以及美術工藝品等，其中以捐贈的明清書畫藏品最為主要。
1、繪畫作品。潘達于先生捐贈南京博物院的藏品，有不少為明清時期重要的繪畫作品。比較著名的作品如明無款《名人圖像冊》、明惲向《山水冊》（11頁）、清張士保《鄭司農像》、顧蕙《山水》、《清人紈扇集冊》（四件完整，共82頁、殘冊一件，共8頁）、方薰《臨文征明桂枝圖》、戴熙《溪山過雨圖》、慈禧《墨蘭》、清胡淦《吳中七老圖》手卷、吳昌碩《菊花》、清《名人圖像冊》、朝鮮金秋史《蘭圖》以及吳云、著名指畫家瑛寶等人的作品等都在捐贈南京博物院的藏品之列。當然，在潘達于先生捐贈的藏品中，也有潘氏家族熱愛繪畫的先人所創作的繪畫作品，如潘世恩三子潘曾瑩，別字星齋，一生喜好繪畫，不斷進行繪畫創作，在此次捐贈南京博物院的藏品中，亦占有相當的篇幅。
潘達于先生捐贈的這批繪畫藏品，尤其以明無款《名人肖像圖冊》最為珍貴。這十二幅肖像畫作品，是明后期人物畫、肖像畫的重要代表，在中國人物畫史、肖像畫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此畫冊共繪明代十二位政府官員、縉紳的頭像，著名書畫鑒賞家《六硯齋日記》《水軒日記》《竹懶畫媵》的作者李日華，大寫意花鳥畫的重要開創者徐渭亦在其中；正是本冊留影，為后世留下了中年徐渭的形象，使我們對這位畫家有著清晰的印象。此件作品為民間畫工所作，我們雖然不知道畫家的名字，但從這一作品所表露出來的精湛藝術才華，不能不讓人驚嘆明代后期在人物畫、肖像畫領域所獲得的重大成就。這批肖像畫作品在人物性格、精神狀態的刻劃上，達到極高的水平，技藝精湛，不愧為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明代肖像畫巨跡。
潘達于先生捐贈南京博物院的繪畫作品，還有清代畫家胡淦創作的《吳中七老圖》，也是堪為注意的一件藏品。此圖為群體肖像，繪制了縉紳文士游宴、進行文事繪活動的情形，將清代晚期活動在蘇州的著名縉紳、文士方錡、李鴻裔、曾瑋、沈秉成、吳云、顧云彬、鈍舫等人的形象納入畫面，其中吳云為當地著名畫家，顧云彬則為蘇州著名的收藏家，曾瑋則為潘世恩的幼子潘曾瑋。此圖不僅為難得的群體肖像畫作品，而且也具有歷史文獻的意義，以圖象的形式形象地記錄了蘇州當時的社會情貌，為我們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吳中士夫文人的精神風貌提供了難得的第一手圖象資料。
2、書法作品。潘達于先生捐贈南京博物院的明清書法作品中，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為清代著名書法家的作品，如劉庸、翁方剛、梁同書、吳讓之、楊沂孫、趙之謙、吳昌碩等人的作品。第二類則為與潘世恩、潘祖蔭等或有世誼、或為部屬關系的一些縉紳官員的作品，如曾國藩、李鴻裔、李文田、吳大澂等人的書法作品。第三類為潘氏家族的書法藏品，在捐贈品中占有相當的分量，如潘奕雋、潘世恩、潘世榮、潘祖蔭、潘曾瑩、潘祖閏等家族數代的書法作品等。
3、其他。潘達于先生祖傳藏品中的一些書籍，如《鳴野山房書畫記》（抄本）、《顧氏畫譜》四卷（明木刻）、《宋人法書》四冊（影印缺第二卷）以及珂羅版印名人信札等，亦被潘達于先生捐獻出來，為南京博物院所收藏。
潘達于家族舊藏明人肖像冊羅應斗像
四、結論
潘氏家族的文物典藏歷經艱難保存下來確實殊為不易，既要避開歷次戰禍、逃避政府實力派人物的威逼搶掠，又要拒絕西方人不惜一切手段的強行購買以及日本侵略者的劫掠……但這批藏品終于幸存下來為國家和人民所有，不能不說是不幸中的萬幸。潘達于先生在將近三、四十年的時間內，精心保護、收藏我國重要的歷史文物，將它們妥當地捐贈國家永久地收藏保存。潘達于先生以自己的行動，在當時確實起到了專職文博人員應盡的職能，典藏、守護住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底線。
文化的承載要靠一定的物質形式體現出來，如果沒有足以代表最高文化水平的物質載體，一個民族缺失了自己的文化記憶、精神記憶和歷史記憶，一個民族生存的根基無疑要受到嚴重的影響。潘達于先生留下來的不僅僅是流傳有緒的“國寶”，更留下了永恒的文化關懷。
潘達于家族舊藏明人肖像冊陶虎溪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