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號“宋太湖”的宋文治先生是一位深受大眾尊敬和喜愛的著名畫家，他從一個棄嬰成長為一個杰出國畫家的人生之路，他一生矯矯不群、求新求變的藝術勇氣和卓越成就，為后世景仰和學習。他留下的一件件精美作品，有如一座藝術寶庫，流連其間，既能得藝術熏陶，亦會有意外驚喜和收獲。
《湖山信美：宋文治先生作品賞析》（以下簡稱，《湖山信美》）的作者陳嵐以宋家晚輩的獨特視角，對宋文治先生不同時期的代表性作品，條分縷析，追蹤溯源 ，揭示宋文治先生在時代變遷中的藝術杰作的產生過程，并從藝術角度品評賞析，其中體現出的完整性、專業性和藝術性，是宋文治研究的新收獲。
宋文治說過，他一生經歷了早年師古、中年出新、晚年求變 的歷程。這樣的藝術之路，許多人走過，但真正能夠成功者并不多，究其原因，除了天賦異稟和不懈勤奮以外，宋文治的師承是一個重要因素。宋文治最初的師古、習古，向古人學習，大都是通過臨摹作品。“在1947年，他經鄉前輩朱屺瞻先生介紹拜張石園為師，開始學習‘四王’山水”。《湖山信美》中的第一幅畫是《聽泉圖》，“從這幅宋文治29歲時所作的<聽泉圖>中，我們可以見到‘四王’山水的韻味”。1948年，宋文治認識了陸儼少，以后陸儼少又介紹他拜吳湖帆為師，從此他的山水畫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在對作于1955年的《秋山蕭寺圖》這幅“宋文治青年時代“學古”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的賞析中，作者認為：這幅作品“讓我們看到，年輕的宋文治正在穿過學習傳統中國山水畫之‘胡同’，即將通向無比開闊的‘大街’”。
在這條“大街”上，宋文治以一系列代表性作品，構成了自己的“宋家樣”，為色彩斑斕的中國山水畫長廊增添了靚麗的一頁。《湖山信美》在為我們展示這樣的過程時，緩緩鋪開，于山河錦繡中看到筆墨與時代的相和相諧，看到“變”的神奇與不易。剛進省國畫院創作的《堅質不凋 惠澤長流》里有王蒙的筆墨和吳湖帆的渲染，《鎮江春景》仍是吳湖帆的“小青綠”，到了1959年的《云臺山》《錦屏山磷礦》這樣的寫生作品“可以看到他的畫風已開始從吳湖帆、陸儼少的體系走出來，畫院傅抱石等畫家的藝術表現手法得到他的重視和吸收”。當然，這樣的學習和變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宋文治的成功之道在于他的兼收并蓄、融會貫通，始終與時代同頻共振 ， 以一系列代表性作品成為中國畫壇變革潮流的一位引領者。
《湖山信美》通過細致的梳理，羅列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宋文治作品的大致軌跡。如對畫于二萬三千里寫生途中的《峽江圖》，“時至今日，我認為《峽江圖》是宋文治同類題材中最為成功的。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第一感受，對畫家來講非常重要”。《廣州造船廠》僅有一平方尺多點， 卻畫出了宏大氣勢，“展露出先生扎實、從容、灑脫的藝術表現力”“突破了傳統筆墨的束縛，創造出能反映時代的新筆墨，將‘夾生飯’煮熟了”。所謂“夾生飯”也就是如何處理新時代與舊筆墨的關系，這是當時許多畫家深感苦惱的。以傅抱石和錢亞宋魏為代表的江蘇畫家，在二萬三千里寫生活動前后所產生的大量優秀作品，象征著這一階段已經逾越。宋文治畫于1965年的《桐廬》“處處洋溢著濃濃的時代氣息，貼近生活，貼近時代，畫筆在他的手上都能表現得非常自然妥帖”。
前不久，看到陳履生先生一篇文章，他在論及兩位知名畫家何海霞和宋文治畫的同樣的題材，即黃河三門峽，為什么何海霞的作品“雖然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但為什么得不到學界的認同？為什么不能引起專家和社會的認同？”相反，宋文治的《山川巨變》卻一鳴驚人 。其實這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當時的許多畫家中，同樣的有比較深厚的傳統功底，也有對現實生活的擁抱，但最后還是分出了軒輊高下，陳履生從宋文治和何海霞兩位先生的作品中分析認為，何海霞“基本上是張大千筆墨的延續，并沒有時代的新氣象”。筆者過去曾經關注過這一現象，而《湖山信美》對《山川巨變》全面而剴切的評析，尤其是從時代和筆墨的角度的的評，讓我們得到了一些新的啟示。
《山川巨變》目前已知的同題作品共有8幅，《湖山信美》 中采用了兩幅，其中一幅（34 x132cm）畫于1960年9月的二萬三千里壯游途中，1963“在中國美協、北京電影制片廠攝制的大型紀錄片《畫中山水》中展映介紹，當可入先生平生最重要的作品之列”。 實際上，1959年宋文治就已經去過了三門峽，而且創作了兩幅作品，其中1960年5月創作的《山川巨變》就是一件非常成功的作品，而這一幅“與先前創作的兩幅完全不同，其氣象宏偉壯闊，極具震撼力和感染力。作品將奔騰不息、洶涌澎湃的萬里黃河，連綿巍峨的群山，以及火熱繁忙的建設工地囊括于氣勢磅礴的寬銀幕的場景之中，讓人真切感受到人類改造自然、治理黃河的堅定決心”。
“筆墨當隨時代”，成為中國畫的圭皋。英國藝術史家 肯尼斯·克拉克在《何為杰作》中，也有相類的闡述。他認為，任何一幅杰出作品“必須使用所處時代的語言，無論那個時代多么低俗”，這樣的“語言” 應該包括它的立意、主題和技法等等，能夠反映時代特征，或者闡釋對作品所處時代的認識；筆墨技法因時而變，不是固守舊法，才能創作出成功或優秀的作品，也就是肯尼斯·克拉克所認為的，這種對時代性的表現，往往體現在“主題感動”上，完美圖釋主題需要“驚人的獨創性”。《湖山信美》生動地描繪了這幅作品的高妙之處： “ 《山川巨變》最重要的特色是有別于平常的山水畫，整個畫面除了山川和黃河，其他描繪的基本上都是大壩、吊車、廠房、工地和正在運輸的汽車、船只······從畫中我們找不到一棵樹，山上也看不到綠被，更沒有山間瀑泉，這種自然環境和建筑之間的強烈對比，以及對結構的處理，已經完成跳出了傳統山水畫的認知范圍，其難度可想而知。因此除了作者的創作熱情和已具有深厚的傳統技法以外，畫家的造型能力在此時顯得何等的重要” 。
肯尼斯·克拉克認為杰作有兩個特征：記憶和情感匯合形成某種理念，以及傳統形式再創造的能力-----既要表現藝術家所處的時代，又要與過去息息相關。這兩個特征，雖然講的是西方的油畫人物，也幾乎符合我們對中國山水畫 的定義。我們在《湖山信美》中看到， 即使在改天換地的背景下，宋文治依然對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充滿期待向往，對江河湖海、名山大川的抒寫，對建設事業、紅色山水的圖說，充滿著激情甚至豪情，但更多的是人性中的溫情。我們可以從他最擅長的江南、太湖中去感受。
在閱讀《湖山信美》時，我發現這是一本收集宋文治畫江南、太湖作品最為完整的圖書。當年宋文治享譽畫壇的是《江南春潮》，以江南最為絢麗而又不入畫的金燦燦的油菜花為主體，畫農家風情，接著畫筆伸向水鄉小巷，最為著名的即為《江南三月》《江南春曉》，這已成為江南水鄉的經典圖像。《湖山信美》還為我們講述了《江南三月春意濃》背后的故事：是宋玉麟先購得林散之先生題寫的“江南春”后，請父親配圖壁合而成，以后，這幅畫被選中，制成蘇繡作品后一直陳列于北京人民大會堂江蘇廳。寫太湖就是寫宋文治自己。《湖山信美》中，有深受觀眾和市場喜愛的紅太湖（桃花）、有綠太湖（李花），還有柳枝、梨花，有洞庭西山、東山，還有無錫太湖，橫跨不同時期，前后共有四十余年。“作為地道的江南人，他對家鄉始終懷著深情，用自己的筆墨去反映家鄉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成了他創作的永恒主題”。
除了上述的江南、太湖以外，我們可以在《湖山信美》中看到宋文治在不同的時代，是如何常畫常新，筆墨始終洋溢著時代的氣息，體現出杰出作品的“連接時代”，又 獨出機杼，“賦予彌新雋永的當代意義”。尤其在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以后，宋文治心情舒暢，筆調輕松，對原來的題材進行新的闡釋，如太湖，讓我們看到了他早期的唯美，特殊時期的 壯闊與猶豫，晚年的熱烈、純真。他用潑墨寫嘉陵江，點彩法寫蜀江，沒骨法寫翠屏山，純墨色寫黃山，還寫出廬山的“奇幻”，華岳的“空靈”，巫山的“妙境”，作者將之概括為“20世紀90年代初，先生創作開始進入‘隨心’之階段”。
上世紀八十年代，宋文治有感于“中國畫窮途末路”觀點的出現，開啟了他的溫故之旅。《湖山信美》對這一時期的溫故，與早年的師古、習古進行了比照，認為“先生晚年的溫故作品，已經看不出先生具體在仿擬某家某法，而更多是將傳統化入了自己的體系，融為具有傳統意味又不失自我的‘宋家山水’”。“能感受到他心情的愉悅與輕松，在優雅的筆墨間到處洋溢著古風和詩意，抒寫著他對傳統的一往情深”。這種橫向的比較，連接了過去與現在，體現了畫家對傳統形式再創造的能力。宋文治晚年醉心于“小潑彩”。《湖山信美》里有許多宋文治晚年的“小潑彩”作品，因其少而精，很是珍貴，作者的解讀也是獨到而精彩。宋文治完成了他的晚年變法，也象征著他一生求新求變的藝術達到了一個圓滿的境界。
宋文治先生1999年去世以后，對他藝術的研究和傳揚仍在繼續，作為宋文治先生的后代， 一直熱情地參與其間，成為家族文化延續的新例。家鄉太倉有“宋文治藝術館”，深圳則有“宋文治藝術研究中心”，著作則有宋文治長子宋玉麟的《婁江宋文治：憶我的父親》、孫女宋珮的《傳古鼎新：宋文治藝術作品賞析》，這本《湖山信美：宋文治先生作品賞析》的 作者陳嵐是宋文治的孫媳、宋玉麟的兒媳，家學淵源，加上她所供職的江蘇省美術館，又是收藏宋文治作品最多的機構之一， 她以堅忍不拔之志，歷時數載，完成此書并順利出版，可喜可賀。
詩無達詁，文無達詮，對屬于藝術范疇的書與畫，賞析也非易事。還值得一說的是本書的文辭之美，鑒賞除專業、眼界之外，意境韻味、文辭語感也很重要，一篇好的鑒賞就是一篇好的散文。《湖山信美》文字雅致清新，契合了宋文治先生溫雅的江南風格，讓人讀之回味不盡。眼下正是江南三月，宋文治先生筆下的如花美景正在呈現，引一段作者對宋文治《江南三月》的賞析以佐證之 ：
在《江南三月》中，可以看到鶯飛草長、萬物萌蘇、桃花始盛，一片春色滿園。民居黒瓦白墻，高低起伏，錯落有致；窗格空靈美妙，小橋流水人家，宛如人間仙境。人們或倚窗憑欄，或駐足橋上、凝望煙霞云蔚的繁花勝錦，呼吸花蕊吐芳，水汽蒸騰、飛燕鶯啼，讓人感受到大地復蘇的生命氣息……”
（作者周和平著有《宋文治傳》《大道留真—宋玉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