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不到15歲的我，和當年改名為抗大中學（63中）的同學，集體去518廠“學工”。當年學生“學工”“學農”被說是革命教育與“資產階級”舊教育最鮮明的區別。
518廠是與714（南京無線電廠）、307（晨光機器廠）、528（旭光儀器廠）等代號工廠一樣，都是南京的老牌軍工廠，清一色的保密工廠。在那里上班的人，家庭成分都是要經過審查的。我們小小年紀竟也能到那里學工，自然也覺得無比光榮，進出大門，頭抬得高高的。
當年，該廠為超額完成援越的產品任務，把我們這些學生娃編入車間班組，每個人都拜了一個師傅。師傅上白班，徒弟也上白班；師傅上夜班，我們也精神抖擻地跟著上夜班。我的師傅姓陳，比我大10來歲，當過兵。
俗話說，馬無夜草不肥。我們上了夜班才知道午夜食堂供應夜宵，吃得好。學工娃到車間后，廠里還加了特別津貼——凡葷菜，買一送一。于是，陳師傅買了兩份炸豬排，我打到兩份紅燒肉。師徒二人面對面坐下后，炸豬排換紅燒肉互通有無，不亦樂乎。
見我吃得滿嘴流油，陳師傅說起他在部隊吃“炸肉”的往事——
那是1960年，陳師傅那時已在東海前線某部當兵了。一天，連隊殺了兩頭肥豬，待晚餐時，連長動員戰士們敞開肚皮大塊吃肉，說開赴前線后，吃到的將會是“炸肉”。還是新兵蛋子的陳師傅問連長：“是油炸的肉嗎？”連長回答“是被炮彈炸過的肉！”
陳師傅當年所在的炮兵連，是清一色的蘇制大口徑加農炮，而美國佬援蔣（國民黨軍）的是大口徑榴彈炮，雙方勢均力敵，炮彈你來我往成了家常便飯。
都是老對手了，敵我雙方的底摸得都很清楚。守島蔣軍只要嗅到我方飄散過去的豬肉香，便專揀“孤煙直”的隱蔽處開炮亂轟。那炮彈就像蝗蟲一樣漫天飛過來了，炸得陣地地動山搖。山前坡后的伙房轉移只要慢一步，將遭敵方炮火的覆蓋。人可以先躲進防炮掩體內，而露天的飲具鍋碗瓢盆常常被炸得四處亂飛。
炮打過后，只見我解放軍戰士一個個跳出掩體工事，干什么？漫山遍野找“炸肉”！可不是嘛，一大鍋紅燒肉被炸得到處亂飛，樹枝上掛的，石頭上粘的。戰士們尋檢到肉即裝在鋼盔里，積少成多，一會兒就是半鋼盔——這可是老百姓從口中省出來支援前線的豬肉啊！哪怕一丁點大，陷進坑土、石縫里，也都得一一摳出來。
“炸肉”回鍋，同樣味美。
聽陳師傅說，由于敵方陣地利用山體反斜面作掩護，我方炮火始終不能滅掉敵方重炮陣地。某日午夜，駐島蔣軍中的一名中尉軍官，將他所值守的軍火倉庫點燃，引起一連串爆炸，軍火庫濃煙升騰掩蓋住了月色。我方炮兵部隊也趁機開炮齊轟，爆炸聲一直持續到天明。
此后一段時間，對岸蔣軍缺少炮彈，只有挨炸的份了……
陳師傅說，后來了解到那位蔣軍中尉，曾3次被我軍俘虜，經策反變成了反蔣軍人。為了祖國的統一，他選擇了與蔣軍軍火庫同歸于盡……
原來，吃“炸肉”里還有這個悲壯的故事。
1970年早春二月，經秦淮區教育局協調，抗大中學70屆初中畢業班遷至實輝巷，之前的實輝巷小學給我們留下了一幢教學樓。
在遷校過渡期的日子里，同學們重新回到518廠繼續學工。讓我欣喜的是，陳師傅成了進駐我校的工宣隊副隊長。他了解我喜歡寫寫畫畫，于是就派我與其他學生干部一道從518廠回到學校當“臨時工”，優化美化校容校貌：修課桌、釘黑板，搭雙杠、整操場，掛橫幅、出專欄等。
記得有一天，陳師傅將刷大標語的任務交給了我所在的二連。
按陳師傅的設想，“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這條大幅標語要刷在圍墻上，可學生連長吳長海自有主張，為使標語更加醒目，他趁陳師傅去區教育局匯報工作之際，拉著我將笨重的竹梯抬到教學樓墻邊，在一張課桌上架起扶梯。他率先攀梯至頂，在教學樓頂的房檐下用紅漆刷涂標語。
當年正值春風勁吹的時節。突然，操場上卷起一股風沙瞬間迷住了我的眼晴，我本能地松開扶梯去揉眼睛。
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嘩啦”一聲，梯子失去平衡滑出桌面，站在梯頂上的吳長海大叫一聲，雙腳落空，直接從七八米高空坐了“滑滑梯”。幸虧墻上有一根凸出來的雨水管擋了一下，吳長海這才沒有直接跌落在地，先他摔落的油漆桶油漆全潑了出來。一瞬間，吳長海變成了“血人”，滿頭滿腦全是紅漆，真可謂“血色浪漫”。當場被嚇懵了的我，也被油漆弄得“紅麻子”滿面，不成猴子耳朵……
陳師傅聞訊趕回學校時，吳長海和我已完成刷標語的任務。陳師傅左瞄右瞧，說房檐下的標語更加醒目，夸我們能干。
那天晚上，陳師傅拉我和吳長海在校門外一家小飯館搓了一頓，佳肴有炸豬排和紅燒肉。吃飯時，我才知道陳師傅曾因右腳一趾被彈片削去，這才從部隊轉到地方人民武裝部當了參謀。后來，因執意要與一位出生“資方”家庭的知識女青年結合而被迫轉業，被分配到518廠當工人。
再說吳長海，他現在與我同住城南的一個小區。搬家那天他告訴我，他家之所以選住一樓，都是讓當年他秒變“血人”的意外給嚇的——恐高。還說曾有一段時間，只要見了竹梯子，他兩條腿就禁不住打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