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如何不想她》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流行的一首抒情歌曲，用這首曲名來形容我對學校師生領導的感情，是再貼切不過了。
▲震中校門（1957年）
71年前（1953年）我從無錫師范畢業分配到蘇州吳江震澤中學工作。那時校長是費旭初同志，他是地下黨、老革命，是學校領導，還親自兼任全校的音樂課。他在政治上很關心教師，那時是講成分講出身的年代，成分不好的人要求進步比較困難。我在學生時就是學生干部，曾擔任學校學生會主席和無錫市學聯副主席，但因家庭關系，不管你怎樣努力，政治上總是無法取得進步。到了震中后，費校長十分關心，對我這樣一個普通教師，他毫不避嫌，特地請鎮黨委有關領導找我談話，鼓勵我堅持努力，不要灰心，總有一天會實現愿望。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事，我十分感動。1956年，工作才三年的我在費校長的大力推薦下，被評為江蘇省優秀教師（相當省勞模）。其實那時震中最有資格接受這一榮譽的應該是費旭初校長。抗戰前他就從上海音專畢業，與著名音樂家賀綠汀是同學，抗戰勝利后參加地下黨，解放后從事過師范音樂教育，后調震中任校長。論水平、論工作、論資歷、論貢獻這一榮譽他都當之無愧，可他卻把這一榮譽讓給了我這樣一個各方面還很不成熟的年輕人，一直到現在我還享受著省勞模的待遇。想起這些，“教我如何不想她”。
那時震澤中學是一所公立初中，條件比較差。一百多個男住宿生都擠住在一個室內球場中，學生戲稱為“華東第一大宿舍”。那時有些學生生活比較艱苦，冬天連墊被都沒有，還睡草席，有時交不起伙食費，就用炒米粉充饑，但同學們學習都很認真。有一次，全校教職員集中平望開會。那天借調在蘇州工作的朱玉清老師因事回校，走到辦公室不見一人，他以為老師們在教室上課，一個一個教室找過去，沒有一個老師，可是學生都按老師的布置，安靜地坐在位置上自習，沒有人調皮搗蛋，他大為驚訝。這就是當時震中學生的學習精神，今天不知有哪些學校也能如此！那時震中青年教師比較多，大部分住校，每天工作到晚上九十點鐘，就常常一起出去吃碗五分錢的小餛飩，回來繼續工作。次日早晨還要準時起身，與住宿生一起早鍛煉。那時震中的師生關系融洽，老師和學生常在一起活動。費校長就在一次師生同樂活動中，以他那渾厚寬廣的男中音，唱了一首我前面提到的抒情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他那昂揚而又深情的歌聲把這首歌唱得蕩氣回腸，師生為之傾倒。
▲震澤中學女生宿舍樓（上世紀三十年代）
現今我那時的學生都是80歲左右的老人了，相互分別已經60多年，他們還想著我。有一個學生幾十年后還對當年的同學說：“那時我家庭比較困難，睡覺沒有枕頭，王老師送了一個枕頭給我。”去年我在網絡刊物《吳江通》上發表了一篇關于羊肉的文章，想不到一個比我還大一歲的學生，從浙江雙林特地快遞了一大盒紅燒羊肉給我。后來我在《吳江通》又發表了一篇關于熏青豆的文章，另一個已80歲高齡做了奶奶的學生，特地從震澤寄了8筒熏青豆給我。想起這些，“教我如何不想她”。
1958年接替費旭初同志任震中校長的是張錫恩同志。張校長也是老革命，1941年16歲就參加新四軍，在蘇北、山東等地區打擊日本侵略軍。一次戰斗中，子彈把他的褲管打穿了好幾個洞，他都不知道。1945年在蘇北鹽城戰斗中負重傷，左腿和右手手指落下殘疾，鑒定為二級傷殘。解放后，組織上送他到工農速成中學讀書，1956年轉業到教育系統，先在吳江師范任黨支部書記，1958年調震中任校長、書記。
張校長戰士出身，照一般人看來，應該是十分粗線條的一個人。可是他在工作中有時比知識分子還要細膩。三年困難時期，物資緊缺，張校長以其二級傷殘的身體為解決教師的生活困難奔波操勞，甚至連日常用的衛生紙他都會想到。他發動師生在校園中養豬、種菜，改善伙食。學校中有夫妻雙方兩地分居的教師，他也盡力為他們的調動提供幫助。也許有人認為張校長“不務正業”，專干總務主任、生活輔導老師的事。這是一種誤解，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大家生活困難，教師不能集中精力教學。張校長幫助解決教師的后顧之憂，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使他們能專心教學，提高教學質量，這正是張校長的一種領導藝術。在張校長的領導下，1961年，震中首屆高中畢業生79人有25人被北大、清華、上海交大等校錄取。當時震中是一所初中底子的新辦高中，學生都是就近入學，不像現在要第一批成績好的學生才能進震中，所以取得這樣的成績是很不容易的，一些老高中都達不到這樣的水平。1962年震中被定為蘇州地區重點中學。
文革中，學校受到很大的沖擊，很多人都不愿當教師，張校長卻仍然堅持崗位，關心教育。在復課鬧革命中，很多學校都不重視外語教學，可是他卻“獨出一只角”，特地引進外語人才，率先開出外語課。他這一舉措在當時要冒很大的風險。因1973年7月河南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初二學生張玉勤，在期末英語考試考卷背后寫：“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會ABC，也當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次日早晨學生集會時她受到校長批評。7月14號張玉勤跳河自殺。江青看到報導后，說：“我要控訴。”1974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74年5號文件，把此事件定性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復辟典型，該校校長及張玉勤的班主任被逮捕判刑。在這樣的情況下，誰還敢抓外語教學？可是震中卻照樣開出外語課，不受任何影響，這就為學生上高校、出國讀書打下堅實的基礎。今天有不少震中學生在海外工作學習，他們還組織了震澤中學海外校友聯誼會。可見當時張校長這一決策的深遠影響。
也許有人會問非科班出身的張校長如何抓教學工作？張校長有時也隨堂聽課，他有一句名言：“你把我教懂了，這課也就不錯了。”試想一想，校長聽課有誰肯承認自己不懂，他卻坦然老實的承認自己不行。這句名言一語中的，教學就是要把學生教懂。學生不懂，那有什么用?那就是白干。“把學生教懂”這成了震中老師的教學傳統，大家都認認真真、實實在在把學生教懂、教通、教會。這也許是震中教學質量高的一個重要因素。實際上這也是學校工作中一個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學校就是要把原來不懂的學生教懂。教學生懂得科學知識，懂得如何做人，懂得如何強身健體，懂得如何感恩孝順，懂得如何愛黨愛國，懂得如何為人民服務。隨便你翻多少新花樣，別出心裁提出多少新口號，學生不懂有什么用？張校長就是用這樣樸素的語言闡述如此深刻的教育思想。想起這些，“教我如何不想她”。
1962年震澤中學被定為蘇州地區重點中學后，蘇州有關領導就把何庚同志從蘇州調到震中任校長，張錫恩同志任書記。何庚同志也是老革命。他1944年20歲時在西北大學外文系讀書，因參加進步社團活動，被學校開除。1945年考入國立社教學院新聞系，1946年學院遷蘇州，他也就來到了蘇州。他在社教學院期間，積極參加學生運動，1948年他參加了共產黨，那時國民黨特務寄了一封附有兩顆子彈的恐嚇信給他，他毫不畏懼，仍然堅持地下斗爭。不久，他就擔任社教學院地下黨支部委員，直至解放。解放后他在市機關和蘇州報社等單位工作，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績。
何庚在語言學上有家學淵源，他精通音韻、語法、修辭，對語言學和英國文學深有研究，他博覽群書，對中外文學名著，尤其是英國文學如數家珍，是社教學院公認的有才華的學生。何庚同志能閱讀原版的莎士比亞著作，這種水平不要說在中學校長中，即使在大學校長中也不多見。1962年他調震中任校長，他在擔任校長期間，除利用他擅長的英語、中文幫助老師教學外，還積極鉆研物理、化學等課，他一面做領導工作一面堅持自己上課，親做表率。他還經常聽課，看教師實驗，參加教研話動，并與教師一起研究教材，探討教法。他以淵博的知識，豐富的經驗幫助教師，有不少老師都認為：“何校長的意見往往是十分精確和深刻的。”何庚同志在學校中既抓智育，又重視德育、體育。他工作細致，從教室到圖書室、實驗室、體育室都十分清楚。學校的各項工作在他的領導下，既安排得有條不紊，又開展得生動活潑。何庚主張因材施教，合理減輕學生負擔。他既重視基礎知識教學，又要求學生廣泛閱讀，擴大知識面，促進潛能發展。他說：“管卡過多，只能促使智力枯竭；硬灌死記，只能造成心靈創傷。”他的這些教育思想和做法在今天看來，并不過時，仍有很大的現實意義。何庚同志文革后期調盛澤中學工作，那時嚴重的肺氣腫和氣喘病，使他的身體越來越衰弱，可是他仍然堅持工作，最后病逝在工作崗位上，終年只有53歲。想起這些，“教我如何不想她”。
這些老同志為教育工作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三牛”精神。他們是吃苦耐勞的老黃牛。敢于擔當的拓荒牛，一生為民的孺子牛。正當第39個教師節來臨之時，學習他們的精神，繼承他們的傳統應是題中應有之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