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歲末年初之際，朵朵紅梅花常常在不經意間傲然綻放。凝視這一抹醉人的嫣紅，紅梅的秀麗與高潔便盡顯無余，引得歷代文人墨客爭相吟詠。清代史學家及詩人趙翼于家鄉常州目睹了紅梅花盛開的美景后，也曾寫下一首膾炙人口的《紅梅閣題壁》：“出郭尋春羽客家，紅梅一樹燦如霞。樵陽未即游仙去，先向瑤臺掃落花。”
詩中最為人所熟悉的便是“紅梅一樹燦如霞”一句。作者見到的梅花有千萬朵，但僅僅是一棵樹上的梅花便已十分燦爛絢麗，宛如一片紅霞。此句用以點帶面的手法，如特寫鏡頭一般，展現了梅花的美不勝收。而詩中的梅花之所以顯出別樣的韻味，也與生長地紅梅閣的掌故與傳說有關。歷史悠久的紅梅閣，成為常州深厚文化底蘊的重要體現，也為人們認識常州提供了一扇“窗口”。
意境悠遠紅梅閣
紅梅閣始建于唐昭宗年間，本為薦福寺的一部分。南宋熙醇年間，紅梅閣隨薦福寺一同毀于火災。明朝洪武初年重建，后又遭毀棄。此后，薦福寺沒有再建，紅梅閣則在玄妙觀的舊址上重建，逐漸成為常州著名的游覽勝地。現存的紅梅閣為1900年重建，為總高17米的磚木結構建筑，分上下兩層，雙重飛檐，造型雄偉、斗拱翹角、別具一格。
紅梅閣原名飛霞樓，至元代改稱紅梅閣。而關于這一名字的由來，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相傳號稱“紫陽真人”的道教南派祖師張伯瑞曾在這里聚徒修煉，并手植紅梅。另一說法則稱元朝至正年間，縣吏龔子彬于玄妙觀內審理和編造獄冊。有一天外出，回觀后已饑腸轆轆，卻不見家中婢女送飯來。龔子彬大怒，回家后失手將婢女打死。后來，龔子彬發現飯菜早已送來，只是被堆積如山的案卷蓋住。因打死婢女，龔子彬被發配云南。正待起解，忽有一老翁翩然而至，贈以手杖、絲絳。龔子彬與押解的公差跨上手杖與絲絳，乘風而行，很快到達云南。二人當天又返回常州，將在云南折回的紅梅花種于玄妙觀內。從此，紅梅花便年年盛開，“紅梅閣”之名也因此而來。
上述兩種說法的流行，使紅梅閣與道家、仙人結下了不解之緣，平添了一分神秘感。而在趙翼的詩中，也體現出這一點。第一句中的“羽客家”便是指道觀，也是作者尋訪的對象，使全詩具有了仙風道骨之氣。但作者卻又無意寫仙境，而是將筆觸對準現實人間。三、四兩句寫一個道士在打掃落花。詩中的“樵陽”也泛指道人，與第一句中的“羽客”同樣的意思。道士并未外出云游，而是在打掃落花，迎接客人。而眼前的紅梅花千千萬萬，有正在開放的，也有已經飄落的。無論是開著的還是落下的花，都是美的，而打掃落花也是美的。因為花本身傳遞著自然界的美，打掃落花則反映出對花的憐愛，不忍花被路人踐踏，更體現出人與自然共生的和諧之美。至此，整首詩傳遞出一種超越眼前景物的意境與情趣，令人產生諸多遐想，也令紅梅閣的魅力躍然紙上。
因此，后人在游覽紅梅閣時，不但為眼前紅梅盛放、宛如霓云的景象所陶醉，也品味著其后的象征意義。加之紅梅閣的建筑古雅莊重、氣勢非凡，更令人產生別樣的情感。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瞿秋白便曾以“鐵梅”、“滌梅”作為別號。在1922年出版的《餓鄉紀程》中，他曾深情地寫道：“我沒離故鄉之前，常州紅梅閣的翠竹野花，環溪的清流莊稼，也曾寄托我的奇思遐想”。在那時，他常與同窗好友在紅梅閣讀書吟詩、縱論大事，并留下了“出其東門外，相將訪紅梅。春意枝頭鬧，雪花滿樹開”的不朽詩篇。
古今輝映文筆塔
依托于紅梅閣，常州于1958年開始建設紅梅公園，并于1960年正式開放。紅梅閣位于公園南部，并與周圍的翠竹、假山、長廊等構成了“紅梅春曉”的獨特景觀。“紅梅春曉”與“古剎鐘聲”、“曲池風荷”、“青巒倒影”、“鳳橋花徑”、“翠薇秋霞”、“孤山雪松”、“文筆夕照”共同構成了獨具特色的紅梅公園“八景”。而這“八景”之中，同樣具有深厚人文底蘊的便是“文筆夕照”，描述的是每當夕陽返照時，公園內文筆塔輝煌絢爛的勝景。文筆塔原為太平寺附屬建筑。太平寺建于南齊建元年間，本名建元寺，唐朝乾元年間加以擴建，宋朝太平興國年間改稱太平興國禪寺，明朝洪武年間改稱太平講寺,簡稱太平寺，所以文筆塔又曾稱太平講寺塔。
在歷史上，塔與寺多次興廢。宋代時，楊萬里的《題太平寺》一詩中便有：“太平古寺劫灰馀，夕陽惟照一塔孤”的描述。此后，太平寺在明清兩代都曾遭火災，早已不復存在。文筆塔雖然也受盡磨難，卻留存至今。1937年11月底，日軍攻打常州，先從東門外開炮，將塔頂銅葫蘆、寶珠和承露盤擊落。塔的木制結構部分完全焚毀，僅存磚砌的塔身，搖搖欲墜。1980年，常州市政府建立文筆塔修復委員會，愛國實業家劉國鈞先生的夫人及子女奉劉先生遺愿，捐資相助。1982年11月，維修工程竣工。1983年2月，塔正式對外開放，而蓮瓣狀古塔基為僅剩的南齊時代的遺物。
雖然屢遭磨難，但文筆塔卻在常州人心中有著不可取代的重要位置，被視為“筆魂”。相傳，古代每當塔頂有祥瑞之光出現，常州必定有人中狀元。北宋大觀年間，常州中狀元53人，占當時總數的五分之一。在位的宋徽宗趙佶便下令將塔改名為文筆塔。從此，文筆塔便成了常州考生心中的圖騰。考生上京趕考前，必登塔祈禱，以求高中。據說趙翼的父親不信這個說法，拒絕讓兒子于考前登塔。結果1761年應考的趙翼本該是一甲第一名的狀元，但乾隆在御筆欽點時，以清朝立國以來尚未有陜西籍的狀元為由，將趙翼和第三名的王杰作了對調。從此，人們對于文筆塔更加深信不疑。
關于文筆塔的傳說未必可靠，更多地是人們的一種心理暗示。但是，常州在歷史上文氣鼎盛，涌現出無數優秀人才卻是不爭的事實。在科舉時代，常州一共出了9個狀元，1500多個進士。至于各行各業的杰出人物，更是不勝枚舉。僅明代以來，便涌現了“唐宋派”散文代表人物唐順之、人口學者洪亮吉、通俗小說家李伯元、教育家張鶴齡、語言學家趙元任、數學家華羅庚、戲劇家洪深、書畫大師劉海粟、“金嗓歌后”周璇等人。諸多優秀人才更令歷史上出現了許多以常州人為代表的重要群體，如“常州今文經學派”、“陽湖文派”、“常州詞派”、“常州畫派”、“孟河醫派”等。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上，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這三位重要人物也都出自常州，并稱為“常州三杰”。
正因為人才輩出，常州更成為人們心中向往的城市，并為之發出由衷贊嘆。并非常州人，但卻是“常州學派”成員的龔自珍就曾有“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chóu）”的論斷。出自常州本地的趙翼更是留下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的著名詩句。而在古今人才的彼此輝映下，始終屹立的文筆塔更顯得巍峨挺拔，也成為常州獨特魅力的絕佳“代言人”。
不凡氣質越千載
紅梅閣中如霞般絢爛的紅梅掩映著巍然屹立的文筆塔，彰顯出非凡的獨特氣質。燦爛怒放而不退縮的紅梅，象征著敢為人先的銳氣；歷經劫難而不倒的文筆塔，則象征著不屈不饒的韌性。正是在這一獨特氣質的作用下，常州人數千年來銳意進取，將這一方熱土建設得生機勃勃，譜寫出了一幕幕絢麗的時代華章。
紅梅公園航拍圖 新華網施漢攝
商代末期，北方小國奄為周所滅。奄國國君率殘部從山東輾轉來到江南，他們在這里筑城安家。因城四周都是河，如于淹水中，所以稱之為淹城。后來，吳王馀祭封季札于此，此地得名延陵，常州2500多年的建城史由此開始。
此后，歷經幾百年的建設，常州地區得到初步開發。西晉末年，永嘉之亂發生，北方流民大量南遷，帶來先進的農業技術和生產工具，常州社會經濟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在此后的約300年中，本地民眾與北方移民共同努力，使常州在南北朝末期成為了富庶的魚米之鄉。
隋煬帝大業六年，江南運河得到疏浚加寬，常州逐漸形成了以運河為紐帶，溝通長江、太湖，旱澇兼濟的水利系統，社會生產獲得進一步發展。除農業外，手工業也相當發達，許多產品成為貢品。據《唐六典》記載，當時全國各地的紡織品按質量好壞分九等，常州生產的纻布被列為第二等。同時，因每年大量漕米和貢品都要經運河北上，地處“東南要沖”的常州成為必經之地，進一步發展為經濟重鎮。
至宋代，隨著又一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常州地區社會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到15世紀初，常州已躋身全國33個較大的商業和手工業發達的城市之列。至明朝嘉靖年間，常州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居民逐漸從傳統農業生產中脫離出來，梳篦等手工藝品馳名南北，并享譽至今。
1840年鴉片戰爭前夕，常州的紡織、印染、冶煉等行業的規模日益擴大，錢莊等金融機構也漸趨發達。鴉片戰爭后，常州又在全國較早地發展近代工業，成為我國民族工業的發祥地之一。清朝末年，在被譽為“中國實業之父”盛宣懷的帶動下，常州的工業已領先全國。1908年，滬寧鐵路通車，處于鐵路中間點的常州對外交通更為便捷，建成了以紡織、印染為主的近代工業體系。到改革開放初期，常州已成為馳名全國的明星工業城市，常州制造創造出“小桌子上唱大戲”、“雙手舞出八條龍”的奇跡，一大批知名產品行銷全國、譽滿國際。
進入20世紀90年代，常州又開展了城市精神大討論，最終提煉出了“團結拼搏，開拓爭先，再創輝煌”的城市精神，使歷經數千年而傳承的不凡氣質煥發出新的生機。
進入新世紀，面對著外向型經濟和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的大潮，常州工業經濟的優勢有所削弱。面對這一發展瓶頸，常州向改革要資源，以創新求突破，大膽“突圍”，推進從制造向“智造”的轉型。這座以工業立市的制造業城市，圍繞智能制造發力，催生出200多家行業領軍企業。同時，又對標國家重大政策，催生了一批足以支撐城市轉型的重點項目；完成了傳統工業城市成功升級的靚麗答卷。歲月匆匆、時光飛逝，在絢麗燦爛的紅梅閣與屹立千載的文筆塔的注視下，常州這座長江之畔的明星城市必將堅定步伐，邁向更加輝煌的未來。（顧亞新）
