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佞”者，巧言諂媚之謂也。“佞佛”就是討好諂媚佛陀教義，后又泛指迷信佛教。《晉書》卷七十七《何充列傳》記載，東晉時期，中書令何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于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當時，中書侍郎郗愔及弟弟、吏部侍郎郗曇奉天師道，而何充與弟弟、散騎侍郎何準“崇信釋氏”，吳興太守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這應該是“佞佛”一詞的最早出處，與東晉時期佛教盛行有關，與七朝古都南京有關。
作為一種外來文化，佛教自東漢明帝劉莊時傳入中國后，一直存在著佞佛與削佛、滅佛三種態勢。在滅佛中，最為知著的要數“三武滅佛”，即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通過《舊唐書》及《資治通鑒》有關歷史文獻閱讀，我發現，在唐代歷史發展進程中，唐武宗滅佛只是佛教在中國大地上起起伏伏的一個歷史節點，唐代的佞佛與削佛、滅佛之爭一直存在著。透過佞佛、滅佛（含削佛）的博弈，我們可以對大唐王朝曾經存在的政局混亂、思想文化混亂現象作一認知，對佛教文化在中土生根發展有所認知。
一．初唐、盛唐時期的削佛
公元618年，李淵在隋末動亂中，不斷翦滅異己勢力，建立起李唐王朝，年號“武德”。據《舊唐書》卷七十九《傅奕列傳》《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紀七》載，武德七年（624年）（《通鑒》作“九年”）夏四月，太史令傅奕上疏，請求朝廷下令，“除去釋教”，即清除佛教。
傅奕指出：“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啟三涂，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懺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
作為精通歷史的太史令，傅奕對佛教的原產地、傳播到中土時出現真經假經混淆現象、對中國傳統儒家“忠孝”文化造成的傷害、對社會穩定造成的破壞、對人的思想造成的混亂等予以徹底揭露，開啟了大唐王朝聲討清算佛教弊端的先河。
傅奕從唯物主義角度分析指出：“且生死壽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有佛”。一些狡詐的僧人為了愚弄百姓，把人世間一切都歸到佛的身上，是佛在起作用。“愚僧”們的所作所為是在“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佛教已經對國家施政造成危害，出現這種現象，實在是太可悲了。
傅奕接著從中國歷史傳疑時代的伏羲氏、神農氏開始，一直到漢、魏王朝建立，“皆無佛法”，但那時卻仍能出現“君明臣忠，祚長年久”可喜現象。到了東漢明帝劉莊時，“假托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傳說東漢明帝曾夢見一個閃閃發光的巨大金人從西方飛來，這個“金人”被當時的博學之士們解夢為是西方的佛陀。后來就出現“白馬馱經”、在洛陽建立白馬寺、由隨白馬送經而來的西域“桑門”（沙門、和尚）開始在中國傳教現象。
傅奕指出，西晉以上，國家有“嚴科”規定，“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發之事”。即不允許國人隨便削發，因為身體發膚是受之父母，如果削發，就是對父母的最大不孝。但自從西晉末年出現匈奴、鮮卑、羯、羌、氐“五胡亂華”后，中土出現“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現象，他認為，“皆由佛教致災也”。南朝梁武帝蕭衍雖佞佛如癡，仍擺脫不了被侯景活活餓死、江山很快滅亡的悲慘結局。北齊襄帝高澄信佛，在受禪前夕，被膳奴蘭京所弒，時年二十九歲。有監于此，傅奕大聲疾呼，這些“足為明鏡”，歷史就是一面鏡子，佞佛釀成的悲劇不可重演。
傅奕接著以褒姒僅一人，妖惑周幽王，導致西周滅亡的歷史教訓，指出：況如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彩，裝束泥人，競為厭魅，迷惑萬姓”！如何解決這種社會問題，傅奕從人口增長、家庭建立、社會穩定、軍隊國防建設等方面提出對策：“請令匹配，即成十萬余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清除佛教，于國于民于家庭都有利，社會風氣會也會隨之出現根本好轉。
由于李唐王朝剛剛建立不久，皇帝李淵對佛教的態度如何，不清楚，所以，傅奕在上疏最后，舉了北齊朝的章仇子他（亦作“佗”）當年也曾上表滅佛，最后慘遭不幸的例子。北齊朝章仇子他曾向朝廷建言：“僧尼徒眾，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由于諸僧附會宰相，在朝廷上對他進行讒毀，諸尼又依托妃主，在暗中對他謗讟詆毀，章仇子他最后竟被囚縶，刑于都市。一直到了北周時才被平反。傅奕在疏表最后指出：“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雖然如此，“臣雖不敏，竊慕其蹤”，他也隨時做好被砍頭的思想準備。在這之后，傅奕又上疏十一篇，篇篇“詞甚切直”。
在接到傅奕上疏后，唐高祖李淵下詔，讓百官上朝議其事。眾大臣三緘其口，唯有太仆卿張道源稱贊傅奕奏疏合理，很快又出現不同意見，朝廷上展開了激烈辯論。
中書令蕭瑀爭辯說：“佛，圣人也，傅奕為此議，非圣人者無法，請置嚴刑。”這位蕭瑀，其高祖父就是南朝梁武帝蕭衍。
傅奕回答說：“禮本于事親，終于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蕭瑀之謂矣！”傅奕認為，人都是父母所生，不是如神話傳說中是由“空桑”中生存來的，蕭瑀是在主張人無父母，主張不孝。蕭瑀無言以對，只好合手說：“地獄所設，正為是人！”詛咒傅奕要下地獄。
大臣們再爭吵，最終取決于皇帝態度。李唐王朝奉老子李聃為先祖，自然傾向于道教，但“亦惡沙門、道士茍避征徭，不守戒律”，于是，“皆如傅奕所言”，完全贊同傅奕觀點。大唐王朝建立初期，就拉開了削佛帷幕。
當時京師有許多寺觀鄰接廛邸，溷雜屠沽，不甚清凈。據《舊唐書》卷一《高祖本紀》載，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皇帝李淵下詔，指出：“釋迦闡教，清凈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但現在的情形是，那些“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惰之人，茍避徭役。妄為剃度，托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這些披著僧人外衣的人，“出入閭里，周旋阛阓，驅策田產，聚集貨物”“進違戒律條文，退無禮典之訓”，甚至出現“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的違法犯罪現象。尤其是當下，竟出現建立眾多寺廟，建筑地點不選擇在閑曠之地，而專門選“喧雜之方”來建設，并且建筑形制是“繕采崎嶇，棟宇殊拓，錯舛隱匿，誘納奸邪”，成為犯罪窩點，對此必須予以“正本澄源”。命有司做好整治沙汰（淘汰）工作。對僧、尼、道士、女冠等群體中“精勤練行、守戒律者”，可以合并遷居到大寺觀居住，由官家給其衣食，毋令乏短。對于那些“不能精進、戒行有闕、不堪供養”的庸猥粗穢之徒，悉令罷遣，勒令回還鄉里。京師只留三所寺廟，二所道觀；其余天下諸州，各留一所，余皆罷之。
李淵的削佛措施很接地氣，沒有把佛教一棍子打死，而是立足于削減，以穩定時局，鞏固政權。但是，到了這一年即武德九年的六月，“玄武門之變”爆發，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相互殘殺，致使李淵削佛國策“事竟不行”。
一時間，“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舊”，國家庶事，皆由秦王李世民來處理。李淵立李世民為皇太子，向天下發布公告：“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后聞奏。”到了八月，李世民即皇位，是為唐太宗。
在一次臨朝時，李世民詢問傅奕：“佛道玄妙，圣跡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征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
傅奕對曰：“佛乃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幻之教，用欺愚俗，于百姓無補，于國家有害。臣非不悟，鄙不學也。”李世民“頗然之”，贊同傅奕的觀點。
傅奕于貞觀十三年以85歲高齡病卒，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唯獨竊嘆，眾不從我，悲夫！汝等勿學也。”傅奕強調中華本土儒道文化，堅決抵制佛學亂華，代表了當時知識分子階層的一種傾向。
再說到了貞觀二年（628年）六月，李世民對大臣們說：梁武帝蕭衍君臣“惟談苦空”，當“侯景之亂”出現時，“百官不能乘馬”，毫無戰斗力。梁元帝蕭繹曾經被“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這些都“深足為戒”。李世民明確告訴天下人：他所喜好的，“唯堯、舜、周、孔之道”即儒家之道，并且將儒家之道比之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貞觀三年（629年）正月，有“沙門法雅，坐妖言誅”。一個名叫“法雅”的和尚因散布佛教妖言而被誅殺，對削弱和扼制佛教發展起到了鎮懾作用。
在李世民執政和接下來的唐高宗李治時期，佛教處于被控制和削弱時期，但是，政府“削佛”舉措并不能從根本上達到鏟除效果，在民間，佛教活動仍然暗中盛行，有些人利用佛教來謀財斂財，甚至到了聚眾造反程度。
據《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唐紀》十九記載，唐高宗李治弘道元年（683年）夏四月，綏州部落稽胡白鐵余“埋銅佛于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白鐵余誆騙其鄉人曰：“吾于此數見佛光。”擇日，集眾掘地，果得之，他因此對眾人說：“得見圣佛者，百疾皆愈。”意謂能夠一睹銅佛，就可以治愈百病。于是“遠近赴之”，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趕來求佛治病。白鐵余“以雜色囊盛之數十重，得厚施，乃去一囊”。數年間，歸信者眾，遂謀作亂。他們占據城平縣，白鐵余自稱“光明圣皇帝”，并且“置百官”，建立政權體制，率眾進攻綏德、大斌二縣，“殺官吏，焚民居”。朝廷派遣右武衛將軍程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前去討伐，攻拔其城，“擒鐵余，余黨悉平”。一場由佛教引起的叛亂終于得以平息。
二．武周、大歷政權時期的佞佛
武則天建立武“周”政權，大唐王朝的李姓江山被摁下了暫停鍵，但佛教文化卻開啟了快速通道。武則天在14歲時被唐太宗看中，召入宮，立為才人。唐太宗駕崩后，她就投身感業寺，削發為尼。后又被高宗李治從寺廟召回入宮，拜為昭儀。當尼姑的人生經歷，對武則天后來重視佛教應該有一定影響，但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通過佞佛以實現個人政治目的。
弘道元年（683年）李治駕崩后，雖然是皇太子李顯即位當皇帝，但卻是武則天以皇太后的身份“臨朝稱制”；第二年即嗣圣元年（684年）二月，武則天干脆廢了李顯，另立豫王李輪（旦）為帝，但卻令其居于別殿，改元“文明”，仍由她這位皇太后臨朝稱制；到了九月，又改元“光宅”，像兒戲一樣頻繁更換政權年號。據《資冶通鑒》卷第二百三《唐紀》十九記載，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武則天改東都洛陽為“神都”。
武則天要取代李唐王朝，決定借助佛教為她制造輿論。在臨朝決事的垂拱元年（685年）九月，武則天采納僧懷義建議，下令對洛陽白馬寺進行重修，并讓僧懷義親自監修。寺修建成功后，又讓僧懷義任白馬寺住持。
僧懷義，本姓馮，名小寶，今陜西戶縣人，長得是“偉形神，有膂力”，可謂身高力大，相貌堂堂。他曾在洛陽市以賣藥為生，一次偶然機會，與唐睿宗李旦之女“千金公主”相識。千金公主又將他引薦給武則天，“得幸于太后”，從此，馮小寶便成為武則天的嬖幸近侍，實即面首也。為了能夠實現與馮小寶隨時幽會，讓他能夠自由出入宮禁，也為了遮人耳目，武則天“乃度為僧，名懷義”，將馮小寶剃度為僧，法名懷義。這還不夠，他又讓馮小寶改姓為薛，使他與女婿薛紹合族，令薛紹尊之為季父。這么一來，僧懷義便能與洛陽真正的僧人法明、處一等經常出入內道場，同時經常乘馬出入宮中。
僧懷義利用手中資源，“多聚無賴少年”，讓他們“度為僧”，打著僧人的幌子，“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到了永昌元年（689年）九月，僧懷義詣闕上表勸進，要求武則天當皇帝。當時勸進武則天當皇帝的有6萬余人，除了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還有沙門和道士。武則天易國號為“周”，取代了李唐王朝；又改元“天授”，意謂她當皇帝是老天的安排。
據《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本紀》載，到了天授二年（691年）夏四月，“令釋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佛教取代了道教在華夏版圖上的老大地位，“則天革命”，不僅體現在皇帝可由女性來做，同時也體現在佛教對本土道教的“革命”上。
延載元年（694年）五月，黃河以南地區有一老尼居神都洛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眾。老尼自號凈光如來，自稱能知未然，預測未來。韋什方自稱是三國吳赤烏元年（238年）生人，有450多歲了。又有一個年紀很大的胡人，“亦自言五百歲”。武則天對這些都十分相信，還賜韋什方姓武氏。
武則天雖然后來于公元704年歸政李唐王朝，但佛教文化已經在大唐國土上影響更加深遠。
據《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二十四《唐紀》四十記載，到了唐代宗大歷二年（707年），剛開始時，皇帝只是喜好宗廟祠祀活動，對佛教不太重視，但身邊的三位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其中以王縉尤甚。王縉不食葷血，與杜鴻漸“造寺無窮”，帶頭建造了無數座寺廟。
一天，唐代宗問他們：“佛言報應，果為有無？”
元載等奏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仆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他們把平息安祿山、史思明、仆固懷恩等人的叛亂，平定戎狄的入侵，功勞全歸到佛教“因果報應”理論上了。大唐王朝的朝廷要員佞佛如此，整個社會佞佛現象可以想見。
唐代宗由是深信佛教，經常于宮禁中請百余僧人吃飯慰問。他甚至相信佛教有退敵功能，如有寇至，則令僧人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
一個名叫“不空”的胡僧，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這個胡僧于大歷九年六月卒后，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賜爵肅國公，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和尚可以在朝廷為官，這也是大唐王朝的創舉。
當時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唐代宗敕天下：無得箠曳僧尼。大興土木，建造寺廟，在五臺山建造金閣寺，鑄銅涂金為瓦，所費巨億。
宰相王縉甚至給中書省符牒，令五臺山僧人數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營之”。朝廷下發文件，讓五臺山僧人數十人到全國各地化緣募捐，用以建造寺廟，可見朝廷重視佛教場館建設，重視佛教文化宣傳。
宰相元載等每“侍上從容”，即等到皇帝時間寬裕時，就“多談佛事”，向皇帝灌輸佛教文化思想。上行下效，皇帝與宰相們帶頭佞佛，“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當是必然，一時間，大唐王朝“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宰相杜鴻漸因出使蜀地，無恙而還，他認為這是佛在保佑，回到長安后，又“飯千僧”，以表報答。
到了大歷三年（76年）春正月，唐代宗又“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皇帝親自扮演起了剃度眾生為僧為尼的大法師角色。在皇帝和朝廷重臣帶頭鼓勵下，大唐王朝僧尼隊伍日益龐大，寺廟香火愈燒愈旺，佛教文化愈來愈深入人心，直至出現了一次次迎佛骨進皇宮膜拜的現象。
三．唐德宗、唐憲宗喜迎佛骨入禁宮
歷史進入中唐時期，唐朝皇帝帶頭佞佛的現象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甚至癡迷程度，最為典型的就是把深藏佛塔地宮的佛骨請出地面，請入皇宮重光，瞻仰供奉。這其中，以唐德宗、唐憲宗最為典型。
《舊唐書》卷十三《德宗本紀》記載：唐德宗貞元六年（790年）春，“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余，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乙亥，詔送還本寺。”《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三十三《唐紀》四十九記載更為詳細：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諸寺以示眾。傾都瞻禮，施財巨萬。二月乙亥日，遣中使復葬故處。
為了求得佛祖庇護保佑，皇帝竟然不擇手段，派人將安葬在岐山無憂王寺的佛指骨舍利直接從地宮取出，送到皇宮中與皇帝同處。皇帝絲毫沒有覺得有任何不妥，其對佛的膜拜已經遠遠超過了對祖先的祭拜崇敬。
《資冶通鑒》卷第二百四十《唐紀》五十六記載，唐憲宗元和十三年（818年），皇上已經進入晚年，特別喜好神仙，祈求能夠長生不老，于是，詔天下求方士，希望這些人能幫助自己實現長生不老理想。方士柳泌對皇上說：“浙江境內的天臺山神仙所聚，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皇上果然相信，很快任命柳泌為臺州刺史，并賜服金紫品第，讓他以地方長官的身份去收集靈草仙草。諫官爭論上奏，認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唐憲宗聽了后，毫無顧忌地說：“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意思是說，任命一個方士去當地方長官，便于動用一州民力來獲取靈草，讓皇上能夠獲得長生不老，作為人臣的你們，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皇上把話都說到這個份上，“由是群臣莫敢言”，大臣們都緘口不言了。
正在這時，功德使又向皇上進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這一年的十二月，擇一黃道吉日，憲宗皇帝派遣中使“帥僧眾迎之”。元和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師。皇上將佛骨留宮禁中三日，再歷送諸寺巡展（《舊唐書?憲宗本紀》中為“乃送詣寺”）。
大唐王朝的王公士民們奔走向告，“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的人甚至“竭產充施”，不惜把家產變賣光了來施財禮佛；有的甚至“燃香臂頂”，當供養者。整個社會由禮佛發展到了佞佛程度。
在眾人皆醉、舉世皆濁的時刻，有一個人是頭腦清醒理智的，這個人就是時任刑部侍郎、被后世譽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韓退之。
韓愈不顧位卑，上表切諫，明確告訴皇上：“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于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后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韓愈列舉史實，說明國祚長短、人命壽夭，一律與佛無關。
韓愈指出：“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茍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圣，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于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已死，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皇帝帶頭佞佛，對老百姓影響很大，有些人甚至到了不顧生家性命的盲目程度。佛法與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格格不入，佛若健在，到中國來見皇上天子，只是一般的禮遇而已，現如今，將佛之朽骨迎入皇宮，實在是匪夷所思。
韓愈接著指出：“古之諸侯行吊于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袚除不祥。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視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為，出于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這就是韓愈著名的《諫迎佛骨表》。文章條理清晰，對佛的來源、人的壽夭和國運短長與佛無關等進行陳述，同時對皇上不顧禮儀風俗禁忌、直接將枯朽污穢佛骨迎入禁宮深表不解，最后大膽發出了要將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的吶喊。
韓愈的這篇上表檄文與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太史令傅奕的上疏，有異曲同工之妙，此時的唐代歷史雖然已發展近二百年，但在佛教問題上的兩條路線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
與唐高祖李淵不同的是，唐憲宗李純在接到韓愈的上表后，“大怒”，并出示宰相，要將韓愈處以極刑。
在這關鍵時刻，宰相裴度、崔群等人站出來為韓愈求情了，他們說：韓愈雖狂妄，但出發點是好的，是對皇上忠懇的表現。請皇上宜寬容處理，以廣開言路。皇上怒氣雖消，但韓愈死罪可免，活罪要逃，“貶韓愈為潮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820年）春，唐憲宗因“服金丹”，脾氣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不久，暴崩于中和殿。當時人們皆言是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對外但說是藥性發作而亡，外界人“莫能明也”。歷史留下一段疑案。佞佛的皇帝，佛也救不了他的命；吃長生“金丹”的皇帝，也被道士給“過度養身”而致死。
到了唐穆宗長慶三年（823年）六月，已經被朝廷召回任吏部侍郎的韓愈，又被任命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六軍不敢犯法”。軍隊中的官兵們私下相互議論說：“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意思是說，韓愈這個人連佛骨都敢燒，誰還敢犯法惹事呀！韓愈的滅佛舉動，對吏治清明還起到了作用，這應是他始料未及的。
唐朝佛教盛行，佛教建筑在皇宮中是司空見慣。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十一月甲辰，禁中昭德寺大火，“延及宮人所居，燒死者數百人”。《舊唐書》卷十七上《文宗本紀》記載更為詳實：昭德寺位于宣政殿東邊，在北風的影響下，“火勢益盛，至暮稍息”。
當年被唐憲宗迎進皇宮膜拜的佛骨，在回到法門寺地宮十幾年后，仍然在人們的心目中有相當大的影響。據《資治通鑒》卷第二百四十六《唐紀》六十二記載，唐文宗太和末年（835年），杜悰為鳳翔節度使，有詔“沙汰僧尼”。時有五色云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杜悰制止說：“云物變色，何常之有！佛若果愛僧尼，當見于京師。”
由此可見，法門寺佛骨舍利在唐人心目中，依然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認識，佞佛與削佛、滅佛之間的矛盾仍在繼續。
束有春 2024年11月3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