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江南的意象，古代詩詞中俯拾皆是。這些意象的產生，半是源于江南人對故鄉的回望，半是來自異鄉人的反觀。在這中間，運河作為出入江南的重要通道，成了古典詩詞的審美對象，因而有著“唐詩之河”“宋詞之河”等美譽。這些運河詩詞中所蘊含的“下江南”意象，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學母題。
一
“下江南”意象是運河文化和江南文化相互交融的產物。古代江南，水鄉澤國，以河代路，是船的天下。《越絕書·吳地傳》記載，春秋時期吳國曾在其腹地開“吳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巢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楊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連接起蘇州和揚州，從而溝通了太湖和長江流域；向南開“百尺瀆”，“奏江，吳以達糧”，從而溝通了太湖和錢塘江流域。吳古故水道和百尺瀆所構成的水道，是江南河即江南運河的前身。此外，越國疏浚了“山陰故水道”（《越絕書·地傳》），這是浙東運河的前身。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鑿丹徒水道，取直江南河的北段；三國時孫權進行疏浚，邗溝和長江船只從“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南齊書·州郡志》）。
江南河聯通南北，不僅打破了江南地區地理意義上的封閉狀態，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還超越了文化意義上的傳統吳、越文化的分區，使之成為一個統一的江南文化區。“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漢樂府《江南》）；“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謝朓《入朝曲》）；“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南齊書·丘靈鞠傳》）；“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丘遲《與陳伯之書》），這些六朝詩文中所呈現出的江南意象，具有一種不同于北方政治倫理精神的詩性審美氣質。我國歷來有“北上南下”之說，江南運河的暢通，使得北方人士紛紛“下江南”。
二
“下江南”意象中包含著一種從流飄蕩的“悠悠”物象。江南是一個充滿詩性精神的所在，這里有隱隱的青山、繽紛的花樹、低徊的明月和清風、如煙細雨下輕輕搖動的舳艫，還有小橋流水人家、詩酒和似水流年、自由如風的歲月、空靈玄虛的思想。隋代“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廣十余丈”（《資治通鑒·隋紀》），乘船下江南顯得更為便捷。士人們擺脫了車馬的束縛，沿著大運河乘船順流而下，賞看倒映在水里的江南風物，悠然的心情溢于言表。“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邪”（《莊子·外篇》），其中自有一種“從流飄蕩，任意東西”（吳均《與朱元思書》）的審美心態。
唐宋時期，江南逐漸成為士人心目中的一片樂土，乘船下江南也成了一件“悠悠”樂事。孟浩然在《自洛之越》中寫道：“皇皇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物，誰論世上名。”政治上失意的詩人，終于在江南找到了心靈上的慰藉。“江南風土歡樂多，悠悠處處盡經過”（張籍《相和歌辭·江南曲》），“悠悠”一詞道盡了乘船下江南的美好。白居易在諫言不被朝廷采納后，主動申請外放，到杭州、蘇州等地任職，“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長相思》），該詞從思婦如水一般綿綿不絕的“愁思”中，反襯出游子在江南生活之“悠悠”；而且從汴水到泗水，再到揚州的瓜洲古渡，最后到達長江以南的吳地，也點出了游子“下江南”的清晰路線。“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閑地少，水港小橋多”（杜荀鶴《送人游吳》）；“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陸游《臨安春雨初霽》）；“天上天堂，地下蘇杭”（范成大《吳郡志》），到達江南，無論身在船上、橋下，還是在夢里、念里，此地的悠悠生活，總是那么難忘。
三
“下江南”意象中總有濃得化不開的別樣“離愁”。下江南，意味著與政治中心的漸行漸遠，與故鄉親友的離別，與心愛之人的永訣，其中自有一種或痛徹心扉或黯然銷魂的離愁別緒。況且船行運河之上，是既封閉而又開放、既固定而又流動、既熱鬧而又冷清、既無聊而又充滿希望的，四時風物的變化，也容易感蕩心靈。“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在下著大雨的寒夜渡江來到異鄉，第二天一早卻以主人的身份送客，還要回應洛陽親友的種種問詢，作者內心的孤獨可想而知。張繼的《楓橋夜泊》，更是“下江南”詩詞中的代表作。“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萬籟之中，變化無窮，詩人隱身船里，只余一點迷離的希望，這番離愁，只有放在運河之上、人生如寄之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這種別樣的離愁，在宋詞中更是表現得迂回婉轉。“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柳永《雨霖鈴·寒蟬凄切》），詞中寫的是汴梁（“都門”）一別，乘船沿著運河返回江南（“楚”），一路無聲，酒醒后唯見“楊柳岸，曉風殘月”。周邦彥也是在汴梁（“京華”）告別心愛之人，返回家鄉杭州（“故國”）途中，寫下《蘭陵王·柳》一詞，借柳寫離情：“柳陰直，煙里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詞中既有楊柳，還有堤岸、流水、舟船（“篙”）、河口（“浦”）、驛站、渡口（“津”）、橋等運河意象，通過層層鋪墊，傷別之情可謂深入骨髓。
“節過中和日有三，臺星一點下江南”（周邦彥《壽陳運干》）；“想君行盡嘉陵水，我已下江南”（王質《眼兒媚·送別》），可見在兩宋時期，“下江南”已成為一個相對固定的文學意象，包含著下江南的種種詩意和范式，從而對元明清文學及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作者：姜曉云，系南京師范大學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