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長篇小說《民謠》問世之前，王堯已經在多重身份之間“行走”得游刃有余：
作為學者，他是蘇州大學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作為散文家，他在多種報刊發表專欄，以《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作為批評家，他直面文學創作的問題與現實，提出“新小說革命”，引發文學界的討論……《民謠》出版以后，更是讓讀者看到“作家”王堯身上的多種可能性。
身份跨界下，王堯的“多棲寫作”賦予了作品什么樣的特點？如何評價他首次轉型書寫的小說《民謠》？11月13日，江蘇省作家協會在南京舉辦研討會。40多位文學研究專家齊聚，圍繞“創作與批評”這對相互依存的文學共生體，對此展開探討。
創作與批評，“多棲”文學家借村莊日常介入歷史
“王堯是一位將創作與研究融為一體的作家”，江蘇省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汪興國開場發言道，從2006年開設“紙上的知識分子”專欄，到首部長篇小說《民謠》出版，“王堯的文學思想與學術思想同頻共生，兩者互為補充，結下的成果是一個值得深挖的寶藏。”
創作《民謠》，王堯準備了二十余年，連他自己都認為：“這幾乎是一次馬拉松式的寫作。”靈感萌發已久，過兩年寫幾段，遇到寫作“困境”，便停下來。直到久違的寫作沖動再起，他決定放下其它寫作，最終完成了自己的這幢“爛尾樓”。
故事采用回憶式書寫，利用蘇北水鄉少年王厚平的視角，追溯起1970年代發生在一個村莊身上的世事滄桑。
這是一名少年的成長精神史，也是一個村莊的變遷發展史，同時也是一個民族的自我更新史。出生于1960年的王堯曾在后記中如此形容自己的這次創作：“如果說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識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與‘歷史’的聯系。我并不是在尋找自己，只是詢問與我相關的一段或幾段歷史的那一部分。”
《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鷹用三個關鍵詞來形容這部作品的特點，“一個是鄉土，一個是歷史，一個是自我。”王堯把他對人倫秩序和社會結構的認識，融入到對村民日常生活的書寫中，基于鄉村大隊的生產和鄉鄰的交際等當時平凡如常的日子，構建出小說文本。
許多讀者看完書后，以為故事中的少年就是王堯本人。但王堯否定道：“少年不是我，這部小說也不是我的自傳。我讀自己的初稿時，最初的感覺那個少年好像是我，再看又不是。”
《民謠》采用的是個人記憶與歷史記憶相糅合的敘事方法，記憶是“半虛構”的記憶，“我”是親歷者、旁觀者、研究者，既抒情又批判，在與過去的“對話”中追問和反思歷史。
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吳義勤表示《民謠》是他非常喜歡的一部長篇小說，它的魅力在于審美趣味上的錯位感，“王堯是優秀的評論家和學者，長期研究和撰寫散文，所以哪怕是突然開始寫小說，但語言始終保持著散文寫作的魅力。”
比如說題記寫著：“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墊在屁股下。”
再比如開頭寫道：“河流從西向東流過。大船，小船，木船，機船，偶爾也有竹筏蕩過。我愛聽搖櫓的聲音，像八哥兒名叫。機船高亢的聲音讓人心煩，但我喜歡機油的味道，在機船過后，我仍然能聞到殘留在河面上的油味兒。”
沈陽師范大學教授孟繁華說，距離《民謠》出版已經一年多，這一年來，文學界對《民謠》的評論幾乎沒有停止，同時它也在摘得諸多文學獎項的桂冠。能夠進入大家的視野，在于其獨特的歷史介入方式，“小說所處的年代正位于重要的歷史階段，對這段歷史有各種各樣的敘述。而王堯《民謠》的敘事是漫不經心的，沒有大起大落的情節和故事，那并不是置身度外的冷漠，而是經歷了風雨后的淡然。”
新銳小說家，處理記憶和歷史的關系
2020年10月，王堯在郁達夫文學獎的評審會議上，提出了新“小說革命”，他認為小說創作應該在范式上“有一場革命性的變化”。在這之后，首部長篇小說《民謠》發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他對這一命題的“實踐”回答。
暨南大學教授賀仲明以《民謠》為例，提出王堯的文學寫作特點集中在三個方面：其一是對特殊時期非人性行為的批判，這反向證明了他對人類美好感情的肯定；其二重視語言之美，對藝術創作細致講究；其三是側重于以思考和批判精神看待過往的歷史。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副總編輯王兆將王堯稱作“跨學科的高手”，文學創作融合了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知識體系，展現了寬闊的視野和巨大的開放性，他的寫作再次體現出“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沒必要設置邊界，自我束縛。”
談論王堯的文學研究，就不得不提他對汪曾祺作品的品讀。2018年，他憑借評論作品《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獲得魯迅文學獎。授獎詞寫道：王堯的文章“在重新打開汪曾祺的意義空間的同時，也為當代作家實現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的鏡鑒。”
山東大學教授黃發有認為，王堯的研究視野和學術創建方法可以給予我們很多有價值的啟示，“他關注的都是當代文學史研究的關鍵問題，形象地展現出學人與歷史、時代間的內在呼應，推動我們思考作為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實現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說，考察王堯的創作或研究，離不開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建置和60年代人所處的背景，“他們這代學人其實是在80年代改革開放下，完整形成了自己的精神成長和學術生涯，（創作）與這段思想史和文學史有著密切的關系。”
王堯向所有與會人員道謝：“感到特別幸福的是，我生活在一個文藝共同體中。雖然大家各自的審美趣味和判斷不太一樣，但是卻和我有著共同的信仰和抱負。”他在感言中提到了大學、作協、出版社、媒體……“如果沒有大家的寬容和支持，我也不可能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中國作協副主席、江蘇省作協主席畢飛宇表示，在他看來，王堯是一位善于處理記憶和小說關系的作家，“所撰寫的諸多評論作品已經足以說明他在文學批評上的造詣。”所以在研討會進行前，他其實比較好奇的是大家會怎么看待王堯新增“新銳小說家”身份，而在聽完來自各地文學研究者的論述以及對王堯認可之后，可以得出結論了——“王堯是一位具有文化抱負、具有歷史責任感的新銳小說家，我為江蘇文學涌現出這樣一個朝氣蓬勃的小說家感到欣慰和鼓舞。”記者 孫慶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