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伯奔吳”故事，在江南吳越地區應該是家喻戶曉了吧?于一般人而言，也不會太生疏，略知一二。但具體情況如何，需要我們透過歷史重重迷霧，尋找到事物的原點真相。
《史記》有《吳太伯世家》卷，漢代司馬遷以史家之筆，追述了發生在商朝末期西部歧山周原一帶的姬姓部落家務事。姬姓部落最高長者叫“古公亶父”，在后來周王朝建立后，被人們尊稱為周“太王”。
周太王時期，姬姓部落開始強大了，在考慮將來要把大酋長的位置傳給誰的問題時，老太王遍巡兒孫輩，在那么多人當中，他只看中了一個孫子，這個孫子是三兒子“季歷”家的老大，名字叫“昌”即姬昌。這個姬昌也就是后來的周文王。
按照嫡長子繼承制，老太王應該把權力的第一把交椅交給大兒子，如果傳給三兒子，實現再由三兒子傳給孫子，于規矩不合，同時也會讓老大處于非常尷尬的地步。
于是，老大、老二動腦筋想辦法，既要讓父親的愿望達成，讓他把權柄先傳給老三，再由老三傳給他的兒子姬昌，同時也不要傷了家族弟兄們的和氣。
于是，兩個人就趁著老太王身體不舒服、臥床不起的時候，謊稱要到南方吳越一帶去采點草藥回來給父親治病，終于獲得了開溜機會，因害怕部落還會派人來追趕，弄不好回去還會丟了性命，就不顧一切地向東南方向的荊蠻之地狂奔而去。
于是終于奔到了一片靠打漁謀生的“荊蠻”之地，落腳的地方不知叫什么名字，問當地土著人，只聽他們發出“勾吳”“勾吳”的聲音，兄弟二人索性“文身斷發”，與土著們一樣穿著打扮，以此表示再也不回西北岐山周原那個地方了，把自己落腳的地方從此就叫“勾吳”。
老大、老二到荊蠻“勾吳”落下腳后，由于他們是從文化發達地區過來的，見過大世面，又待人以禮，很快當地就有一千多戶蠻子被感動了，主動要求跟著這兩位“北方佬”干活，最后竟然建立了“勾吳”部落王國。這老大本應該叫“伯”什么的，但史書文獻上沒有記載，就叫他“大伯”吧，老二叫“仲雍”。最后大家一致推薦老大來當頭，帶領他們除了捕魚捉蟹，還可以種地。
當老大、老二在荊蠻之地謀生發展時，北方的老三季歷這一房果然不負眾望，到了姬昌時，已經被商紂王任命為“西伯侯”了，再到了姬昌的兒子姬發即周武王時，最后在孟津這個地方，率領八百諸侯國的軍隊與商紂王軍隊決戰，最后打敗了商紂王，推翻了商朝，建立起了姬姓周朝。這時如果從老太王開始算起，在荊蠻吳地上的姬姓已經是第五代了，所以史書上稱“五世而武王克殷”。但當年逃到南方的老大“大伯”、老二“仲雍”已經早已不在人間了。
天下江山終于姓姬了，所以，周武王派人到處尋找當年姬家老大和老二的下落，要給他們的后代封官。原來姬家老大“無后”，他在世時，弟弟仲雍的兒子們都稱他為“大伯”“大伯”，去世前，這位仁慈的“大伯”把勾吳的大權當然傳給了自己的弟弟仲雍。等到周武王要封處于荊蠻大地上的姬姓人家時，當地只有老二房仲雍的一脈了。于是在仲雍的后裔中，有一個叫虞仲的人被周王朝“在中國”劃撥了一塊地皮，封了一個國叫“虞國”，享受諸侯國待遇，具體位置在中原的“周之北故夏墟”地塊；虞仲的哥哥周章，在這之前已經是吳地的大酋長了，于是“在夷蠻”就地受封，建立“吳國”，為伯爵等級，比在中原建立的姬姓諸侯國虞國的等級要低。
“吳國”的正式建立是在周武王建立周王朝以后的事，同時，姬家老大、老二當年逃跑到達的地點是荊蠻之地，之前還沒有吳地概念，“勾吳”也是他們兄弟二人到達荊蠻后，“自號勾吳”。唐代司馬貞“索引”也指出：“此言自號勾吳，吳名起于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楚越界，故稱荊蠻”。
值得注意的是，后人在描述姬家老大、老二逃離岐山周原時，將《史記》里記載他們是“奔荊蠻”改成了“奔吳”了，給人的理解好像是在這兄弟倆沒有到來之前，這塊荊蠻之地就叫“吳”了?發展到后來，又把老二仲雍給甩掉，直接簡稱“太伯奔吳”了，而不說“太伯仲雍奔吳”。
現在的吳地人重視姬家老大、輕視姬家老二的現象，著實令人啼笑皆非呀！這是不是在受一些文藝作品“小說家言”的誤導?亦或是受到了一些學問淺顯者、急功近利者的蠱惑?
我要強調的是：
第一，“太伯奔吳”是一個偽歷史命題。因為姬姓兄弟二人離家出走時，“吳”地還沒有問世，要奔也是奔的荊蠻之地，正確的提法應該是“奔荊蠻”，這也是《史記》上寫得清清楚楚的。
第二，“太伯奔吳”也是一個偽邏輯命題。因為它以偏概全，只重視了姬家老大的作用，而忽視了一道離家出走的姬家老二的作用，歷史上的“吳國”是由老二仲雍及其子孫們建立的，老大“太伯”時代還處于“勾吳”部落酋長制時期，正確的提法應該是“太伯仲雍奔荊蠻”。
首先，“太伯”一詞在司馬遷的時代是不存在的，是“大伯”之訛。先說“大”與“太”二字，從我國文字學發展史看，“大”與“太”相較，最早是有“大”字，是為象形字，表現為一個張開雙臂和雙腿的強有力的人的形象。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對“大”的解釋是：“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值得注意的是，《說文解字》中沒有“太”字，“太”是由“泰”來顯現，而《說文解字》釋“泰”為：“從廾從水，大聲”。即“泰”字最早也是念“大”聲。“太”“大”“泰”三字為通假字，在古代常常通用。“太陽”在最初的文字表達即為“大陽”，“太古”在最初的文字表達即寫成“泰古”。
其次，“吳太伯”的名稱有違商周時期就已經出現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兄弟排序稱謂。“吳太伯”最初應該是“吳大伯”，是依據姬家老二仲雍、老三季歷的兒女們口氣對大房長輩的稱呼，他們都要稱老大為“大伯”。古代兄弟之間，從大到小排列為：伯、仲、叔、季，如果是弟兄三個，就叫伯、仲、季，如果兄弟超過四個以上，從第三位開始，仍然以“叔”來排序，但最后一位是“季”。從姬家三兄弟來看，老二“仲雍”、老三“季歷”都符合，老大應該是“伯Ⅹ”才符合規范，但現在通行的“太伯”表達，呈現為“Ⅹ伯”語詞形式，顯然違背了當時人的稱謂規范，是后人所為。始作俑者，當為司馬遷的《史記》。關于這一點，唐代人就已經發現了。唐司馬貞《史記》“索引”引范寧解《論語》認為：“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這里的“太伯”實即“大伯”意。司馬貞認為，“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耳”。意思是說，姬家老大的名字是什么，史籍沒有記載清楚，依據仲雍、季歷的取名方法，老大也應該是“伯Ⅹ”，可惜不是這樣，只好用“大伯”“太伯”來稱謂了。
其三，“吳太伯”沒有后代，真正的吳文化主要由姬老二“吳仲雍”一脈創建。《史記》明確記載：“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司馬遷雖然一方面告訴我們“吳太伯”沒有兒子，所以臨終前把大酋長的位置傳給了老二仲雍，但一方面也把老二一脈的子孫繁衍功勞全部記在了太伯名下，給后人造成混淆。《史記·吳太伯世家》中記載到：“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單從字面上看，根本不知道太伯是沒有后代的，還以為吳王壽夢是太伯的第十九代孫子呢，其實壽夢是老二仲雍的裔孫。司馬遷的這種誤導，唐代人司馬貞也早已看出來了，他在“索引”中疾呼：“壽夢是仲雍十九代孫也！”正是由于司馬遷的誤導，并且通過《史記》“世家”體例來講述記載發生在勾吳大地上的事，將題目直接定為《吳太伯世家》而不是《吳仲雍世家》，給吳地人及吳姓人造成歷史性的誤會，他們總以為吳文化是由吳太伯一脈創建的，以為現在姓吳的人氏都是吳太伯的后裔，把仲雍給埋沒了，把仲雍及其子孫創造的吳文化偉大業績移花接木到老大“大伯”頭上去了。問題的要命之處還在于：現今的吳氏門人，尤其是吳氏宗親會的人們，還盲目地去拜“吳大伯”是他們的老祖宗，而忽視了自己真正的祖宗“吳仲雍”。現在，太伯墓、太伯廟香火很旺，而安葬在常熟虞山上的仲雍墓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吳地有沒有“仲雍廟”我不清楚，但相比較而言，仲雍的香火氣要淡得多了。如果把祖宗祭拜錯了，那要鬧笑話的。作為吳氏后裔，在尊重太伯這位已經充滿“政治色彩”的祖先同時，更不要忘記真正的老祖宗是仲雍這位當年與老大一道出逃的姬家老二。
其四，“吳大伯”時代盛行以排行為名，出現了許多以“伯”為名人物。謹擇兩例以說明：
1.伯邑考。伯邑考是周文王姬昌的嫡長子，生卒年不詳，是周武王姬發的同母兄長，母親太姒（sì）。周文王姬昌13歲時生下了這個大兒子。周文王姬昌的父親是季歷，季歷與太伯都是太王古公亶父的兒子，所以論輩份，伯邑考應該稱呼“太伯”為大伯父。由伯邑考的取名可知，他們姬家是有著以伯、仲、叔、季為孩子命名傳統的，尤其是老大，“伯”字號不能隨便丟。周文王15歲時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姬發，就是后來的周武王。由此我們也想到，當初老太王古公亶父發現老三季歷不僅有了兒子，而老大、老二可能還沒有子嗣，尤其是老大肯定是沒有子嗣的了，老二仲雍在岐山周原姬家發跡地有沒有子嗣，史書上沒有記載，后來的子孫都是在勾吳大地上出生的。有鑒于此，當年老太王要把部落權杖交給老三季歷，也屬正常，因為老大老二家都不見生有一兒半女，老太王肯定對他們很有意見，所以，老大、老二倆人最后俏俏逃離家園，也屬明智之舉。
再說周文王姬昌為什么沒有讓伯邑考后來繼承“西伯侯”位置，而是讓二兒子姬發繼承呢?據《史記·殷本紀》記載：商紂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后，紂王仍然荒淫無道，濫殺無辜，先后“醢九侯”、“脯鄂侯”，把兩位諸侯都殺了，西伯侯姬昌為此而“竊嘆”。誰知姬昌的這一舉動被崇侯虎發現了，就到商紂王那里告發，最后，“西伯侯姬昌”被關進了羑里大牢。姬昌被紂王囚禁后，他的大兒子伯邑考又被當做人質，來到紂王身邊，為紂王駕車。紂王后來烹殺了伯邑考，將他做成肉羹賜給姬昌，并說：“圣人應當不會吃自己兒子做成的肉羹。”姬昌最后還是吃下了肉羹。紂王說：“誰說西伯昌是圣人?吃了自己兒子做成的肉羹還尚且不自知。”伯邑考的性命就這樣殘酷結束了。
2.伯夷。《史記·伯夷列傳》記載，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據《史記》“索隱”引《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可知，孤竹國是商湯時所封，地址在遼寧西部的令支縣一帶。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他們的父親孤竹君“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似為復姓“墨胎”。《論語·公冶長》有“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句，邢昺疏引《春秋少陽篇》曰：“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在這里，伯夷的姓變成了單姓“墨”。從孤竹國君有“墨胎”姓氏，有名“初”、有字“子朝”看，似應為復姓“墨胎”。
再說父親孤竹君“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父親生前看好老三“叔齊”，要把君王位置傳給他，等到孤竹君去世后，老三叔齊不肯接位，要讓給大哥“伯夷”。伯夷見三弟這樣做不妥，對他說：“父命也。”意思是說這是父親的命令，不好隨便改，“遂逃去”，立馬離家出走逃跑了。老三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跟著大哥一道逃跑了。俗話說“國不可一日無君”，孤竹國的人只好立“中子”即老二“仲”字輩的來當國君。伯夷、叔齊兄弟倆聽說“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善養老”，就去投奔那里，從東北來到了西北。兄弟倆后來演繹了一段采薇菜而食、“義不食周粟”、寧可餓死在首陽山的佳話。通過“伯夷”的取名亦可見出，當時人們用排行來取名是正常現象，無論是東北還是西北都有。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吳大伯”不以“伯Ⅹ”名世，只能說是歷史文獻闕失造成的遺憾，這個問題連司馬遷當年也沒有解決。用“大伯”來稱呼這位到荊蠻建立“勾吳”王國的開創者，充分表達了以仲雍為代表的姬姓子孫對這位老大的尊重，也表達了吳地人對這位吳文化開創者的尊重。當中國的文字載體走出了司馬遷時代仍以竹簡為書寫載體的時代，當漢字構造能力不斷擴大，造紙、印刷術發明以后，漢字的數量在迅速增加、漢字的內涵分工更細時，出現“大”與“太”“泰”的分工更加明確，人們將“吳大伯”寫成“吳太伯”或“吳泰伯”已經成為可能，因為“太”“泰”二字中不僅包含了“大”的含義，更增添了厚重的歷史文化感。但這一切，絕不可能是發生在處于“勾吳”荊蠻時代的事。
束有春
2021年1月7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