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武宗滅佛力度大
據《舊唐書》卷第十八《武宗本紀》，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秋七月，根據中書門下省“上州望各留寺一所”“下州寺并廢”“其上都、東都兩街請留十寺，寺僧十人”的疏奏。武宗皇帝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廢毀”。要求在“國忌日”官吏行香祭拜時，“宜于道觀”，不要去寺廟。上都、下都，每條街留兩座寺廟，每座寺廟只留30個僧人。上都左街保留慈恩（寺）、薦福（寺），上都右街保留西明（寺）、莊嚴（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州、華州、商州、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東都即洛陽市只留僧人20個，諸道原留僧人20者減其半，原留10人者減為3人，原留5人者不再保留。凡是不需要保留的寺廟，“立期令所在（地）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朝廷督查工作要緊緊跟上。
武宗滅佛行動拉開了帷幕。
在接到皇帝御批后，中書省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器，金、銀、鍮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佛）像，敕出后，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內依舊。”
又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并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寺廟的財貨、田產沒收歸官方所有，撤除的寺廟木材用以“茸公廨舍”，修建政府辦公場所；寺廟廢棄的銅像、鐘磐等用以鑄錢。
對于這些建議，武宗皇帝當然恩準，一場全國范圍內的滅佛運動已迅速展開。
又據《資治通鑒》卷第二百四十八《唐紀》六十四記載，德宗皇帝“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勸皇上慎重處理此事。但唐武宗的決心已定，為了國家和民眾利益，不能再讓如此龐大的僧尼人眾坐吃山空、損耗國力了。
經過一個多月的席卷全國的暴風雨般的滅佛運動，取得明顯重大成果。到了八月，宰相李德裕等又奏：“東都九廟神主二十六，今貯于太微宮小屋，請以廢寺材復修太廟。”皇帝當然準奏。
還是在八月，武宗皇帝通過制令形式，親自“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向朝野宣告佛教的弊端危害，對佛教再次進行系統聲討，對滅佛取得的重大成果予以及時總結，并對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武宗皇帝指出：朕聞夏商周“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后，像教浸興，因國力不景氣的“季時”造成。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國風，而漸不覺；誘惑人意，而眾益迷。人們在不知不覺中被佛教迷惑。
由于佛教傳教時要有儀式、有音樂、有場所，“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于土木之功，奪人利于金寶之飾，遺君親于師資之際，違配偶于戒律之間”。武宗皇帝由此大聲疾呼：“壞法害人，無逾此道”，沒有比佛教更害人的了。
武宗皇帝又從國計民生、國家文化安全角度指出：“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云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況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
唐代削佛、滅佛，并非從武宗皇帝開始，但都不夠徹底，反而出現反彈，這是歷史教訓，必須吸取。所以，他在制令中接著指出：“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劃除不盡，流衍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眾，予何讓焉。”再次體現了徹底鏟除佛教這一千古“蠹源”的政治家胸懷。
這次滅佛運動，全國拆除寺廟4600余所，僧尼還俗26萬500人，這些人都將成為國家的納稅人，“收充兩稅戶”；拆除民間私建的招提寺、蘭若寺4萬余所；收回上等膏腴肥田數千萬頃；增收15萬奴婢為“兩稅戶”。余下所留僧人，“皆隸主客，不隸祠部”，國家財政一律不承擔這些僧人的費用，以體現本土教與“外國之教”的區別。同時勒令“大秦穆護、祅僧（古波斯、古羅馬傳教士）3000余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
通過這次“前古未行”的滅佛運動，“驅游惰不業之徒，已逾十萬；廢丹雘無用之室，何啻億千”。
武宗皇帝感慨到：“自此清凈訓人，慕無為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他要用中國本土的儒道文化來教化國民，使民眾之心與朝廷一致。對于這場空前的滅佛運動，“百官奉表稱賀”。
面對強大的滅佛國策，五臺山的僧人已沒有更多的立足之地了，大多數僧人逃亡奔向幽州一帶，尋求活路。幽州為阻止這種現象，在居庸關架起兩把大鍘刀，放狠話說：“有游僧入境，則斬之。”迫使那些游僧斷了念頭，還俗務本，自食其力。
但是，唐武宗在取得滅佛運動重大勝利后，到了九月份，卻因吃了方士煉的“金丹”而出現性情更加躁急、喜怒不常現象。實際上，自秋冬以來，他就感到龍體不適、有疾病了，但是，“道士以為換骨”。這幫道士忽悠安慰皇上，說這是在“換骨”，出現不舒服現象屬正常。皇上吃的“金丹”是由身邊道士所煉，“上秘其事”，外人也不太清楚。但大臣們對皇上“希復游獵”感到奇怪，宰相奏事時，也不敢久留。武宗皇帝也感到身體支撐不了強大的工作量，“詔罷來年正旦朝會”，提前通知大臣們，明年的“正旦朝會”取消。
會昌六年（846年）三月甲子，“上崩”。武宗皇帝雖然滅佛有功，永垂史冊，但在道士“金丹”的引誘毒害下，不僅沒能長生，反而過早地結束了生命，年僅32歲。大唐王朝又一位皇帝倒在了養生專家的“金丹”大補丸威力下。
五．唐宣宗佞佛也瘋狂
會昌六年（846年）三月丁卯，唐宣宗李忱即皇位，按輩分，他還是前任皇帝的皇太叔。李忱登基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杖殺道士趙歸真等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因為正是這幫道士們害死了唐武宗。后來又誅殺道士劉玄清等十二人，因為是他們蠱惑唐武宗“排毀釋氏”的。
在五月大赦天下后，唐宣宗接下來對佛教卻采取了與前任皇帝截然相反的政策，致使武宗皇帝的滅佛成果很快化為烏有。滅佛出現重大反彈，佞佛勢力又迅速高漲。
據《舊唐書》卷第十八《宣宗本紀》記載，五月，“左右街功德使”上奏唐宣宗，宣宗準奏：上都兩街舊留四寺外，各增置八寺，除了興唐寺、保壽寺仍用原名，其他寺廟名稱作相應更名。僧尼依前，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一切照舊。
大中元年（847年）閏三月，又下敕：“會昌季年，并省寺字。雖云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對會昌五年所廢寺廟，有僧人能夠修葺營建的，就讓他們使用，“有司毋得禁之”。明令政府部門，對佛教大開綠燈，一時間，“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換了皇帝，就意味著換了對佛教的政策。政策多變，成了大唐王朝的一大特點。唐武宗轟轟烈烈的滅佛運動，隨著他的駕崩而宣告結束，而佛教如同被再次淬火，更加深入人心，更加激發起大眾熱情。佞佛之風，在中、晚唐再度興起。我們從朝廷大臣、皇室成員佞佛現象中也可以感受到這一點。
大中二年十一月，萬壽公主在“在慈恩寺觀戲場”觀戲。
大中五年三月，以白敏中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討黨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南北兩路供軍使兼邠寧節度使。唐宣宗曾將鄭顥檢舉白敏中的信件一直存放在禁中小檉（chēng）函中，在白敏中離京時，皇上把那只小檉函拿來給白敏中，對他說：“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白敏中聽了后十人感動，回到家里，“置檉函于佛前，焚香事之”。皇帝與朝廷大臣都佞佛，全社會更是如此。
針對唐宣宗對前任皇帝滅佛國策的全面否定、使佛教勢力迅速卷士重來，當時的有識之士和政府有關職能部門也曾發出質疑聲音，大膽向皇帝進言。
大中四年（850年）六月，進士孫樵上疏：“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發七十萬僧，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于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為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勞乎？愿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對唐宣宗因佞佛而導致國力虛耗、勞民傷財表示強烈不滿。
秋七月，中書門下省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史量加撙節。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兇粗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對于這一條建議，宣宗皇帝聽從采納了。
冬十月，中書門下省又奏：“今邊事已息，而州府諸寺尚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縣遠于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這條意見，宣宗皇帝也聽從采納了。
大中六年（852年）十二月，中書門下省又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跡許修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游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皇帝又“從之”。
唐宣宗佞佛，晚年卻頗好神仙，派遣中使到羅浮山，迎回道士軒轅集，這個軒轅集就是被唐宣宗登基后流放的。
大中十二年（858年）春，道士軒轅集來到長安，皇上立即召入禁中，問他“遐壽長生可致乎？”對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周給，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何必別求長生也！”軒轅道士所講的長生之道，也是強調寡欲，尚德，尊重自然。在皇宮中呆了數月，軒轅集堅決要求回到羅浮山，宣宗皇帝也只好同意“遣之”。
但宣宗皇帝已經開始服用方士的“金丹”了；到了二月，他因“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又因服藥而產生心理變化，對身邊大臣侍從疑忌開始加深，弄得人心惶惶不安。
大中十三年（859年）六月，唐宣宗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的長生藥，脊背上開始生疽。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見。生命垂危關頭，皇上又秘密地將夔王李滋囑托給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讓他們立第四子李滋為皇位繼承人。但左軍中尉、宦官王宗實等矯詔，堅持立宣宗長子、鄆王李漼為太子。唐宣宗于八月七日在大明宮駕崩，一位佞佛而又貪服“金丹”補藥的大唐皇帝又倒下了。鄆王李漼即位，是為唐懿宗。
李唐王朝已經步入晚期，喪鐘即將敲響，但佞佛的熱度不減。
六．唐懿宗再迎法門寺佛骨入皇宮
據《舊唐書》卷第十九《懿宗本紀》記載：咸通十二年（871年）五月，唐懿宗“幸安國寺，賜講經僧沉香高座”。《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二《唐紀》六十八記載更詳細：唐懿宗“幸安國寺，賜僧重謙、僧澈沉檀講座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皇上親自到寺廟，給兩位高僧賞賜沉檀木講經座臺，這座寺廟可以供一萬人來聽經吃齋飯。由此可見，這一階段的唐代佛教場館建設及僧人待遇是相當可觀的。
咸通十四年（873年）春三月，唐懿宗又要效仿前輩唐憲宗，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舊唐書》的記載是：“詔兩街僧于鳳翔法門寺迎佛骨。是日，天雨黃土遍地。”
此時的朝廷雖然沒有了韓愈，但“群臣諫者甚眾”，甚至有人提醒唐懿宗：當初憲宗皇帝迎佛骨，很快就“晏駕”駕崩了。但唐懿宗卻對大臣們說：“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如果生前能夠見到佛骨舍利，縱然死了也無恨無悔。
皇帝鐵了心要迎佛骨禮拜，所以就動員各方力量，廣造浮圖、寶帳、香輿、幡花、幢蓋，準備迎接佛骨。這些迎佛骨的物件，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富麗堂皇、珠光寶氣。
一時間，自京城長安至法門寺，三百里路程，道路上奔馳的車馬是晝夜不絕。
夏四月八日，佛骨迎至京師。自開遠門達安福門，彩棚彩樓夾道，據說都是民間富室人家自愿捐助的功德，并且舉辦講經說法“無遮會”，他們競相侈靡、講排場，向佛表忠心。長安大地，“念佛之音震地”“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亙數十里”。朝廷動用禁軍兵仗作引導，儀仗衛隊之盛，遠遠超過皇家郊祀規模，比唐憲宗當年迎佛骨的場面闊氣多了。
唐懿宗登上安福門，禮迎佛骨進長安；又降樓膜拜，竟然“流涕沾臆”，激動得眼淚鼻涕四流。后來又用金帛賞賜僧人及京城耆老中、當年曾經見過唐憲宗迎佛骨場面的人。
佛骨迎入禁中三日，擺了三天道場后，又出置安國寺、崇化寺等京城諸詩，臨時供奉。“士女云合，威儀盛飾，古無其比”。當時宰相以下施舍金帛，亦不可勝記。
對于這次禮迎佛骨活動取得重大成功，取得很好的社會效果，唐懿宗甚為開心，下令全國，進行總結表彰。其中有：“朕憂勤在位，愛育生靈，遂乃尊崇釋教，至重玄門，迎請真身，為萬姓祈福。今觀睹之眾，隘塞路歧。”由此決定，大赦天下：“京畿及天下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忤逆、故意殺人、官典犯臟、放火持仗、開發墳墓外，余罪輕重節級，遞減一等。”
但是到了六月份，唐懿宗就感到龍體不適了。到了秋七月辛巳日，唐懿宗崩于咸寧殿，年僅41歲。生前見到了佛骨真身舍利，他應該是可以瞑目了。
皇位接班人是第五子李儇，是為唐僖宗。到了十二月，唐僖宗下詔，禮送佛骨還法門寺。前任皇帝只做了“迎”佛骨的事，“送”佛骨的任務卻要由后任皇帝來完成。由此看來，佛也是救不了皇帝的命，道士的“金丹”更是加速了封建皇帝的死亡進程。
大唐王朝自唐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加之關東連年水澇、旱災，蝗蟲蔽日，自東而西，所過盡為赤地。州縣不以實情上報朝廷，上下相互蒙騙，百姓流殍，民不聊生，又無所控訴，只好相聚為盜，如蜂四起。由于州縣兵力少，加之承平日久，兵不習戰，每與農民起義軍相遇，官軍多吃敗仗，最后發展為以王仙芝、黃巢為首的農民起義席卷全國。
在剿滅農民起義軍的過程中，李唐王朝雖又延續至唐昭宗一朝，前后又堅持了30來年，最終于公元907年被朱全忠“后梁”政權取代。回首觀望，唐王朝前后289年，除了內外廝殺、戰馬咆哮、刀光劍影，能夠朝野共享的，應該就只有宗教中的佛教了。后世所謂的“唐詩”，與黎民黔首無關；今人所樂道的“敦煌壁畫”，實質就是佛教壁畫，就是那個既佞佛又削佛、又滅佛的大唐王朝留下的佛教遺物。
我們從唐代佞佛、削佛、滅佛三個角度，審視佛教在唐代迭蕩起伏的命運，把脈李唐王朝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發現一條規律：大唐王朝由興而衰的過程，正是佛教由衰而興的過程，二者似乎走的是一條相悖的路徑，國泰民安盛世之時，佛教往往處于被扼制、被削弱、被撲滅的狀態，反之亦然。李唐王朝雖然開始以尊奉老子道家思想為主，但除了家族、皇室的宗廟祭祀禮儀活動，日常百姓生活的空間，已基本被佛教占了上風。可悲可恨的是，那些披著道家思想外衣、打著道教旗號的道士們，他們用煉丹爐煉出來的所謂長生不老“金丹”，一次次斷送了一心想要長生不老的李唐王朝不少年輕皇帝們的性命，使他們過早“夭折”了。
作為外來文化，佛教傳入中土后，盡管被一次次地削、滅，但恰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般，它頑強地在與中國本土文化碰撞交融，有時到了博弈程度，但最終還是在中土生根了。如何在維護好華夏文化以儒道為主體的“道統”基礎上，對佛教文化合理內核進行汲取，使之同化為華夏文化，已經是唐代有識之士們開始苦苦思索的問題。
那位要焚燒佛骨的韓愈可能也意識到，光動怒蠻干，把佛骨一把火燒了，那也是無濟于事；努力挖掘中國傳統文化優秀內涵，融合外來文化合理內核，可能才是真正的出路。這雖說是學術探尋之路，但卻是在探尋民族文化如何振興之路。韓愈的《原性》《原道》《原毀》等書，提出著名的“性三品”說，從人性本質深層次去思考人類共性問題。韓愈的弟子李翱進一步發揮，著有《復性書》等。他們在佛教文化強大沖擊波撞擊下，對中國傳統文化與佛教文化從人性角度進行觀照思索，已經露出新思想萌芽，如同東方晨曦開始出現。正是在這種不同文化之間相互浸染的漫長歲月中，歷史發展到宋代，兼具儒釋道思想、以儒家讀本為主要載體的新儒學“理學”誕生了。由“儒學”而“理學”，華夏文化“道統”在汲取了佛教文化的合理內核和營養后，賡續傳承，創新發展，得以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活力。
束有春 2024年11月3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