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第63中學，原址在三山街西南側的金沙井。1968年夏末“復課鬧革命”后，新教材尚未印出。于是，與全市各校一樣，全校師生集體下鄉(xiāng)“學農(nóng)”。
記得那是國慶節(jié)后的第一個周末，校方緊鑼密鼓實施學農(nóng)計劃——提出到農(nóng)村與貧下中農(nóng)“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63中的學農(nóng)基地距離南京并不遠，就在南郊花神廟公社花木生產(chǎn)隊，這是一個明清時就以盛產(chǎn)花木而聞名的鄉(xiāng)村。
那天中午，師生們經(jīng)過近兩個小時“拉練”，到達花神廟公社時已近飯點。在柏家村、夏家洼兩個村的結合部，村里的男女老少傾巢出動夾道歡迎，一時間，雞飛狗跳，一片喧鬧。
當年我14歲，第一次離家下鄉(xiāng)。我當時和李之兵被接到柏家村的婦女隊長家，大臉大腳的大嬸二話不說，見面便一手拽一個，硬把我倆拉上飯桌“同吃”。好家伙，端上來的一大海碗蘿卜燒肉冒著熱氣，柴火燒的新稻米飯香氣撲鼻。柏隊長說，你倆是城里來的小貴客，趕緊吃，盡飽吃。感動之余，我和李之兵趕緊掏口袋，把應繳給住戶“三同”的10天錢和糧票攤在桌上，但柏隊長只收了各人9天的搭伙費，說：“今天算是接風，不收糧票不收錢。”
同班同學陸國泉和李強松就沒這么幸運了，二人被安排在村西頭一戶五保戶家里。這家老夫妻倆晚年喪子生活困苦，兩個生龍活虎的壯勞力送上門來，于是派活不客氣。一周下來成績斐然，兩個學生娃墾荒一畝半、地窖挖了兩立方。可由于每日伙食清湯寡水，年輕人前幾天還扛得住，可后來就越來越?jīng)]勁了，最后他倆一起被送回城里看醫(yī)生。
任逸梅老師是咱班的班主任，她“三同”的決心很大。人雖長得細皮嫩肉，卻主動請纓到生活最艱苦的人家，于是就被分到夏家洼一戶“節(jié)省”出了名的人家。早飯是一鍋山芋糊糊，晚飯是一鍋煮山芋，唯有中飯好一點——苞米飯。蔬菜是有的，都是自留地里種的瓜果葉菜。所有蔬菜，做中飯時一律放在鍋里蒸，待上桌時才滴上幾滴油。后來還是吳吟校長出面交涉了好幾次，才將已餓得面黃肌瘦的任老師換到了村東一個心地善良的寡婦家。
班上另有好幾個女生入住的人家伙食也不咋樣。粗茶淡飯好幾天下來嘴里真翻酸水。想想兜里還有家長給的零錢，便趁放工后相約跑到了鎮(zhèn)上供銷社的代銷店，見柜臺里還有幾包嬰兒奶糕，于是全包圓。為防止被人發(fā)現(xiàn)，晚上便鉆進被窩，蒙頭享受奶糕的美味。結果一個個半夜又吐又瀉，都是變質奶糕惹得禍。
在這次學農(nóng)活動中，我們還碰到一起“政治事件”：某日，夏家洼一農(nóng)民在自家的糞池中發(fā)現(xiàn)漂浮著疑似“小紅本”的內(nèi)頁，村干部將之“請”出晾曬干后，其中一頁的鉛字依稀可辨：“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這段話在當時人人都很熟悉，這更坐實了那是從“小紅本”上撕下來的。作案的懷疑對象除了指向村里的“地富反壞”四類分子，還有就是來此“三同”的城里師生。總之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嫌疑對象。一時間，師生們?nèi)珞@弓之鳥。
這是天大的事件！那天上午，花神廟公社領導領著民兵營長等趕來。在急促的哨子聲中，分散各處的師生一起奔到打谷場緊急集合。公社書記宣布將對這起事件展開嚴肅調查，作案者若不主動坦白交待，一旦被查出來肯定就是槍斃。接著公社民兵營長指揮手下人排查，要求我們師生每一個人都要把隨身揣的“小紅本”捧在手心上，由基干民兵逐一檢查，看誰的本本缺頁少張……
據(jù)說，這起事件還驚動了市軍管會，市公安一處派出偵察員實地勘察，從車上還牽出一條警犬。后來發(fā)現(xiàn)一個村民突然失蹤，便懷疑他是“負案在逃”，被列入通緝名單。后來我們還聽到過另一種版本的傳聞，村民們紛紛傳說是大隊會計搞的鬼，之前他曾提議對前來的“三同”師生統(tǒng)一收取搭伙費，由于被否決而心懷不滿，故意栽贓制造混亂。
直到我們有了新教材才結束“學農(nóng)”，同學們重返城里學校，這起“政治事件”也沒有查出個子丑寅卯。
據(jù)說只要過去50年，檔案就可解密，對外開放借閱。若有時間，真想去相關檔案館，看一看這個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的“政治事件”是如何結案的。
編輯孫潔
張長寧，1954年生于南京，南京大學中文系本科學歷，分別在南京日報、新華傳媒集團從事新聞采、編業(yè)務整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